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四、 学校宣传队

黄晓捷

1971年9月，按照湖北省的教改规定，跃进门小学五、六年级同时毕业上初中，我们升入五年级并成为全校最高年级。

上五年级后，胡桂英老师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并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

胡老师教过上一届的学生，就是二哥和会员他们那届。有说她好的，也有说她不好的。胡老师带我们班之后，也有说她好的，也有说她有毛病的。

我倒一直认为胡老师不错。首先她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就无所谓好和不好，我都必须尊重他们。第二胡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之后立即改选班干部。我升了官，被提拔任命选举为班长。很快还被提拔任命选举为红小兵团团副并担负主要工作，学校的各项活动都让我打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虽然很累，但是常常出头露面，心情很是不错。第三胡老师一直夸我学习不错，在学习上重视我，让我感到很大压力，却也是进步飞快，成为班里学习的主力，这让我很有些成就感。

胡老师改选班干部选举红小兵团正副团长后，立即成立了学校宣传队和学校鼓乐队，并把工作的重点立即放到了宣传队的节目排练和鼓乐队的练习上。

没有任何商量，胡老师宣布学校决定，北京文化部来的同学全部进入宣传队、鼓乐队。当时进入宣传队和鼓乐队的五年级的有我、万小元、尤国丰、张浩、董京滨，四年级的有陈小川、陈建义、袁小牧，一年级的有黄琦、陈南。

1971年夏天，金口镇的部分家属、向阳湖总部的一批病弱干部和家属来到丹江分校，四五年级来了好几位男女同学。后来他们有的进了宣传队，有的没进。不过大家日常之间交流不多，名字已经淡忘了。

胡老师把我们叫去，询问我们都会表演什么节目。我们如实汇报了在丹江分校联欢会上演出的节目。于是胡老师就让我们一个一个地表演给她看。我和陈建义表演了《穷人的队伍来到面前》。滨滨表演了《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陈建义与袁小牧表演了《扎红头绳》。还有女生小合唱、女生舞蹈等。胡老师看了说非常好，好得很。让我们排练几次后，表演给校长和老师们看。校长和老师们也说好。校长当场决定，湖北省均县跃进门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式成立。

真没想到我那荒腔走板的京剧清唱不仅在文化部丹江分校的联欢会上演，而且还成了跃进门小学的表演节目。

因为节目数量不够，胡老师组织我们排练新的节目，其中一个是男女生舞蹈。这个舞蹈的名字和内容我已经完全忘记，但排练这个节目时的情形却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那个时代，男女大防严得很，相互之间根本或很少说话。可排练那个男女生舞蹈时，胡老师不仅让我们男女生一起跳舞，而且还要求我们男女生手拉手地跳舞。

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喜欢跳舞。被逼无奈才硬着头皮参加宣传队。跳舞已经让我很不乐意的了，还男女一起跳舞，还手拉手一起跳舞，亏她胡老师怎么能够想得出来？这不是逼我们破戒，破我们金刚不坏之身吗？

这可难为死了我们。开始的时候不管胡老师怎么说怎么讲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没有用，我们就是不手拉手跳舞。练习时，我们都是手虚悬在空中，就是谁也不碰谁的手。最后胡老师气得实在没办法，于是使出了她手中的杀手锏，让我请家长，就是把父亲叫到学校去。胡老师把状告到我父亲那里，说我们，特别是我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有认识和态度上的问题。

这个帽子可真不小，吓了我父亲一大跳。

父亲回家后立刻亲自做我们的工作，特别是我的思想政治工作。

父亲问我为什么跳舞时不拉女生的手？男女生不说话、不好意思、大丈夫不好色等等自然不是什么像样的理由，当然摆不上桌面。因此我拒绝回答，站在那里一声不吭。我跟父亲耗着，希望父亲气得不耐烦给我一脚，大吼一声，跟我滚！然后一切不了了之。可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党几十年培养的专业政治工作者，最会循循善诱，最会讲革命道理，最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说服工作，最拿手的就是和风细雨地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是说服不了我，还如何担任文化部丹江分校的一把手？如何完成党交给他的管理好分校日常工作的重任？父亲一点儿也不着急，一点儿也不生气，慢条斯理和声细气反复问我到底为什么不与女生手拉手跳舞？还说男女生手拉手跳舞不是很好看吗？不是能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吗？我心里说不拉手就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吗？拉手就能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啦？我不信。当然我只是心里想一想，嘴上一个字都不敢说。

母亲在傍边帮腔说人不大封建思想还真不少，都什么时代了云云。

母亲在我被父亲批评时通常都是在适当的时机打圆场解围的。今天居然也帮起了父亲说话。这让我彻底绝望。心想今天要是不说些什么理由怕是过不了关了。说实在的，不与女生拉手跳舞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平常男女生不说话，不好意思拉女生的手而已。再说了，平常你要去拉女生的手还不被骂成小流氓吗？在这里，我当时没有搞清楚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平常拉女生的手与宣传毛泽东思想跳舞时拉女生的手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不过那时我脑子混沌未开分不清楚这里面细致入微的区别。

在父亲的反复追问和母亲的边鼓敲打之下，我渐渐地抵抗不住，看来不说出个什么理由来是过不了关了。于是终于把心一横，把也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话瞎编一通说，一摸女人的手，童身就破了。再也练不成保卫毛主席的真本领了。父亲听了一愣。母亲听了却是哈哈大笑，仿佛遇到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看着哈哈大笑的母亲，我真想说一句您严肃点儿好吗？有什么好笑的嘛。可是一句也没敢说出来。父亲没笑，问我是听谁说的？是从哪里听来的？他怎么没听说过。我心里想您没听说过的事儿还多着呢。可我当然一个字都不敢说，连一丝表情都不能露出来。

我自然什么也说不出来。父亲接着问我见过谁一摸女人的手就练不成保卫毛主席的真本领了？他怎么没见过？我心里继续想，你没见说过的事儿也多着呢。可我还是一个字都不敢说出来，更不敢露出丝毫这样想的表情。否则恐怕真是小命儿不保了。

父亲突然严肃地问是不是党说的？我张口结舌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那自然不是。

不是党说的就好办。于是父亲开讲。

父亲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412惨案、南昌起义、秋收暴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反击战、三年自然灾害，珍宝岛反击战，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讲了不知多久。最后说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为了解放、为了抗美援朝、为了打败美帝、为了建设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面对无比的困难，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眉头都没邹一下。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男女生手拉手跳个舞，你就不情不愿，你想干什么？你的好日子都是毛主席率领无数革命先烈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说破了童身，就是牺牲生命也要在所不惜。你有什么不愿意的？拉了女同学的手就会破了童身？就会练不了童子功？亏你想得出来。不拉手跳革命舞蹈，难到想跳反革命舞蹈吗？

父亲长篇大套的说话直说得我是哑口无言，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双腿发酸，双脚发麻。我心里直后悔，不就是拉女生的手跳舞吗？拉就拉吧，有什么了不起嘛。又不是去死。凭空被父亲这么教育一通。我心里还想，不就是跳舞没拉女生的手吗？那里值得从建党长征开始说啊。亲爱的爸爸诶，我错了还不行吗？我明天去拉还不行吗？

父亲看到快把我说崩溃了。于是问我，明天去学校，到底拉不拉女生的手跳革命舞蹈？

我赶紧回答，拉手跳！拉手跳！

父亲看我同意了拉女生手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算是完成了胡老师布置的革命工作，于是对我说，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好好跳舞。做作业去吧。

我连连点头说是是是是。然后如皇恩大赦般流窜而去。我在桌子前没写几个字，头一歪昏昏睡去。

不知其他同学的父母是怎么教育开导他们的。反正第二天我们都被逼无奈、谁也不看谁地完成了第一次男女生手拉手大跳革命舞蹈的壮举。手一拉，也没天塌地陷，反而感觉不错。那就拉着跳吧，反正是老师父母逼的，与我们无关。从此男女生手拉手把革命的舞蹈跳将起来。后来那个舞蹈还成为我们学校的重要节目之一。那时的舞蹈配对是，我与张浩是一对，陈建义与董京斌是一对，万小元与尤国丰是一对，陈小川与袁小牧是一对。我忘了，我们跳舞的时候音乐是怎么放的了。

经过反复的练习，我们还真排练了十几个像模像样的节目。演个几十分钟没有问题。

排练节目的同时，我们还抓紧时间进行鼓乐队的操练。这个练习是我们自觉自愿的，不用老师提醒和威逼。学校鼓乐队的组成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大洋鼓，五六个小洋鼓，几个铜镲。我们几个男生敲大洋鼓，不敲大洋鼓的时候打铜镲。尤国丰、张浩、董京滨、袁小牧、妹妹和南南敲小洋鼓。学校没有铜号。也没有指挥棒。

洋鼓队的训练与其说是练习还不如说是游戏，有意思得很。

自打手拉手跳舞之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男女生界限了。我们不仅在学校里一起排练节目，一起练习敲鼓点儿。放学后也一起回家了。回家后也经常一起玩耍，没了那么多顾虑。也没见谁吃饱了撑得来管我们说我们。

好像也没谁特地教给我们鼓点儿节奏。大家就是凭着在北京时听到的其他洋鼓队练习时的记忆进行我们的练习。好像江老师也教过我们练习鼓点儿节奏。

练习鼓点儿时，同学们围着看，特别是低年级的小同学，更是羡慕地流着哈喇子呆呆地看。看到小同学满脸尊敬崇拜羡慕的样子，我们心里很是得意。要不是五年级提前毕业，哪里有我们春风得意的今天？我们从心里感谢湖北教委英明伟大的决定。当然，要是马上重新恢复六年级，那就更好了。

经过苦练，我们还真练成了几套像模像样的鼓点儿。给校长和老师们表演后，大家都说好，同学们也说好。

当文艺节目和成套的鼓点儿练习好之后，我们不仅在学校里表演，不仅参加县里的文艺演出，胡桂英老师还隔三差五地在课后带着我们，打着红旗，敲着洋鼓，排着队，热闹非凡地在跃进门小学周围的田间地头给正在下地种田的老乡们唱歌跳舞，表演节目。我们的技艺虽然不那么精湛，歌声也不那么专业，但却博得了田间地头贫下中农的鼓掌与喝彩，让辛劳耕作的大爷大叔大婶大娘大姐大哥们得到了些许的休息和欢乐。

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总是开心而有意义的。

我们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丹江分校，都认真练习过革命样板戏，但都是选段，从来没有排练过全场，因为我们既没物力，也没财力，人力也不够。我们曾经观看过别的学校演出的样板戏，服装，道具，演技，唱腔，有模有样，颇有些专业的味道。

其实，要是把文化部丹江分校的初中、小学的学生组织起来，请分校里的专业大师们点拨指导一二，不信排不出像样的革命样板戏。白刚的父亲白登云老先生，还有京剧武生武先生，那都是中国京剧界响当当的人物。但就是没有排练。据说在我随父亲到丹江分校之前，丹江分校曾经排练过整套的样板戏，但我们到丹江口以后，没有再排练过。

1972年暑假，我们小学毕业。那年夏天以后，我们陆陆续续回了北京。以五年级和四年级为主的跃进门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随之消失了。不知那以后跃进门小学还有没有组建过宣传队和鼓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