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总部决定
黄晓捷
我们几个飞车狂骑眨眼就到了我家门前。 我家门前的小路上,我家那排房子两侧的大路上,都站着人。都是分校的大人们。他们站在那里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地聊天。脸上都带着兴奋和愉悦。看到我们几个汗流浃背地骑车过来,纷纷打招呼对我说,你爸回来啦。快去看看吧。瞧这一身汗,又去哪里淘气了吧? 和我一起回来的小伙伴们立刻欢呼,黄叔叔回来啦!黄叔叔回来啦!可以回北京啦!可以回北京啦!乌拉! 我是多么高兴啊! 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看到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呼小叫,大人们开心地笑了。 我很有些自豪,因为我家门口从来没有站过那么多大人。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那种感觉当然不错啦。不过我也知道,文化部的老人们对父亲这批部队转业过来的干部很有看法和意见。表面是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鲁、甚至粗暴,其实是文化部的老人们心里不服。文化部的老人们哪个资格不老?哪个不忠诚?哪个没本事?哪个不勤勤恳恳?哪个不任劳任怨?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不是吗?我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们来了,一下子把位子给枪了,我们呢?我们熬了那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 父亲这批军队转业干部对文化部的知识分子干部们也是头大如斗。说知识分子太麻烦,太难搞,太难斗。肚子里的弯弯绕太多,花花肠子太多,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最后总是感叹一声,部队多好呀! 大多数大人们都在院子里三五成群地站着说话。 几位领导在我家的房间里,坐在大小椅子、凳子上与父亲说话,问着干校总部的情况。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房间。大人们问你爸爸回来了,你怎么不进去呀?你不是一直想爸爸吗?一直给火车站打电话吗?我说爸爸在与领导们说话,我不能进去打扰他们。这是我家的规矩。周围几位大人们一听,相互看了一眼,说,你家规矩真大啊。几位阿姨说老黄就是会教育孩子。晓捷就是懂事。说得我心情特别愉悦。 屋里屋外的气氛好极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分校的叔叔阿姨这么愉悦高兴过。大人们的脸上全是笑意和希望,仿佛闪闪发着光。 高兴之余,出了点小小的意外。 父亲正在屋里与几位领导小声说话的时候,几位天天数落我们是小脏孩儿的初中女孩子,结伴儿来到我家,站在门口听着大人们说话。 中午时分,正当父亲送几位领导出来的时候,她们围了过来,找了个话缝,直不楞登地问父亲,黄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父亲是个讲原则的人,还没有向领导们和大人们传达的事情当然不能对孩子们讲。于是就说总部的指示还没有向领导们和大家传达,不能在这里讲。 这就等于承认孩子们回北京的事是真的了。可是这几位姐姐没听懂,立即高声大嗓地冲着父亲说,黄云水为什么能回北京?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北京啊? 父亲有些不悦,但还是客客气气地对她们说还没有向各位领导传到总部开会的精神,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先告诉你们呢? 这几位姐姐觉得当众失了面子,有些下不来台,声音马上更大了起来,更大声地说,黄云水能回北京,凭什么我们不能回北京啊? 这意思太过明显,显然是大人孩子们私下议论了多时,你黄焰强的儿子能回北京,我们的孩子怎么不能回北京?你凭什么搞特殊呢?这几位姐姐,藏不住话,直接把爹妈给卖了。 就在她们还想继续对父亲大声说些什么的时候,几位叔叔阿姨看不过眼,马上就把几位大小姐连哄带劝地拉走了。 父亲当众被几个小孩子冲撞,有些挂不住,十分不悦地说,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还没有向干部们传达,怎么能告诉你们小孩子?这是组织纪律。懂不懂?太不懂事了。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 父亲一直在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军队工作。到了文化部,十分不习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和工作方式。老文化部的干部们也对从父亲这批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不满,觉得他们的工作方式简单、命令式,过于直接、粗鲁,甚至,粗暴、野蛮。简直受不了。 高高兴兴的一件事让几位大小姐搅合得不欢而散。“不懂事”三个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中午,我去食堂打饭回来,默默地与父亲吃午饭。 父亲心里不高兴,吃饭时一句话不说。我也不敢问。 父亲出差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小学毕业了。可是那天中午饭,父亲居然一句也没问。 当天下午,先是干部会议,然后全体分校人员开打会。父亲当众宣布总部决定,家里凡是有上小学和中学的孩子的,凡在北京有房子有亲戚有条件的立即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没有条件的,尽快找亲戚朋友帮忙,创造条件让孩子回北京。总之先回北京再说。总之要尽快回去,否则上户口会有麻烦。 立即执行。 欢声雷动。 从那一刻起,丹江分校充满了自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欢声笑语。 终于有希望了。孩子们可以回北京了。大人们回北京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人们闻风而动。 纷纷给北京的亲朋好友写信。 并开始为孩子们准备回北京的行李。 要回北京了。我、元元、国丰、张浩、滨滨约好一起去学校向老师们辞行。他们几个在跃进门小学上了两年学,我上了一年半。我们三分之一的童年是在这个学校度过的,并在这里完成了学业。在这里我们备受重视,甚至是宠爱。在这里,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洗礼和锻炼。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与跃进门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向关校长和那位女副校长告别,他们要我们好好学习,要我们记住这个学校,希望我们将来能回来看看。说的全是伤感的话。我们去向胡桂英老师告别。胡桂英老师看着我们,满眼都是泪。我们都是她手下的尖子和干将,我们毕业了,要回北京了,胡老师满心酸楚。一样地嘱咐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忘了跃进门小学,将来有机会一定回来看看。我们向办公室里所有的老师告别,感谢老师们对我门的教诲和帮助。最后,我们去江才襄老师的宿舍向江老师辞行。江老师坐在床上,表情木然,双眼望着窗外,怅然若失。对我们的说话似乎充耳不闻。很久很久才长叹一声说,你们走了,我教得还有什么意思呢?当时只是觉得江老师喜欢我们,高看我们一眼,舍不得我们走。今天思之,哪一位老师不是想得英才而教之吗? 我们在江老师的宿舍里坐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回家的路上,我们相约,长大后,一定要回来看看。 回北京的准备迅速而有效率。 8月份,元元、张浩、国丰、滨滨第一批出发回北京。我们到车站去送行,各自留下地址,约好到北京再见。丹江口车站上一片欢声笑语。 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启程回北京了。 我早就把我所有的衣服和学习用具准备好了,满满地装了一大皮箱。父亲看到我装好的大箱子,很是奇怪,问我怎么知道回北京的消息的。我告诉父亲,他出差前的那天开会我都听到了。这次出差又那么长时间,所以我判断我们可以回北京了。父亲看着我,很是高兴地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很会刺探军情嘛。还很会分析嘛。 可不知为什么,父亲迟迟不让我走,也不说明原因,也不给母亲写信。父亲不发话,我也只能耐心地等着。 小川儿也没有马上走,也在等着他父亲的命令。 我们俩很是奇怪,问又不得要领,于是耐心等。 小不点儿也没有走。也在等。他哥哥去外地插队,母亲又不在了,加上他很淘气,大约一时半刻联系不到住所吧。 小伙伴们大都回了北京。分校的院子里越来越安静了。 学校已经开学了。 我已经毕业,没去前进中学报到,所以不用去上学。小川儿、小不点儿也要回北京了,所以也不去上学。 平常无事,小川就到我家来下围棋。江阿姨的儿子时不常到我家来坐坐,指导我们下棋。我们也常常去江阿姨家与她儿子聊天。江阿姨的儿子那时很注意形象,穿得特别讲究。衣服好像都是新的,裤线笔直,皮靴,是皮靴,不是皮鞋,雪亮,亮得仿佛能找出人的影子。穿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的那位大哥哥,常常在分校院子里的土路上走来走去。去食堂打个饭穿得都是一丝不苟。我觉得他是分校男生里最注重穿着的。 江阿姨的儿子看我们那么喜欢围棋,一时兴起就把围棋送给了我,说在火车上好好下吧,省的寂寞无聊。回了北京,有机会,好好学棋。他说围棋变化万千深不可测,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下好围棋。 我和小川高兴万分。有了围棋,两天两夜枯燥无聊的火车生活就有事儿干了。我们把那幅围棋当成了自己的宝贝,当成了自己的生命,每天,从早到晚,只要无事,我们俩就在我家用那张已经十分破旧的塑料象棋盘下围棋。其乐无穷。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回到家,满脸不高兴。他问我最近都做了什么?我想了想说没做什么呀?父亲让我再好好想想。我心里咯噔一声,忽然想起在北京上学时,父亲周六晚饭后,常常用这种方式和口吻问我们兄弟三人这周怎么样?都做了什么?我们说没做什么的时候,父亲一定谈谈地说再好好想想。那一定是去学校问了老师,查清楚我们做的错事了。可是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十分肯定对父亲说,真的什么也没做。父亲看着我,我也看着父亲。父亲大约看出我是真的想不起做了什么错事的样子后,问我是不是把同学打了一顿。我脑子轰地一声马上充满了血。这件事我早就忘了。转念一想,怎么我毕业了还有人给我打小报告呢。父亲不待我回答就说,别想了,我见到了你们的胡老师,她告诉我的。怎么越大越不懂事?怎么还去打架?我心想这下子完了,又没有好日子过了。可是父亲也没深说,只是提醒我说,以后不要打架了。打了人你高兴,你被人打了呢?被人打坏打残了呢?架是那么好打的吗?野蛮人才去动武。聪明人动的是脑子。说完让我帮他泡杯茶,然后进里屋看文件看报纸看书去了。晚上我打好洗脸水送到父亲房间里,父亲什么也没说,洗完脸,洗完脚,让我把水端出去,嘱咐我不要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早点休息。我把父亲的洗脚水倒在外面的地上,长舒一口气。心里想又是哪位叔叔阿姨给父亲出难题了吧,让父亲没心思搭理我。真是谢天谢地。 正当我庆幸躲过一劫的时候,江阿姨的儿子来找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妈妈,就是江阿姨不同意他把围棋送给我们,说是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很不好意思却坚决地把送给我的围棋又给要回去了。到手的围棋又被要了回去,这让我和小川大失所望。我们要在火车上大战两天两夜的宏伟计划泡了汤。 回北京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和小川还耿耿于怀地记着此事。每当丹江小友聚会时,这成了我们必须叙说的话题之一。 还好,江阿姨的儿子告诉,围棋我们可以玩儿到上火车前再还给他。我们仿佛要被枪毙的死囚已经押到刑场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忽然又被缓了刑,长舒一口气,马上没昼没夜地下了起来。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了。 不过,我很感谢那位大哥哥把围棋给收回去了。否则,回北京之后,我会掉在里面不能自拔的。那可真会影响我的学习的。尽管那个时代学习不大认真,可好歹每天还去上课听讲做作业。要是有了围棋,有了事儿干,不要说我的业余时间,就是正经上课时间弄不好也要搭在围棋里。要真是那样,我这辈子可真毁了。 大概是那时下围棋下过了头儿,后来我只是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硕博的时候下了几天围棋。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围棋。因为那玩意儿实在是太耗费时间了。如果不是搞专业,那就是典型的玩物丧志的器物。趁着体力精力还好,还是先做些有益的事情吧。 下围棋,等退休以后无事可干的时候再玩儿吧。60岁退休,下到80岁,还可以整整玩儿20年呢。要是万一活到90岁,100岁,还有30年、40年可以糟蹋呢。不急。 没昼没夜的下棋,日期过得飞快。 忽然有一天,父亲告诉我,票已经买好,我可以回北京了。 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我与小川下完最后一盘棋。然后拿着棋子和破旧的棋盘去了江阿姨家,把那副给我们带来无限快乐的围棋还给了江阿姨的儿子。 一声再见,我们离开了江阿姨的家,走进浓浓的夜色,各自回家。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江阿姨和她的儿子。 我们长大以后,张浩的姐姐嫁给了那位大哥哥。再后来,也就是2010年前后,正当我写这部书的初稿时,听张浩说那位大哥哥也就是她的姐夫和江阿姨先后辞世。 北京的火车是下午发车。那天早饭后,我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做了一大盆鸡食,够我们家五六只下蛋的母鸡吃几天的。这是我在丹江口分校为父亲为家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我问父亲,我回北京以后家里的鸡怎么办?父亲说没关系,他会照顾好的。 我回北京后,父亲果然把家里的几只母鸡养得很不错。一年多以后,父亲调回北京,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母亲回丹江口搬家,把几只老母鸡都带回了北京。我们在家里的南阳台上做了鸡窝。我再阳台的地上垫了厚厚一层沙子。那些湖北来的母鸡们又为我家再立新功,下了很多蛋。那年国庆节前,北京市一如既往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全市杀鸡。与我们结下深厚友谊、为我们家立下赫赫战功的母鸡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全都成了锅里的肉、盘中的餐,嘴里的美食和我们身上的能量,与我们真正融合在了一起,再也不能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