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一、金家被盗

黄晓捷

1971年的夏天，向阳湖总部一大批老弱病人员和分散在各地的家属们来到了丹江分校，本来房多人少的分校忽然热闹起来。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多了，分校也显得越来越有生机。然而人们心中的压力并没有丝毫的减少。生活的节奏一如既往。

一天，我们象往常一样，结伙上学。

那天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我们正在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诵课文的时候，忽然工宣队的师父、校领导和数学老师推门走进我们的教室。他们一进教室，我们的眼光齐刷刷地向他们看去，念课文的声音立即乱了起来。语文老师疑惑地向他们看去，嘴里还念着课文。工宣队的师父、校长和数学老师走到讲台桌前，校长示意正在上课的语文老师停下来，然后对语文老师悄悄耳语。听了几句，语文老师的神情也突然严肃起来。几位老师的神情都特别严肃，锐利而又怀疑的眼光刀子般扫向我们每一位同学。大家的心里都是一紧，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数学老师一言不发，给每一位同学发了一张白纸。然后问还有谁没有拿到白纸。确认无误后，数学老师说今天做一个临时小测验，默写课文，他念一句，我们写一句，要认真听，认真写，一定不要瞎写乱写。还特别强调了一句，一定不要瞎写乱写。之后数学老师从工宣队师父那里接过一张纸，看了一遍后，开始念课文。

原来这是查考语文老师的教学结果来了。

刚开始时，我们还真有些紧张，生怕老师弄些陌生的内容难为我们。大家一边听，一边写。听着写着，写着听着，慢慢地大家把心放下来了。那虽然是一段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课文。课文内容倒也不难，没有我们没学过的生字生词。但是有些怪怪的，不过怪在哪里一时也搞不清楚。当时正在默写，精力高度集中，也没工夫思考哪里怪。我们都很认真地一边听，一边写。一边写，还一边想，这有什么难的，容易，太容易啦。边写我还发挥想象，下节课是数学课，是不是该检查数学老师的教学结果了。那我可得努力，不能给语文老师丢脸，也不能给数学老师丢脸。因为两位老师对我都不错。

听写结束了。不是数学老师，不是语文老师，也不是校长，而是工宣队的师父很严肃地对大家说把写好的白纸放到桌子的右上角，坐好。我们完成了规定的动作后，他一张一张地收卷子。一边收，还一边仔细地看。收得很慢，看得很仔细，表情特别严肃，一句话也不说。这让我们心里有些发毛，不知工宣队师父什么意思。也生怕让工宣队师父看出什么来。莫名其妙的担心让我们有些紧张。

工宣队的师父收好卷子，向语文老师点了一下头，然后与校长、数学老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教室。

我们长吁一口气，继续上课。

下课后，大家议论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搞这么一次测验，内容与学过的内容毫不相干。

说着说着，我脑中灵光一闪，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在北京，刚上小学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次突然的默写测验。说是有人写反动标语，有关部门通过这种集体默写，查看笔迹，寻找作案人员。今天与那次的做派一模一样。没错，一定是有人写反动标语了。县里通过这种方式查找写反动标语的反革命。

我如打了鸡血般立刻来了精神，腾地一下站起来，逼格很高地挥着手，高声打断大家的议论猜测。等大家都看着我的时候，我神秘地告诉大家地道的秘密我探出来了。今天测验默写是干什么用的我知道啦。大家纷纷问是干什么用的？我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查反革命。一定有人写反动标语啦。老师用这种办法核对笔迹，抓现行反革命。大家轰地一声乱了起来，有人还担心不会抓错吧。

我正要用我那点儿可怜的知识和经验解释的时候，只听得一声断喝，上课。我们这才发现数学老师已经站在讲台桌前了。数学老师等大家坐好，扫视全班一边后，看着我严肃地说，不要自作聪明胡说八道。然后开始讲课。从老师的态度里我知道我猜对了。

果然，很快同学们从各自的渠道得到了消息，很多地方把认字的找去用这种方式写字查人。

不久学校也向我们宣布学校的调查结果，学校里没人写反动标语。大家都是清白的。我们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因为我们担心万一那个人模仿我们的笔迹写字呢？或者不凑巧，我们的笔迹正好与反动标语的笔迹相似呢？现在好了，我们没事了。

那件事的最终调查结果，我们也不得而知。

日子平静了没有多久，有一天，当我们放学回到分校的院子里时，发现院子里出现了很多不认识的人。我们有些奇怪。很快，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也频繁出没在丹江分校的院里院外。

紧接着，分校所有的人都被要求详细书写这些日子的行踪，还被要求不要串门，除特殊情况外不要离开分校的院子。不过我们这些孩子们并没有被要求做这些事，我们依然是自由的。但大人们提醒我们尽量不要到处乱走，以免嫌疑。

那些日子，分校所有人的眼中都闪耀着警惕的目光，眼神如炬地紧盯着干校的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在校区穿行而过的陌生人。

很快，我们知道了原委，金家被盗。

金家的主人叫金人，是1971年的夏天从向阳湖总部来到丹江口的，住在四排二层小楼第三排的西侧一层。这件事发生后，我知道了金人金伯伯是中国著名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翻译家，在文学和翻译界具有崇高的声望，而且也是我们丹江分校最阔最有钱的人。因为翻译有稿费。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丹江口的时候就立志当一名翻译、说一口流利外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丹江分校的北面是一条小河，小河北面是山，只有一座小木桥连接着外边。西面是605厂，一条公路，穿过605厂，穿过分校的院子，通向东边的山里。东边过了小石头桥，是个岔路口，一条进南峡谷，一条进北峡谷。进北峡谷的大都是山里的居民。进南峡谷的都是运石头的车夫。南面是山，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那边是火葬场。所以分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来往的外人很少。

金伯伯来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丹江分校没有发生过盗案。那时的人们对自己很有些道德要求，视偷盗为最无耻的行径之一。所以尽管分校的大人们嘴上说得热闹，要提高警惕，时刻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云云，可实际上，丹江分校很有些夜不闭户的意思，很多人出去都不锁门。其实也没必要锁门。因为丹江分校的范围不大，又都是老弱病残，政治学习都在院内。即便劳动，猪圈、菜地就在住所傍边。又经常有人巡逻，所以人们的警惕性并不高。

可向阳湖总部的大队人马刚到丹江分校没几天，金家就被盗了。这一下刺激了丹江分校所有的人。大家忽然发现原来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原来阶级斗争真的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的是一天不讲问题多，两天不讲没法活。你看，我们的大队人马刚到丹江分校，还没安顿好的时机，阶级敌人就钻空子趁乱盗走了金家的东西，彻底暴露了我们警惕性不高，管理不严的问题。阶级斗争无处不在，阶级敌人无孔不钻。

按道理外部人行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分校相对独立，尽管有几条路穿过分校的院子，但外边的人最多是路过，不会那么清楚地了解我们内部的情况。

于是内部严查。

金家被盗走的物品究竟有哪些，我并不清楚。只记得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紧张。因为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干的这件勾当。大家心里还有一个怀疑，弄不好是新来的人做的案。因为新人没来的时候，没有盗案。新人一来盗案就发生了。说实在的先来的人大都不知道金人是谁。怀疑的范围又缩小了。

于是分校人员都被要求说清楚写清楚那些日子的行踪，还要有证人。可是查来查去，大家都很清白，都有证人证自己每一分钟的所在。

内部查来查去，没了声音，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没多久，更大的事情发生了，金人先生突然去世了。据说是心脏病猝发。金伯伯是一个人到丹江口的。那么大才华的人突然就走了，大家都很悲伤。

分校在大礼堂为金伯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的巨大的黑白画像高高地悬挂在大礼堂的舞台上。那张画像是分校的画家们一笔一笔赶画出来的。

追悼大会的时候，大家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很多人失声痛哭。

当时因为小，我还不太明白大人们为什么那么悲伤。现在我已50多岁了，经历了绝大数中国人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人生跌宕起伏与坎坷，所以我现在才彻底懂了当时大人们为什么那么悲伤了。

当时的大人们大都四五十岁，大一些的五六十岁，正值事业蒸蒸日上的盛年，然而文革爆发，大家离开北京，离开单位，放下手中的专业和工作，下放到丹江口这个远离首都的地方，天天开会种菜养猪，无所事事。岁月在流逝，专业在荒废，国家在动荡，亲人在分离。何时能回北京？何时能回单位？何时能重操专业？何时文革会有个结果？一切都遥遥无期。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里消耗生命，更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里猝然结束生命，客死他乡。谁都盼着能够早日回到北京，但谁都不能说出来。就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十分清楚何时回北京是一个绝对禁忌的话题。

追悼大会结束，金伯伯的遗体在分校南山南边的均县火葬场火化。

金伯伯去世后，金家被盗案继续调查了很久，但一直没有破案。因此这起盗案也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悬案。

金家的盗案最后破了。破案的情节十分戏剧性。

一天，在一个与丹江分校毫不相干的默默无闻的小山村里，一位默默无闻的下放知青手里拿着一本小巧精致的《毛主席语录》参加了一次通常的政治学习。这位知青很露了一次脸，因为所有参加政治学习的人都十二分地羡慕他有这么一本精巧珍贵的《毛主席语录》。他很得意，因为当地人不要说拥有这么一本精致漂亮的《毛主席语录》，就是连看过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就在那位知青洋洋自得的时候，一双闪亮的眼睛已经紧紧地盯住了这位知青。当晚，几名精干的警察就将这位知青和他宿舍及箱子里的有关物品请到县公安局，连夜突审。在强大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治攻势和确凿的证据面前，那位知青很快崩溃，全部交待了那些让人无比羡慕的物品的出处，文化部丹江口分校几排小楼里的某间房子。

原来那位知青有一次偶尔路过丹江分校，发现这里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而且大多是老人。院子里人不多，而且很安静。有心算无心，经过仔细观察，这位知青发现这里的人们生活很有规律，而且大多不锁门。再悄悄地打听，说是北京下放来的劳改犯，很多人是名人，都很有钱。于是，那位知青贼心陡起，在一个分校人员十分忙碌的时刻，趁人不备，悄悄摸进了一间房子，也就是金家，卷走了所有能够带走的物品。

深藏了一段时间以后，自以为风声已过，终于按耐不住虚荣心，于是拿出盗来的红宝书在政治学习会上炫耀。没想到，刚刚拿出来不到一天，就落入了高度警惕且神勇兼备的我人民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

原来金家被盗属于当时均县的大案要案，虽然侦查暂时无果，但在排除内部可能性之后，遂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可能的地区，并下发秘密通知，凡发现持有精致红宝书等物品的人时立即上报。因为在金家被盗物品中，有北京的时代艺术家们精心制作的玲珑小巧珍贵至极的红宝书。当时不要说整个均县，那怕是整个湖北省，即便是北京同来的相当有分量的名人中也没几个人有。

所以那种精致的红宝书是最重要的线索。

当那位知青在政治学习大会上亮出那本精致的《毛主席语录》时，等于当众告诉大家，我就是贼。

这件事我早已忘记。

四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见到查询当年文化部丹江分校有关线索的丹江口的有关人员时才又想了起来。回家后询问父亲，才知道了大致的来龙去脉。

今天写在这里，也算是对浩淼如烟的往事进行的一次小小的钩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