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总部决定

黄晓捷

我们几个飞车狂骑眨眼就到了我家门前。

我家门前的小路上，我家那排房子两侧的大路上，都站着人。都是分校的大人们。他们站在那里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地聊天。脸上都带着兴奋和愉悦。看到我们几个汗流浃背地骑车过来，纷纷打招呼对我说，你爸回来啦。快去看看吧。瞧这一身汗，又去哪里淘气了吧？

和我一起回来的小伙伴们立刻欢呼，黄叔叔回来啦！黄叔叔回来啦！可以回北京啦！可以回北京啦！乌拉！

我是多么高兴啊！

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看到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呼小叫，大人们开心地笑了。

我很有些自豪，因为我家门口从来没有站过那么多大人。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那种感觉当然不错啦。不过我也知道，文化部的老人们对父亲这批部队转业过来的干部很有看法和意见。表面是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鲁、甚至粗暴，其实是文化部的老人们心里不服。文化部的老人们哪个资格不老？哪个不忠诚？哪个没本事？哪个不勤勤恳恳？哪个不任劳任怨？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不是吗？我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们来了，一下子把位子给枪了，我们呢？我们熬了那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

父亲这批军队转业干部对文化部的知识分子干部们也是头大如斗。说知识分子太麻烦，太难搞，太难斗。肚子里的弯弯绕太多，花花肠子太多，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最后总是感叹一声，部队多好呀！

大多数大人们都在院子里三五成群地站着说话。

几位领导在我家的房间里，坐在大小椅子、凳子上与父亲说话，问着干校总部的情况。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房间。大人们问你爸爸回来了，你怎么不进去呀？你不是一直想爸爸吗？一直给火车站打电话吗？我说爸爸在与领导们说话，我不能进去打扰他们。这是我家的规矩。周围几位大人们一听，相互看了一眼，说，你家规矩真大啊。几位阿姨说老黄就是会教育孩子。晓捷就是懂事。说得我心情特别愉悦。

屋里屋外的气氛好极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分校的叔叔阿姨这么愉悦高兴过。大人们的脸上全是笑意和希望，仿佛闪闪发着光。

高兴之余，出了点小小的意外。

父亲正在屋里与几位领导小声说话的时候，几位天天数落我们是小脏孩儿的初中女孩子，结伴儿来到我家，站在门口听着大人们说话。

中午时分，正当父亲送几位领导出来的时候，她们围了过来，找了个话缝，直不楞登地问父亲，黄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父亲是个讲原则的人，还没有向领导们和大人们传达的事情当然不能对孩子们讲。于是就说总部的指示还没有向领导们和大家传达，不能在这里讲。

这就等于承认孩子们回北京的事是真的了。可是这几位姐姐没听懂，立即高声大嗓地冲着父亲说，黄云水为什么能回北京？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北京啊？

父亲有些不悦，但还是客客气气地对她们说还没有向各位领导传到总部开会的精神，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先告诉你们呢？

这几位姐姐觉得当众失了面子，有些下不来台，声音马上更大了起来，更大声地说，黄云水能回北京，凭什么我们不能回北京啊？

这意思太过明显，显然是大人孩子们私下议论了多时，你黄焰强的儿子能回北京，我们的孩子怎么不能回北京？你凭什么搞特殊呢？这几位姐姐，藏不住话，直接把爹妈给卖了。

就在她们还想继续对父亲大声说些什么的时候，几位叔叔阿姨看不过眼，马上就把几位大小姐连哄带劝地拉走了。

父亲当众被几个小孩子冲撞，有些挂不住，十分不悦地说，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还没有向干部们传达，怎么能告诉你们小孩子？这是组织纪律。懂不懂？太不懂事了。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

父亲一直在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军队工作。到了文化部，十分不习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和工作方式。老文化部的干部们也对从父亲这批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不满，觉得他们的工作方式简单、命令式，过于直接、粗鲁，甚至，粗暴、野蛮。简直受不了。

高高兴兴的一件事让几位大小姐搅合得不欢而散。“不懂事”三个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中午，我去食堂打饭回来，默默地与父亲吃午饭。

父亲心里不高兴，吃饭时一句话不说。我也不敢问。

父亲出差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小学毕业了。可是那天中午饭，父亲居然一句也没问。

当天下午，先是干部会议，然后全体分校人员开打会。父亲当众宣布总部决定，家里凡是有上小学和中学的孩子的，凡在北京有房子有亲戚有条件的立即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没有条件的，尽快找亲戚朋友帮忙，创造条件让孩子回北京。总之先回北京再说。总之要尽快回去，否则上户口会有麻烦。

立即执行。

欢声雷动。

从那一刻起，丹江分校充满了自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欢声笑语。

终于有希望了。孩子们可以回北京了。大人们回北京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人们闻风而动。

纷纷给北京的亲朋好友写信。

并开始为孩子们准备回北京的行李。

要回北京了。我、元元、国丰、张浩、滨滨约好一起去学校向老师们辞行。他们几个在跃进门小学上了两年学，我上了一年半。我们三分之一的童年是在这个学校度过的，并在这里完成了学业。在这里我们备受重视，甚至是宠爱。在这里，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洗礼和锻炼。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与跃进门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向关校长和那位女副校长告别，他们要我们好好学习，要我们记住这个学校，希望我们将来能回来看看。说的全是伤感的话。我们去向胡桂英老师告别。胡桂英老师看着我们，满眼都是泪。我们都是她手下的尖子和干将，我们毕业了，要回北京了，胡老师满心酸楚。一样地嘱咐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忘了跃进门小学，将来有机会一定回来看看。我们向办公室里所有的老师告别，感谢老师们对我门的教诲和帮助。最后，我们去江才襄老师的宿舍向江老师辞行。江老师坐在床上，表情木然，双眼望着窗外，怅然若失。对我们的说话似乎充耳不闻。很久很久才长叹一声说，你们走了，我教得还有什么意思呢？当时只是觉得江老师喜欢我们，高看我们一眼，舍不得我们走。今天思之，哪一位老师不是想得英才而教之吗？

我们在江老师的宿舍里坐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回家的路上，我们相约，长大后，一定要回来看看。

回北京的准备迅速而有效率。

8月份，元元、张浩、国丰、滨滨第一批出发回北京。我们到车站去送行，各自留下地址，约好到北京再见。丹江口车站上一片欢声笑语。

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启程回北京了。

我早就把我所有的衣服和学习用具准备好了，满满地装了一大皮箱。父亲看到我装好的大箱子，很是奇怪，问我怎么知道回北京的消息的。我告诉父亲，他出差前的那天开会我都听到了。这次出差又那么长时间，所以我判断我们可以回北京了。父亲看着我，很是高兴地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很会刺探军情嘛。还很会分析嘛。

可不知为什么，父亲迟迟不让我走，也不说明原因，也不给母亲写信。父亲不发话，我也只能耐心地等着。

小川儿也没有马上走，也在等着他父亲的命令。

我们俩很是奇怪，问又不得要领，于是耐心等。

小不点儿也没有走。也在等。他哥哥去外地插队，母亲又不在了，加上他很淘气，大约一时半刻联系不到住所吧。

小伙伴们大都回了北京。分校的院子里越来越安静了。

学校已经开学了。

我已经毕业，没去前进中学报到，所以不用去上学。小川儿、小不点儿也要回北京了，所以也不去上学。

平常无事，小川就到我家来下围棋。江阿姨的儿子时不常到我家来坐坐，指导我们下棋。我们也常常去江阿姨家与她儿子聊天。江阿姨的儿子那时很注意形象，穿得特别讲究。衣服好像都是新的，裤线笔直，皮靴，是皮靴，不是皮鞋，雪亮，亮得仿佛能找出人的影子。穿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的那位大哥哥，常常在分校院子里的土路上走来走去。去食堂打个饭穿得都是一丝不苟。我觉得他是分校男生里最注重穿着的。

江阿姨的儿子看我们那么喜欢围棋，一时兴起就把围棋送给了我，说在火车上好好下吧，省的寂寞无聊。回了北京，有机会，好好学棋。他说围棋变化万千深不可测，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下好围棋。

我和小川高兴万分。有了围棋，两天两夜枯燥无聊的火车生活就有事儿干了。我们把那幅围棋当成了自己的宝贝，当成了自己的生命，每天，从早到晚，只要无事，我们俩就在我家用那张已经十分破旧的塑料象棋盘下围棋。其乐无穷。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回到家，满脸不高兴。他问我最近都做了什么？我想了想说没做什么呀？父亲让我再好好想想。我心里咯噔一声，忽然想起在北京上学时，父亲周六晚饭后，常常用这种方式和口吻问我们兄弟三人这周怎么样？都做了什么？我们说没做什么的时候，父亲一定谈谈地说再好好想想。那一定是去学校问了老师，查清楚我们做的错事了。可是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十分肯定对父亲说，真的什么也没做。父亲看着我，我也看着父亲。父亲大约看出我是真的想不起做了什么错事的样子后，问我是不是把同学打了一顿。我脑子轰地一声马上充满了血。这件事我早就忘了。转念一想，怎么我毕业了还有人给我打小报告呢。父亲不待我回答就说，别想了，我见到了你们的胡老师，她告诉我的。怎么越大越不懂事？怎么还去打架？我心想这下子完了，又没有好日子过了。可是父亲也没深说，只是提醒我说，以后不要打架了。打了人你高兴，你被人打了呢？被人打坏打残了呢？架是那么好打的吗？野蛮人才去动武。聪明人动的是脑子。说完让我帮他泡杯茶，然后进里屋看文件看报纸看书去了。晚上我打好洗脸水送到父亲房间里，父亲什么也没说，洗完脸，洗完脚，让我把水端出去，嘱咐我不要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早点休息。我把父亲的洗脚水倒在外面的地上，长舒一口气。心里想又是哪位叔叔阿姨给父亲出难题了吧，让父亲没心思搭理我。真是谢天谢地。

正当我庆幸躲过一劫的时候，江阿姨的儿子来找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妈妈，就是江阿姨不同意他把围棋送给我们，说是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很不好意思却坚决地把送给我的围棋又给要回去了。到手的围棋又被要了回去，这让我和小川大失所望。我们要在火车上大战两天两夜的宏伟计划泡了汤。

回北京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和小川还耿耿于怀地记着此事。每当丹江小友聚会时，这成了我们必须叙说的话题之一。

还好，江阿姨的儿子告诉，围棋我们可以玩儿到上火车前再还给他。我们仿佛要被枪毙的死囚已经押到刑场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忽然又被缓了刑，长舒一口气，马上没昼没夜地下了起来。周围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了。

不过，我很感谢那位大哥哥把围棋给收回去了。否则，回北京之后，我会掉在里面不能自拔的。那可真会影响我的学习的。尽管那个时代学习不大认真，可好歹每天还去上课听讲做作业。要是有了围棋，有了事儿干，不要说我的业余时间，就是正经上课时间弄不好也要搭在围棋里。要真是那样，我这辈子可真毁了。

大概是那时下围棋下过了头儿，后来我只是在日本京都大学读硕博的时候下了几天围棋。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围棋。因为那玩意儿实在是太耗费时间了。如果不是搞专业，那就是典型的玩物丧志的器物。趁着体力精力还好，还是先做些有益的事情吧。

下围棋，等退休以后无事可干的时候再玩儿吧。60岁退休，下到80岁，还可以整整玩儿20年呢。要是万一活到90岁，100岁，还有30年、40年可以糟蹋呢。不急。

没昼没夜的下棋，日期过得飞快。

忽然有一天，父亲告诉我，票已经买好，我可以回北京了。

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我与小川下完最后一盘棋。然后拿着棋子和破旧的棋盘去了江阿姨家，把那副给我们带来无限快乐的围棋还给了江阿姨的儿子。

一声再见，我们离开了江阿姨的家，走进浓浓的夜色，各自回家。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江阿姨和她的儿子。

我们长大以后，张浩的姐姐嫁给了那位大哥哥。再后来，也就是2010年前后，正当我写这部书的初稿时，听张浩说那位大哥哥也就是她的姐夫和江阿姨先后辞世。

北京的火车是下午发车。那天早饭后，我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做了一大盆鸡食，够我们家五六只下蛋的母鸡吃几天的。这是我在丹江口分校为父亲为家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我问父亲，我回北京以后家里的鸡怎么办？父亲说没关系，他会照顾好的。

我回北京后，父亲果然把家里的几只母鸡养得很不错。一年多以后，父亲调回北京，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母亲回丹江口搬家，把几只老母鸡都带回了北京。我们在家里的南阳台上做了鸡窝。我再阳台的地上垫了厚厚一层沙子。那些湖北来的母鸡们又为我家再立新功，下了很多蛋。那年国庆节前，北京市一如既往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全市杀鸡。与我们结下深厚友谊、为我们家立下赫赫战功的母鸡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全都成了锅里的肉、盘中的餐，嘴里的美食和我们身上的能量，与我们真正融合在了一起，再也不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