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上山种树
黄晓捷
1965年的夏天，我们到了北京。 1966年的春天，不知是哪个机关的干部们在我们三号楼的北边与和平里北街大道之间的空地上，整齐有序地挖了很多树坑，从蒋宅口一直挖到和平里东街。那些树坑横看竖看斜着看笔直成行。树坑空了很久，然后种上了杨树苗。 那一年春天的某个周日，楼里所有住家的大人们都出来在楼前挖树坑。之后，地坛北里三、四、五、六号楼前都种上了树，其他几座楼前种的都是杨树，唯独我们三号楼门前种的是核桃树。 转眼到了1972年开春的时候，我们读书的均县跃进门小学接到县里通知，上山植树造林。 学校进行了动员。校长和老师讲了什么，早已忘记。只记得同学们十分兴奋。在没有丝毫取暖设备、玻璃不全、甚至窗户纸都已破烂的教室里已经整整忍受一冬寒冷的我们，终于迎来了春天，终于可以走进阳光灿烂的大自然了。能不高兴吗？ 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背着干粮和水壶，扛着锄头、十字镐和铁锹，一路高歌，上山种树。 我们沿着丹江分校东头南边的峡谷一直往山里走，之后往南上了山，翻过几道山梁，在一处朝南的山坡上安营扎寨。那是一道很宽大的山坡，有很多石头，更多的是长满稀稀落落青草的空地。 很多学校陆续到达。山坡上到处插满了红旗。 老师与植树总指挥部的人沟通回来后，带着我们来到一大片空地前对我们说，县里安排我们种树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我们顺着老师手指的方向放眼望去，看到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白点。那时石灰撒的记号，是要挖树坑的地方。 因为是县里组织的植树造林运动，所以那天来了很多人，各学校各单位的都有。漫山遍野的红旗，漫山遍野的人群，声势浩大，热闹非凡。 翻山越岭，春日阳光，血脉通畅，热汗满身，我们身上和心中寒冬的阴影被彻底驱散。 稍事休息后，我们按照老师分配的劳动小组开始挖树坑。 县里要求树坑要挖成圆的，直径一米，深一米。我们按照县里的规定挥镐抡锄，扬锹舞铲，干得热火朝天。天天在学校里上课学习的日子比较沉闷，有些无聊，有些让人烦。所以我们喜欢这种春天野外的植树造林活动，一边挖树坑，一边春游踏青。 整个上午，树坑挖的还算顺利。快吃午饭的时候，大多数树坑都成了型，有些都已经快挖完了，特别是男老师们挖的。眼看任务完成得差不多了，大家的精神都松弛下来，有的同学还拿着老师带来的铁尺皮尺量着挖好的树坑直径、深度，还在老师的帮助下计算挖了多少土方。大家在那里计算着说，要是挖一米宽，一米长，一米深的坑，土方量就是一立方米。要是挖直径一米的一米深的树坑，土方量就是半立方米。老师们溜达来溜达去，评论着这个坑挖的圆，那个坑挖的深，这里土多好挖，那里石头多难挖。一片喜气洋洋。 中午时分，大家累了，也都饿了，于是老师让大家休息喝水吃饭。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我们打开自己带来的饭菜，虽然简单，却也能反映出母亲们的手艺和心情，每个母亲都想在孩子的饭菜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母爱和手艺。丹江分校子弟们的饭菜最受大家关注，老师们有些矜持，但同学们都毫不客气地看我们的饭菜。其实我们的饭菜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终归白面馒头大米饭，还有鸡蛋，有的还有些肉，甚至还有香肠，做得也比较讲究。老师同学们的饭菜那就实在是太简单了。 劳动后的饥饿让我们觉得饭菜特别香甜。暖洋洋的太阳也让我们心情十分愉悦。大家坐在各自挖的树坑边上，喝着水，吃着简单的饭菜，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东拉西扯地聊天儿说话。 吃饱了饭，喝足了水，晒够了太阳，歇足了劲儿，我们又开始继续挖树坑。下午挖坑的难度好像突然增大了许多，进度明显慢了下来。辛苦了一上午，累了，体力不支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坑里的石头多了起来，挖起来即费力又费工。抡起的镐、锄头挖下去，常常砸在石头上，火星四溅，虎口生痛。锹头太大，一铲下去就碰上石头，铲不出多少土，也是用不上劲儿。有的石头还特别大，一两个人弄不动。有人说要是有工兵铲就好了。问题是没有工兵铲，说了白说，毫无用处。没有好办法，只能一点一点挖土，一块一块地挖石头。 忙了一上午，累了。坑里石头多又难挖。简单的午饭让大家的肚子里有了食。中午的阳光温暖宜人，照在身上暖洋洋地让人发困。活也剩下不多了，不用那么着急了。坑里的空间又不大。于是大家一部分在蹲在坑里干活，大部分坐在坑外边的地上，晒着太阳，打着盹儿。 大概下午三点多吧，正当大家一部分干活，一部分打盹儿的时候，突然一位男同学的一声惨叫，惊醒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正相互看着用眼神询问怎么回事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呼小叫地喊，流血啦！流血啦！这回大家都被彻底惊醒了。大家都站了起来，停下手里的活儿，向惊呼声发出地方看。一些人放下手里的工具，跑过去看。 很快就见到我们班的一位男生右手捂着右耳朵后边，龇牙咧嘴地从人群走出来。班主任胡老师也捂着那位同学的耳朵，满手鲜血，惊得脸色刷白，她抖着嗓音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耳朵聋了你可咋办呢？要是再深一点儿，傻了可怎么办好？胡老师一边说，一边拉着那位同学向我走来。很多人跟着他们也一起走过来，叽叽喳喳地说着事情的过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把镐头尖直接扎在了那位男同学的耳朵后边，扎了一个大洞，鲜血呼呼地往外流。 胡老师是四位孩子的母亲，很早她的丈夫就得病过世了，她一手养大四个孩子，又当了几届毕业班的班主任，遇到的这种突发事件太多了。大家还慌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胡老师直接把那位男生交给我，让我带着那位同学立刻下山到我们分校的医务室包扎。说包扎完毕送他回家后，不用再上山了。还说我的锹镐工具都不用带了，她会让同学替我拿回去。 我感到一种责任和使命，立即穿好衣服，背上书包，带着那位满手满脖子鲜血的同学快步向山下走去。 那位男生是当地人，个子不高，爱说笑话，心眼好，能吃苦，会干活，就是脑子慢，学习成绩一般，尽让老师着急生气。那位同学一路走，疼得龇牙裂嘴，满脸眼泪，却还一路没完没了地说话。不知是嘴闲不住，还是不当一回事儿。那位同学是当地孩子，自然经常跟着他们的头子与我们分校的孩子做对。这小子是当地孩子头目的得力干将，遇到事，总是冲在前面。不过以往我们之间也就是逗逗嘴，从来没有动过手。 今天，那小子觉得栽在我的手里，有些不服不忿，也有些英雄落难，还有些求我的英雄气短一类感觉，所以心情有些复杂，话特别多。 山高路远，一时半刻也马上到不了地头。我帮着他捂着耳朵，也是满手鲜血。一路下山，我也没有笑话他，奚落他，也没问他怎么就挨了一镐头，只是尽量照顾他。捂着他的耳朵下山，走起路来很是别扭。 还没有走到东峡谷的路上，这小子就被我给感动了，说全班对他最好的就是我，说全班他最佩服的也是我。我问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帮助他学习。我说我从来没帮他学习过。他说不用帮，每次让他抄作业就足够了。他说全班就我最好，因为我从来没有不让他抄我的作业。他少挨了多少骂多少打。我问他怎么还会挨打挨骂。他说作业做不好，老师就去家里告状，他父母听后就是一顿胖揍。自从我到了班里，让他随便抄我的作业之后，老师也不去他家了，挨打挨骂自然也就少了。我这才知道让同学抄作业，原来是做好事。人家还会感激你的。 我已经有了一次开瓢的经历，见过血了，所以也不慌，不怕。还安慰他说慢点儿走。我以老伤兵的资格对他说走快了，血也流得快，血会流得更多。走慢些，血流得也慢，血也会少流些。 医务室的江阿姨看到我们浑身泥土，满头大汗，双手鲜血，急冲冲地闯进她的医务室，着实吓了一跳。 开始江阿姨还以为是我受了伤，冲着我说，又和谁打架了？怎么又受伤了？伤着哪里啦？重不重？快给我看看。又要让你妈担心了。就是淘气不听话。是谁伤的？又是小不点儿吧。 算小不点儿倒霉，坏事儿一出，大人们立即就往他头上算账。不过也不能怪大人们，因为小不点儿确实淘气出了圈儿，招大人们生气。 我赶紧对江阿姨说，不是我受伤了，不关小不点儿的事。 小不点儿没有妈，我们又是同学、好朋友。我们还一起与外人打架，所以我常常回护他。因为这我还被父母和大人批评为哥儿们义气无原则云云。 我告诉江阿姨，不是我受伤了。是我的同学受伤了。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后脑壳儿撞到了十字镐尖上，扎进去有一寸深，流了好多血，您快给看看吧？为了让江阿姨给我的农村同学看伤治疗，我有意往邪乎了说，睁着眼楞说扎进脑袋一寸多深。 江阿姨一听不是我受伤，也不是小不点儿惹的祸。一下子放了一半的心。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江阿姨对北京的孩子肯定是多关心一些的。江阿姨熟练地给我的同学清洗了伤口，对着窗户仔细看了看后，马上打了一针破伤风。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对我说，伤口太大，要缝针，必须缝针，要不会很危险的。你马上带他去工程局医院，找上次给你缝针的那个大夫就行。快点儿去，马上去。千万不要耽误了。 谢过江阿姨，我们立即出发。 出了医务室，我先回家拿钱。那位同学跟着我进了我家。在我找钱的时候，他瞪眼睛四处乱看，三间房子转了个遍。然后无比赞叹地说，你们家这么阔啊！这不就是书上说的大地主家吗？我赶紧拉着他出门，生怕他看在眼里拔不出来。我一边走一边想，我们家阔？我们家是这里最穷的人家了。常常饿得眼发绿。 这小子一路走一路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你们家是大地主。你们家真阔。我怎么解释也是白搭。最后我有些急了，生怕他到学校后乱讲，就威胁他说到学校敢胡乱讲，把他那个耳朵后边也开一个洞。他假装害怕地说不敢乱说，不敢乱说。 被人羡慕，其实我心里也挺受用的。 很快我们赶到工程局医院。我去挂了号，找到上次缝针的那个房间，医生不在，只有一个护士。我说明了来意，将我们医务室江大夫的话告诉她，请她找医生给我同学缝针。那位护士听了，根本不当一回事儿，满脸满眼都是嫌弃农村孩子又脏又穷的神色。她皱着眉头屏住呼吸戴着厚厚的口罩爱答不理地用手指头尖儿打开江阿姨的包扎，敷衍了事地看了看说，没关系，不用缝针。上点儿药就好了。江阿姨的话是我的圣旨，我从心里不大瞧得起这个装腔作势的女护士。我们北京来的还没见过护士吗？所以我还是坚持要大夫缝针，还说钱我带来了。还拿出来给她看。可是那位女护士眼皮子都没抬，根本不搭理我，慢悠悠地上了点儿药，草草包扎后，开了个药方，让我去药房取药，之后不再听我说话，说忙着呢，事情多着呢，直接把我们轰出门去。我生气也没用。倒是那位同学怕花钱，说算了吧。不缝针也死不了了之。还说穷人家的孩子缝什么针啊。我去药房取药，他也不让。总之花钱的事一件都不让做。但我坚持去药房领了药，也没让他出钱。我觉得我这是学雷锋见行动。 出了医院的大门，我那位同学才恨恨地说，那个女护士态度坏极了，看不起我们穷人。手艺也很差劲儿，比你们医务室的大夫差远了。我看了看他伤口的包扎确实是稀里咣当地太差劲儿。我觉得这么着不行，于是又帮助他把胶布贴得更结实些。 我问他疼吗？他说好多了。 于是我送他回家。 他家住在分校北边小河的北岸泄水渠的山坡底下。那里是库区移民的居住地。我是第一次去那里。当我把那位同学送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坚决不让我进他的家。他的父母听完他的说明对我非常客气和感激，还让我进屋里喝水。可是那位同学就是不同意。在他们家门口往屋里看，只见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见。他不让我进去那就不进去，在他父母和他的感激声中，我离开了那片库区移民区。我觉得他们是太穷太穷了。 第二天，他按时上学，和以前一样嘻嘻哈哈，一副没事儿的样子。我看到他的包扎都快掉了，伤口都露出来了，黑乎乎的很是瘆人。想起江阿姨的话，我有些不放心，放学后，带他又去了我们分校的医务室，请江阿姨给他重新仔细包扎。江阿姨包扎时，我把工程局医院的那个女护士大骂一顿，说她阶级立场有问题，思想意识有问题，看不起劳动人民。手艺更是糟糠透顶，比江阿姨差远了，给江阿姨提鞋都不配。江阿姨听我上纲上线吹吹拍拍，高兴得直乐。包扎得更仔细了。后来我又带那位同学去过分校医务室两次。因为是我的同学，江阿姨也没说什么。那位同学生命力强，没过多久就彻底好了。 从此，那小子成了我的死党。我与当地同学的关系更融洽了。他们从心里把我当成了头儿。 后来我们又上山种了一次树。不过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大动干戈，大张旗鼓。学校老师要求我们只挖个一尺深的小坑，把小树苗栽上就行。种树的地点就在分校南山顶的南坡上。站在那里，直接可以看到山下的那个火葬场。 我们一边挖坑栽树，一边看着那个火葬场，希望看到烟囱里冒烟。 一边看，我还一边想，一百年以后，我也会成为一股烟从那里冒出来吧。想到这里，一股恐惧袭遍全身，一个寒颤后，再也不敢想下去。生命的无限美好与可贵，一瞬间让我彻底理解了。 那天，我们没看到火葬场的烟囱冒烟。 两次栽树，至今四十年过去了，如果那些树活了，也应该是参天大树了吧。 1975年的春天，我已回到北京，上高二。那年，老师带我们去地坛公园东门外的路边，就是今天和平里中街与和平里西街的交叉口一直到雍和宫桥的一段路种树。现在那些树还在，棵棵高耸云天。在那些大树下走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一部分生命也融入了那些大树之中。 1977年的春天，我去北京郊区平谷插队。开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种树。在小河边种树，还到山上去种树。小河边密密麻麻的树林，是队里的生命树，每年冬天队里就是靠卖树赚些现金，发给社员过年。 文革结束，广播里报纸上说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三北防护林。 1986年去日本京都大学读书时，京大经济学部的一位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有日本的，台湾的，韩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去中国考察。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景色。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无论城市和乡村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工植树。他说只有先进国家才有类似的大规模植树造林的行为，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实在了不起。从植树这件事上讲，中国就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了。他还说，中国一定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我也坚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发达国家的。不过那也许还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前两年，一张网络微信疯传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北部的邻国俄罗斯境内全都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也是绿色的，唯有中国的庞大国土是黄褐色的。 这说明，国家一直在植树造林，但我们的植树造林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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