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六、惊天秘密

黄晓捷

“五七干校”是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下大规模展开的国家行动，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的工作人员集体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干校基地。从此这些国家的精英们不在运作国家，不在操持自己的专业，而是去盖房子开荒种庄稼养猪养鸡种菜。大人们虽然表面上都在坚决执行，坚决照办，但心里都怀有深深的疑问，此事何时了？

在驰援咸宁干校向阳湖总部插秧的时候，我知道了一些叔叔阿姨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事情。为此干校还特地发了通知告诫大家如果有人突然心脏病倒地时，千万不要乱移乱动。不管是哪里，先让其就地躺倒，让其舒展地躺好。之后解开脖领的扣子，然后看口袋里有没有救心丸一类的药。如果没有，赶紧问身边的人谁有。好像还有掐人中一类救急方法。那些叔叔阿姨们与其说是突发心脏病病死的，还不如说是被沉重的心里压力和对前途的渺茫绝望压垮的。

丹江分校有一位阿姨就是因为感到前途绝望、感到再也没可能做自己的专业、再也没可能回到北京，于是数次自杀未遂。在那个时代这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罪名。还好，丹江分校的领导们没有难为这位阿姨，也没有深究这种事儿。每次都以精神不太正常，需要好好休息为由，让她的家人好好照顾，草草了事。

我母亲也是被这种沉重的政治压力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压垮的。虽然逃过劫难、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了祸害后半生的病根。为了给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障的母亲治病买药和补充营养，我们家借了很重的债务，直到母亲再次正式参加工作、二哥参军、我去插队候才还清。

刚去金口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新鲜，所以回北京的心情并不强烈，甚至没有。到了咸宁共产主义学校的时候，开始怀念北京了。虽然怀念北京，但更多的是想念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

到了丹江分校后，生活条件比咸宁向阳湖总部不知好了多少倍。如果是单身，一人一间房子，一家人如果人口不多是两间房子，人口多的是三间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相互照应。有医务室，有食堂，也可以自己开火。劳动大多是种菜、养猪，比起向阳湖总部的围湖造田、插秧、收割不知轻松了多少倍。

每天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常态，精神也松弛下来了。回北京的愿望却反而越来越强烈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金口镇，还是咸宁向阳湖总部，或者是丹江分校，回北京，回单位，做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与家人团聚，过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每一个下放干部和职工的共同心声和愿望。但没有一个人敢在大庭广众之中谈论这件事，甚至在家里都不愿谈，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想。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对党的下放政策的态度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自然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严重的政治后果谁都承担不起。就连我们这些孩子也知道这是一个禁忌的政治话题，公开场合绝对不能讨论。

但我们毕竟是孩子，憋得了一时，憋不了长久。艰苦的环境，匮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让我们越来越想念北京。那种想念随时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强烈，像熊熊烈火一样在我们心中燃烧。

放学后、周日、寒暑假，空闲的时间多得很。终于有一天，不知是哪一天，我和我的、至今都还在联系的丹江小友们--我、元元、小川儿、小不点儿、张浩、尤国丰、董京滨、我的妹妹黄琦、陈高的妹妹南南，终于忍不住，终于打破了禁忌，开始秘密讨论和畅想回北京的事。

我们多少次在远离校区的小河边，草垛旁，多少次站在分校北边的山岗和南边的金刚峰上，在落日的余晖里，目光越过山谷里分校低矮的红砖平房，眺望北方遥远的天际，憧憬着回北京的美好时刻。每次热烈激动的憧憬之后，就是一个长得无法忍受的沉默，最后各自默默地回家。

然后不知在什么时候又是一次憧憬，然后又是一次无奈地沉默。

何时能回北京的话题像上瘾的吗啡毒药，越憋越难受，越憋越要想，终于让我们上了瘾。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大家在憧憬中等待，在希望中坚忍。

其实，从1971年的春天开始，沉静的水潭就开始动起来了。先是初中毕业的一批人离开丹江口去了咸宁向阳湖总部。夏秋之际，向阳湖总部的一批老弱病和分散各地的家属们移动到了丹江口分校。同时，也有一些人在特许之下开始陆续回北京。李可染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回北京的。李可染先生离开丹江分校回北京在大人们中间引起了不小的振动，特别是在美术界的圈子里。只是我们这些孩子们还没有感知到。

冰山的一角终于松动了。

1972年的冬末春初，母亲的病越来越重，经常会突然晕厥过去不省人事，丹江口的医疗条件已经完全不能治疗母亲的病了。于是母亲提出申请、分校领导们集体开会讨论决定，同意母亲带着二哥与妹妹回北京治病。同时，小川身患严重心脏病的母亲也被同意回北京治病了。好像还有一些人也回北京治病了。当然能回北京治病的毕竟是少而又少的少数。丹江口分校的五七战士哪个没有病呢？要不也不会到丹江分校来了。重病的人很多，只是还在等待时机，等待批准。

我们像是机敏的小狼，在扑捉着每一个大人的细节，根据细节判断时局的变化。就我而言，就是在扑捉父亲日常的一些细节。因为父亲是文化部丹江分校的一把手，或者叫留守处主任，与咸宁向阳湖总部有着密切的联系。时局的变化、总部的态度等一切蛛丝马迹首先会在父亲的言谈话语之间和他的笔记及公文包里的文件中体现出来。因此我在无形中成为整个分校大人们在我父亲身边的卧底。我的亲密小友们成了他们父母派在我身边的卧底。我亲密小友们的亲密小友又成为他们父母派在我亲密小友身边的卧底。以我为中心，一张无形的情报网撒开了。每天从我嘴里说出的话似乎成了分校大人们秘密分析时局的补充材料。当然这些都是无意中形成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举措与安排。

自从母亲和小川儿的母亲一起回北京治病以后，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我们也快回去了吧？我们憧憬回北京的讨论越来越频繁了。1972年春夏之际，父亲坚决不允许滨滨和国丰去湖北省跳水队的态度和举动更是让我们浮想联翩。

我有意无意之间开始留意父亲与到我家来的大人们的谈话。因为几次无意之间我听到大人们在悄悄地讨论一些话题，似乎牵涉到我们的未来。比如，我们在当地上学遇到的一些地方财政的问题，比如这的教育水平有限，孩子们的未来堪忧等。这些问题的讨论让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些什么。于是我开始礼貌周到十分殷勤地为到我家来的大人们倒水，然后把房门关上，也不在外屋呆着，而是到另一间小屋做作业，或者看书。不过我已经把父亲房间的窗户打开透着新鲜的空气，我小屋房门离父亲房间的窗户不到两米，大人们坐在窗户边桌子前说话，尽管声音很小，但透过敞开的窗户，一丝不落地飘进我敏锐的耳朵。大人的谈话主要说的是分校的日常工作和管理，通过他们的谈话我会知道爸爸要去总部开会了，某某叔叔或阿姨要去某地出差了，哪位五七战士的病情又加重了等等。

有些人来找父亲说话，大多谈的都是病重回京治疗的事。他们大都先询问我母亲和小川的母亲回京治病的情况，好些了没有？然后委婉地说他们病又重了，再不抓紧治疗，会被耽误的。父亲默默地听着。最后都是说情况了解了，病确实不轻，先请安心工作，分校会尽快向上级汇报的。相信上级很快会做出合理决定的。父亲一个小官儿，除了同情和汇报，也做不了什么。

现在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领导们会同意母亲回北京治病了。这似乎是一种交换。大家先同意母亲回北京治病，以换取父亲未来对大家提出同类申请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决定，是洞开深厚冰层的一个智慧的决定。自从母亲回京治病后，凡是病重并能提交足够医生证明的，好像开始慢慢放行了。本来都是老弱病残，重病证明一大摞，都不需要再去医院开证明。

每次谈话结束，在食堂打饭或者在分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遇到大人时，总会有人有意无意地问我些什么。

可是非常遗憾，时间虽然一天天过去，却一直没有令我们健康人高兴的消息。大家虽然表面平静，却都心急如焚地等待着。等待太令人煎熬了。

1972年的春夏，是我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日常学习老师抓得很紧。因为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们一边努力完成着最后的学习和考试，一边似有似无地等待着什么。

就在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父亲的肠胃病又犯了。上吐下泻，痛苦不堪。那些日子，父亲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不能坚持工作，只好在家休息。我的工作又增加了一些，替父亲买中药，熬中药。父亲甚至告诉我一些穴位，让我给他扎针。我们刚到丹江分校的时候，分校举办过孩子们的针灸学习班，大致用针我还是知道的。每次扎完针，父亲都会沉沉地睡一会儿。父亲居然说我的针灸技术还不错，为他解决掉了不少问题。我也不知道这是鼓励还是真的。母亲来信告诉我去北边小河边摘些药草，给父亲煮汤喝。那种药草煮的汤十分难喝，但是十分管用，父亲喝过几次之后，肠胃还真的慢慢好了起来。

父亲在家养病的一天，几位叔叔阿姨到我家来看望父亲，同时开会。

我一如既往地给叔叔阿姨们倒好水，打开父亲房间的窗户透气，然后关上父亲的房门到我的小房间，坐在房门口一边做作业，一边偷听大人们开会。

大人们说了几件事之后，就在我百无聊赖准备出去找大家玩耍的时候，忽然听到大人们说起在这里上学与当地财政发生矛盾的事。我当时还想，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天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怎么这个均县搞起了地方主义，在财政上还限制起我们北京中央文化部的人了。胆子是不是有点儿大了。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干革命，但孩子们不能再被耽误了。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好好上学了。再这样下去，孩子们就被耽误了。还有孩子们的户口就麻烦了。

我的耳朵一下子竖起来了。

说起我们的前途了。还有我们的户口问题。大人们拿孩子们说事儿了，拿孩子们的未来说事儿了，拿地方政府给分校的压力说事儿了。上级也有孩子。所以上级也会同意拿孩子们与更高的上级说事儿的吧。事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问题是谁都不能莫不关心吧。各位领导讨论了很久，最有一致决定，等父亲病好后，尽快去咸宁干校向阳湖总部向上级领导反映孩子们的教育及未来发展的问题。

我高兴得差点儿疯了。

地雷的秘密终于让我给探出来啦。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我们有希望回北京啦。

我的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我的热血像钢水一样在沸腾。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万分激动地绕着圈子，一边走一边兴奋地握着双拳在空中挥舞。

我几乎想放声狂喊，我们就要回北京啦！我们就要回北京啦！

有一句诗特别能表现我当时的心情，忽闻领袖让回京，狂扔书本喜欲狂。

我直接把书和作业本扔到屋里的房顶上了。当然扔书本之前我先把屋门轻轻地给关上了。

激动万分的我还反复告诫自己，这是惊天大秘密，领导们还有没有公开，所以我要保密。一定要保密。谁都不能告诉。否则我就是泄露机密的叛徒。我是绝不能当叛徒的。

保守机密是相当痛苦的。这么高兴的事不能与大家分享，我觉得是一种罪过。

多少次在上学的路上，在凉爽的夜晚我们在分校院子里玩儿捉迷臧的时候，坐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我们畅想回北京的时候，我是多么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小友们那。可是话都到了嘴边，我还是忍住了。我要保守秘密。至少在父亲出差去咸宁前我不能说出这个秘密。因为要是父亲知道是我泄露了这个秘密的话，也许要被父亲狠狠批评一顿的。

我盼着父亲的病快点儿好。我盼着父亲病好了马上就去咸宁总部。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找机会把惊天机密告诉我的小伙伴们了。

不知是大家的期盼太过殷切，还是我照顾得好，或是药到病除，抑或是父亲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不顾重病在身，总之父亲很快就动身去了咸宁向阳湖总部。

因为要上学，我没有去火车站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