八十九、回北京
黄晓捷
1972年9月的一天，万里蓝天。 父亲和几位分校的工作人员开车把张大夫、会员、田田、我、小川儿、小不点儿、还有几位不熟悉的人员送到丹江口火车站。 由于就要离开丹江口、就要结束干校生活、就要回到阔别近三年的北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精神十分亢奋。所以高昂的激情把脑子里当时送行的情形全部烧掉了。因此那天离开丹江口车站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几乎是零。 我只是记得，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向着月台上的父亲挥手。父亲微笑着向着我们挥手。看着微笑的父亲，我忽然心里泛起微微的不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完全不明白。月台离我们越来越远，终于看不见了。小川和小不点儿说别挥手了，人都看不见了。我才把探出车窗的半个身子缩回车厢，心里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我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景色发呆，很久也没有说话。所有的人也都没有说话。大家都看着默默地看着窗外无语。 直到火车在下一站停靠的时候，我们才活跃起来。新上来的两位女旅客挨着我们的座位坐下后，与窗外送行的人说话。他们一张嘴，我们觉得见到了熟人，因为车里车外的人说的都是北京话。小不点儿最会来事儿，马上与对方搭讪，说我们也是北京来的，现在要回北京去。对方有些惊奇，问我们是哪里的。小不点儿告诉他们我们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口分校的，现在正式调回北京了。车里车外的人都很高兴，都是北京的，路上可以有个照应了。 火车继续前行。我们也活分起来。开始在火车的各个车厢里前后溜达。 火车的空位子很多。可是会员、田田还是嫌我们的车厢里的人多，拿着行李换到隔着好几个车厢的地方找座位坐了。我们转了几个来回，又一次来到只有会员和田田坐着的车厢里的时候，我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我自觉不自觉地用鼻子使劲儿嗅了嗅，然后来到了会员和田田的面前。那股熟悉的闻到更强烈了。我又使劲儿吸了几下鼻子。会员和田田立刻凶狠地看着我，然后问我是不是查户口的。我马上说不是，我是路过的。他们说路过就好。还目露凶光杀气腾腾地警告我不要多嘴，不要多事。还口气十分凶狠地问我听到了没有、记住了没有。我马上说听到了，记住了。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闻到。啊，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他们俩故作愤怒地说，再说我就抽你。我和小川儿假装害怕赶紧溜了。小不点儿却舔着脸继续留在了那里。很久也没有回来。 晚饭，我们吃自己带的干粮。会员和田田过来说不饿，接着向着餐车方向溜达而去。当他们再次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又嗅了嗅鼻子。他们两个又瞪着眼珠子怒视着我。这回我闻到的是另外一股熟悉的味道。 夜深了，我们躺着长椅子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洗好脸，倒了开水，继续吃自己带的干粮。 和我们一起回北京的有一位大哥哥，从插队的地方到丹江口分校看望父母。与我们一起回北京。上车之后，他就拿出一本书，一直默默地看。只是偶尔与对面的张大夫说话。对我们只是和蔼地笑笑。那时，我们刚小学毕业，他已经历练了插队，是个成人了。所以我们与他还不能对话。只是听他与张大夫说话，或是看着他读书。 经过半天一夜的接触，我们熟悉些了。当他看书看累的时候，我问他能不能把他看的书借給我看一下。等他休息好了就还给他。他慷慨地答应了。于是我从他手里接过那本厚厚的书，看了一眼题目，然后翻开第一页看了起来。那是一本小说。我一页一页地看下去，很快就掉进了书里。四周的情况从我的感觉中消失了。 那本小说的名字没有记住，内容讲的是解放某海岛的故事。一位不知是红军时代还是八路军时代给部队带路的小孩子，带完路回不去了，于是就留在了部队。因为小，夜行军的时候常常跟不上队伍，于是老战士们轮流背着他行军。所以说他是在老战士们的背上长大的。在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和老战士们的带领下，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历经了无数战火的考验，他活下来了，并成长为一名头脑灵活、英勇善战的年轻将领。他奉命赶往某部队驻地，负责筹划解放某海岛的战役。接到命令之后，他认真研究了我军解放某海岛失利的原因，上交作战计划的时候，要求上级要绝对保证此次战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他乘坐的吉普车在山间海边的公路上疾驰，车后边扬起的尘土像一条黄龙在空中飞舞。 我无意中抬起头，一眼就看见那位大哥哥真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因为我感到我的脸发起烧来。我不好意思地恳求那位大哥哥说能再让我看一会儿吗？他微笑着点点头说可以。于是我立即低下头如饥似渴地看起来。转眼到了午饭十分。我知道我不能再看下去了。于是依依不舍地把那本书还给了那位大哥哥。那位大哥哥接过书看了一眼，忽然有些惊奇地抬起头来，指着我看过的部分问我，这些你都看完了吗？我说都看完啦。他脱口而出，你看得这么快。这回轮到我惊奇了，我问他我看书快吗？他点点头。他让我大致讲一下看过的内容。我有些为难。他说没关系，随便讲讲。于是我开始回忆看过的内容，想到哪里讲到哪里。讲的自然是丢三落四，乱七八糟。听我讲完，他说了一句，你的记忆力很不错，主要地方都讲到了。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也很想看这本书。这本是是他借来的，回到 北京就得还。所以嘛，实在抱歉啦。 一本好看的书只能看到一半，近在眼前却不能继续再看，真是让人难受无比。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了。一直到北京，那位大哥哥一直抱着那本书在看。我再也没得到一丝丝的机会看那本书。 回到北京以后，我一直惦记着这本书。一直想找这本书看。最后找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但是都被告知，这本书属于禁书，不外借。图书馆管理员还以高度警惕的眼光看着我，口气严厉地问我为什么总是找这种大毒草的书看？从哪里知道这些大毒草的？为什么要看？什么意思？ 那时，从丹江口回北京，要在郑州换车。快到郑州时，张大夫和几位大人反复告诉我们，下车后紧跟着他们不要离开，千万不要单独行动。千万不要出站，千万不要下地下通道。一定要跟在他们后面，千万不要掉队，不要离开。他们怎么走，我们就跟着他们怎么走。千万不要自作主张随大流跟着别人走。 火车到了郑州站，我们下车，在滚滚的人流里，紧跟着张大夫和几个大人后面。 原来，要我们要乘换的火车，十几分后就会停在我们下车的那个月台对面的月台，要是出站检票再进站时间就来不及了。我们要赶上那趟火车，就必须违反车站规定，跳下月台，越过十几米宽的四条铁轨，直接走到对面的月台上。 两边的月台上，沿着边缘站着很多工作人员。 我们站在月台上，等着越过铁路的机会。 月台上的工作人员仿佛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他们对着滚滚人流，其实就是冲着我们大声喊着，请走地下通道出站。请走地下通道出站。 我们站着的地方就在地下通道的不远处。就在大家等待机会越过铁路的时候，我忽然看到对面月台上也有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我忽然自作聪明地想，走地下通道不是也可从对面月台的那个地下通道入口上去吗？于是就在大人们一声招呼冲下铁路的时候，我却拎着大箱子，跟着人流走进了地下通道，然后飞快走到对面月台地下通道的入口处。走到那里，我才发现，那个入口被两扇大铁门紧紧封闭着。大门上的大铁锁告诉我这里禁止通行。这时，已经上了对面月台的张大夫和所有的人都发现我没有跟着过去，正在着急之时，忽然看到我出现在那个月台地下通道的入口处，立即冲着我大喊，赶紧从那边上来。赶紧从那边上来。快！快！火车马上就要来了。不是告诉你不要走地下通道了吗？怎么这么傻呀。快绕过来！快绕过来！ 我想也没想，立即拎着大箱子回头逆着人流艰难地跑向刚才下车的那个月台。幸好，大部分下车的人已经出去了，地下通道里人不是太多，没有十分妨碍我往回飞跑。 来到刚才下车的月台上，工作人员已经知道我要跳下铁路去对面的月台，于是他们大声喊着让我停下来，还有几个人，已经转过身向我跑来，想要阻止我的冒险行为。 对面月台上，张大夫、会员、田田、小川儿、小不点儿都在向我挥着手大喊，快过来！快过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我对铁路工作人员的呼唤充耳不闻，看也不看向我跑过来要阻止我的铁路工作人员，拎着着大皮箱不顾一切地跳下铁路，向着对面的月台飞奔而去。 刚才大人们越过铁路的举动已经把月台管理人员吓得够呛。转眼之间，一个拎着大箱子的小孩子又跳下铁路向对面月台冲去，更是让那些月台管理员们大惊失色。两个月台上的管理员们都在声嘶力竭地冲着我大喊，危险！危险！不要穿越铁轨！不要穿越铁轨！ 在两边月台管理员们的惊叫声中，我拼命般冲向对面的月台。我的余光里，已经看到开始进站的火车头正冒着浓烟、鸣叫着汽笛向我开来。一瞬间，仿佛世界都凝固了，我耳朵里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发现自己一点都没有慌，镇静得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一步没停飞跑到对面的月台边，拎着沉重的大皮箱，纵身跳了上去。张大夫一把把我拉到他的身边。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声音颤抖地说。多悬呀。多悬呀。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听话啊！出了事，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呀。 好像就在张大夫抱住我说话的一瞬间，开往北京的那趟列车从我的身后轰隆隆开过，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停下。惊得面青唇白的铁路管理员跑到我的身边大声训斥着我，大声训斥着张大夫和我们越过铁路所有的人。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看着张大夫，呆呆看着那些管理员的嘴一张一闭，仿佛完全听不到他们再说什么。 我们又上车了。找好座位，放好行李，坐下来后，大人小孩一起又把我臭骂一顿。我一句话都不说，我知道我错了，并险些惹出一场大祸。上车后很久，大家才安静下来。我也慢慢地缓过神来。 快到北京站了，我才缓过劲儿来。 马上就要回到北京了，我们反而没有那么激动，也没有那么想象了。 张大夫问我们每个人的回家路线。听我们说明白后，才放下心来。 北京到了。 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梦牵魂绕的北京。 下车、出站、与张大夫、会员们告别后，我和小川儿各自拎着沉重的大箱子，直奔108路无轨电车总站。 这里我们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我们熟练地坐上108路无轨电车。 夜色里，马路上，灯火闪烁。108路无轨电车在我们十分熟悉的声音中把我们一路拉到了和平里西街。 那时，小川儿住和平里一区，我住和平里地坛北里。 下车后，一声再见，我们拎着箱子各自飞奔回家。 我们的母亲早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经回到北京治病了。 我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北京。尽管我籍贯江苏，生在唐山，尽管我是1965年夏天才到的北京，尽管我离开北京已近三年，但我早已认定自己是北京人了。 北京人，多么骄傲自豪的称呼啊。 回北京的事儿，我咬着牙没有写信告诉母亲、二哥和妹妹。因为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一个大大的惊喜。我想象过很多很多次，当我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的时候，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一定会是惊喜无限吧。 我十二分兴奋地回到了北京的家。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不是三号楼3单元401，而是3号楼2单元403了。 来到新家的门口，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万分的心。然后抬起手，稳稳地敲了几下门。没人回答。我有些奇怪，于是又稳稳地敲了几下。还是没人答应。我更奇怪了。于是又重重敲了几下。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一声询问，谁呀。是一个女声。我一愣，这不是我妈的声音呀。我抬头看了一下门牌号码，没错，就是这里。可是刚才的询问声确实不是母亲的声音。为了慎重起见，我大声问，罗会芬住在这里吗？大门打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上下打量这我，问我找谁。这是我不认识的一位阿姨。地坛北里三号楼1、2、3单元的阿姨我都认识，但是就是没有见过面前这位阿姨。我看着那位阿姨身后黑洞洞的走廊，两个房间的门都关着。我故作镇定老气横秋地问道，罗会芬同志住在这里吗？那位阿姨皱了一下眉头，大约是嫌我这个毛孩子说话这么没有礼貌，竟敢直呼大人的姓名，还同志同志地乱叫，居然还理直气壮，毫不害臊。她没有说话，转过身，走到南屋的门前敲了敲门。南屋的门开了，母亲出现在门口。母亲客气地问那位阿姨，有事吗？那位阿姨说门口有人找你。 这时我已经站在母亲面前，大叫一声，妈！ 那位阿姨一愣，看了我一眼，转头对母亲说。这是你的儿子吗？母亲说，是啊。是我家老三。刚从干校回来。 那位阿姨看了看我，没有再说话，转身进了北屋，然后关上了门。 我心里奇怪，怎么我们家还住着外人？ 但是我没有功夫多想，拎着箱子直接进了南屋。 母亲看到我，果然惊奇万分。 她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看着我拎着沉重的大箱子走进屋子。 二哥和妹妹都在房间里。两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前摊开着课本和作业本，他们正在做作业。他们扭着头看着大门，看着我走进门。 妹妹说，我说的没错吧。是三哥回来了吧。我一听脚步声、敲门声和说话的声音就知道是三哥。你们还不信。 原来刚才我在门口说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听到了我的说话，妹妹耳朵尖，说是我的声音。母亲和二哥不相信，还说不可能。因为没有接到我和爸爸的信。 见到久别的母亲、二哥和妹妹。我是多么高兴啊！ 可是高兴之余，我居然还有些不好意思。 母亲的身体显然比在丹江口分校的时候好多了，仿佛恢复到了去丹江口分校前的状态。 母亲看着我说，长高了。 二哥也说我长高了。 妹妹笑眯眯看着我，听着我们的说话。 我兴奋地说着丹江分校的事儿，说着这次回北京前的趣闻。 母亲一直笑嘻嘻地听着我说话。二哥和妹妹也听着。丹江口分校那也是他们十分熟悉的地方。 母亲一边听我说话，一边询问了父亲的身体情况。我一一回答。 说啊说啊，仿佛该说的话都说完之后，母亲的一句话，却让我纠结了很久。 母亲问我说，你回来了，谁照顾爸爸呢？ 我当时就愣住了。是啊，谁照顾爸爸呢？谁照顾爸爸呢？我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为什么只想着自己赶快回北京，却没有想过谁陪着爸爸呢？我为什么就不能陪着爸爸坚持到最后呢？我走了，谁给他买饭？谁给他打开水？谁给他洗衣服？要是爸爸病了，谁给他抓药药？谁给他煎药呢？谁给他煮稀饭？谁给他钉扣子？谁给他洗被子？谁给他缝被子呢？那只几只母鸡谁照顾呢？离开父亲的时候，离开丹江口的时候，我只顾自己高兴了。可爸爸谁管呢？ 我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 母亲看着我，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不要担心。你爸爸会照顾好自己的。还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呢。你也应该回北京上学了。已经耽误了那么久。不能再耽误了。 然后母亲问我，为什么不提前来封信告知一下呢？我说我想让你和哥哥妹妹来一个巨大的惊喜。 母亲说，你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我们还要过日子呀。你要是提前写封信，我会告诉你多带些用具回来的。 我这才想起来，许多人家孩子回北京的时候，都是托运了很多大小箱子回北京的。 北京家里的用具确实太简陋了。简陋到只能将就凑合着过日子。 一直到1974年父亲调回北京，母亲再去丹江口把家里所有的家具运回北京，我们的生活用具才算又齐全了。 回到北京，我跳了一级，直接上了中学。 我的中学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五年以后的1977年初，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去插队。 前一年的1976年，文革结束。 我插队的那一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 第二年，我考入大学。 也就是在那一年，党中央宣布改革开放。 又一个风起云涌的新时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