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军代表
黄晓捷
文革开始后不久，天下大乱。各单位群众奋起造反闹革命，却分成了若干派，均自称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最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正确的代表。先是文攻，然后是武卫，越闹越凶。先是辩论会，后是批斗会，再后来是武斗。先是木头棒子、铁棍子、大刀片子，之后迅速升级，最后发展到冲击部队，抢劫军火库，手枪、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小钢炮、重型火炮、装甲车、坦克车都用上了。全国内讧、内乱、内战、大火拼。 无数革命老前辈被造反派残酷整肃。批斗、关牛棚算是轻的。多少人致残、致死、家破人亡。我记忆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武汉“百万雄狮”冲击武汉军区。还有就是南方某城市的重火器对抗，整个城市几乎夷为平地。这个故事在《亮剑》这部小说里得到了精彩的演绎。 乱得差不多了，毛主席一声号令，军宣队纷纷进驻各单位，担负起各个单位的管理工作。 1968年，我上和平北路小学读书后不久的一天，学校领导宣布军宣队要进驻我校，说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无比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毛主席惦记着我们，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毛主席特地派亲人解放军到我们学校来领导我们。 为了欢迎亲人解放军，学校在军宣队进驻我们学校的那一天，让我们全体同学在学校门前的道路上排成两列纵队夹道欢迎军代表的到来。我们早早地集合完毕，在学校门外排好队，手握小红旗，耐心等待。 我们在太阳地里站着，期盼着军宣队的到来。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军宣队的影子。大家慢慢地蔫了，老师们也不再带领大家练习喊口号。尽管等了很久，大家已经很累了，但是因为迎接毛主席派来的军代表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所以尽管大家站得腰酸背痛，筋疲力尽，也没有一个同学说废话。老师也不敢让同学们一起休息，只是谁内急快忍不住了，才准许谁去上厕所。 等啊等啊，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的时候，忽然之间，全校同学看到空旷的马路上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那是校长派往前方探路的老师。那位老师来到欢迎队伍最前头的校长身边，飞身下车，报告说区里的欢迎仪式结束了，军代表正在以强行军的速度赶来学校。 军代表正在以强行军的速度赶来学校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欢迎的队伍，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欢欣鼓舞，萎靡的精神也振奋起来。本来以为还要等很长时间，可是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两位佩戴红五星、红领章、背着背包、脚穿军用胶鞋的解放军战士大步流星向我们走来。 整个欢迎队伍顿时兴奋起来，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始高呼欢迎口号。校领导们飞快地向解放军走去，热烈握手之后，一起走进欢迎的人墙夹道。 之后，全校师生集合在校园里的操场上，开欢迎大会。校长致辞，军代表致辞，老师代表致辞，学生代表致辞，热烈欢迎敬爱的军代表来到我们学校，带领全校师生坚定不移地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欢迎大会结束，同学们回到教室，全体累得瘫在座位上，集体无语。 1969年底，我们来到了金口镇，机关家属连没有军代表。 文化部咸宁干校向阳湖总部有军代表。 1970年4月，我们驰援总部插秧时，就和他们住在隔壁。那些军代表，有年龄比我父亲大的，和我父亲差不多的，也有年轻的。我的记忆里那些军代表大都和蔼可亲，非常尊重从部队下来的老同志。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们对待文化部的干部是何种态度我却一无所知。 1970年底，我们到了丹江口分校，这里也有军代表。当时好像有两位还是三位军代表，两个年纪大些的，一位还很年青。 我们按照父母的一贯教导与每一位长辈和领导招呼。大人们对我们都是客气有加，微笑回应。年纪大些的军代表对我们也很客气。唯独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对我们有些爱答不理，眼皮不抬，正眼不看，还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们。这让我们心里很有些阴影。 一天，二哥不知因为什么事与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发生了冲突。回家后大怒说，什么狗屁军代表，不就是一个小排长吗？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值得狂妄傲慢的？我战战兢兢地对二哥说，他可是军代表，是毛主席派来管咱们的。二哥说，什么毛主席派来管我们的？这里谁不是毛主席派来的？爸爸不是毛主席派到文化部的吗？我们不也是毛主席派到这里来了吗？他也敢说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见过毛主席吗？ 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都在北京的三环路上见过真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山里野人也敢对见过毛主席的我们这么傲慢？过一百年当了军区司令再说吧。 因为这件事，我们从心里瞧不上那位傲慢无礼的年青军代表。在二哥的带领下，我们从此正眼不看他。不要说打招呼，就是正面遇到了也只当什么都没有看见。 不久的后来，我们与先到丹江口分校的小朋友们熟悉了，发现他们更讨厌那个年青的军代表。丹江分校的孩子们但凡见到这位军代表都当没看见，招呼不打，满眼轻蔑。再后来，这位军代表在我们语言里的代号变成了“那个××”。我不知道那位军代表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让大家这么不喜欢他，但其态度傲慢、语言粗暴、水平低下、言行极左是肯定无疑的。 后来年纪大些的军代表调走了，就剩下那位年青的军代表。大家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从父母隐晦的言谈里，我感觉到那位年青的军代表对父亲对大家很不友好。而父亲对他却毫无办法。 不愉快持续了很久，大家一直隐忍着。终于有一天，“那个××”出事儿了的消息瞬间传遍了丹江口分校，人心大快。“丫就是一牲口”“肥头大耳脑满肠肥成天没事干憋疯了把女朋友当尿壶了”是大孩子们嘴里说出的话，自然我们这些岁数小的孩子不太懂这些话的意思。但很快“丫把女朋友的肚子搞大了”的话让我们准确无误地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丫没结婚就跟女人睡觉，睡大了女人的肚子要生孩子，丫臭流氓一个。那个时代，这叫作“乱搞男女关系”，还叫作“作风不正”，是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恶行丑事之一，也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更何况是军人、共产党员外加一顶军代表的头衔。 自那位军代表出事后，我们有事没事就在四排小楼的第一排--那里是校部办公区所在地---的前面调侃打趣地溜达来溜达去，非常想瞻仰一下那位年青军代表犯事后的尊荣。但是那位军代表就是紧闭门窗不出来。后来大人们看不过眼，见我们来就轰我们走，还嘲笑着说长大了你们也憋一个试试，憋住了算你们能耐大云云。我们不知道憋一个试试是什么意思，但以后也就不再去了。 很快，组织处分下来了，脱军装，回家务农。 军代表走了。 军代表走后，从母亲嘴里知道了这位军代表太不像话的事。母亲说那位年青的军代表只是一个小小的排长，可是态度却非常地傲慢，对待老同志的态度特别粗暴。母亲说分校的人哪个级别不比他高？哪个资格不必他老？哪个不是历尽苦难走到今天的。他一个年轻人不懂规矩，敢这么放肆？在部队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立正敬礼稍息一边儿呆着去。一个棒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不干活就算了，还以党的名义逼着老人、病人去干活，太过分了。这里都是受保护的对象，他凭什么这么霸道？我问母亲，丫挤兑过爸爸没有？母亲学者我的用语说，丫谁不挤兑呀。把你爸呼来喝去，像三孙子一样。还说你爸右，要向上级汇报撤你爸的职。明明知道你爸胃肠系统不好，明明知道这里都是病人、老人，还故意张罗大家吃忆苦思甜饭。吃就吃吧，还故意让大师傅做得那么难吃，那么难以下咽。多少人吃了回家上吐下泻。我这才知道前些日子父亲身体大坏的原因，原来是这小子搞得鬼，敢情是吃忆苦思甜饭闹的。当时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要是父亲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都要去喝西北风。于是我火冒三丈，挥舞着小拳头要去抽丫的。母亲冷笑一声说，你抽谁？他是党派来的？你抽党吗？然后又鄙夷无限地说，没出息的东西。当了排长不容易，好好干就是了。还瞎搞。最后栽在女人的裤裆里，什么军人？什么党员？败类一个。然后冲着我严厉地说，听着，长大了不许好色。我也不知道栽在女人裤裆里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好话。但不好色我懂，就是不要乱看女孩子，不要与女孩子说话。这我做得到，而且我一直这么做着。 从此，我谨遵母亲的教诲，对分校那些美若天仙、状若公主的女孩子们更加地敬而远之，怕万一栽在女孩子的裤裆里，犯错误，毁名头，太也不值得。 有人说我父亲他们这一波1965年“掺沙子”进入文化部的转业退役军人也是军代表。我想这里有个区别，军代表都是现役军人，是文革大乱后收拾残局从部队直接进入各个单位的。我父亲他们这拨人是转业退役后进入文化部的，不一样。 1972年回北京以后，一天，我和母亲正在家里。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我去开门，只见两位军人站在我家门前。一位高大魁梧的老军人客气地，小罗同志住在这里吗？我赶紧回头大喊，妈，有人找你。母亲很快从屋里出来，见到那位老军人，先是一怔，然后立即一个标准的立正，再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我那是第一次见我母亲立正行军礼，我觉得母亲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标准的军人。母亲立正行完军礼后，笑颜如花，大声说，老军长，您怎么来了？那位老军长说，我来看小黄和你，不欢迎吗？母亲笑着说，太欢迎了。您个大军长来我们小兵辣子，高兴还来不及，哪敢不欢迎呢？母亲把老军长请进家门，让我去倒水，嘱咐我用好茶。好茶就是母亲家乡安微徽州歙县呈坎村老家寄来的茶叶。听母亲与老军长说话，我知道了，那位军长姓张，奉命到文化部来作军代表支左的。 张军长走后，母亲立即写信给还在丹江口分校的父亲报告此事。 一年后，父亲回到北京，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张军长。我问过母亲，母亲说，张军长级别太高，我们是小萝卜头，够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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