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 看杂技

黄晓捷

不过在丹江口分校的时候，最开心的一次却不是看电影，而是看杂技。

那是我出生记事后第一次看杂技。那时的文艺演出太少了，更何况是位于中国腹地的均县。在那次看杂技之前，我基本不知道杂技是什么，更不知道它的演出形式和内容了。

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我们像平常一样去上学。

当我们来到学校时，看到许多先到的同学都在那里兴奋地窃窃私语。这种情形立刻吸引了我们。很快我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消息，武汉杂技团到均县来演出啦。演出地点就在我们学校前面那个部队大院的大礼堂。看杂技演出是要凭票入场的。票的数量特别少，很难搞到。我们迅速获得了这个消息。我们是指我，元元，小川儿和小不点儿。我们四个人年龄相仿，天天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一起打饭，一起玩耍，几乎形影不离。那天我们都没有好好上课，整个儿白天不论是在我们学校，还是在丹江分校，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都为不能搞到票而苦恼。

分校里有人说，要是在北京，哼！

哼的意思大概是说要是在北京谁还在乎这张杂技票呢。给还未必去呢。

可现在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四个人不死心。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碰碰运气。于是一起来到那个部队大院的正门，看看有没有机会蒙混进去。

到了门口我们大失所望。因为部队正门前面人山人海，都是想要蒙混进去的各路人马。有老百姓，也有现役军人，都在找门子托关系。

而部队大门口灯火如昼，戒备森严。正面自大门口起到马路对面，左右起数十米之内的巨大空间都有哨兵守卫，不准任何闲杂人员停留。哨兵们身背钢枪，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如有人越界，立即大声喝止。连一只蚂蚁都逃不过哨兵雪亮的眼睛。凡是进去的人都拿出票，经过哨兵仔细检查后才能进门。看着拿着票进去的那些人洋洋得意的表情，真想给他们一闷棍。我们也幻想着拿着票洋洋自得进去的愉悦心情。可那都是黄粱一梦。

等了很久，没有找到任何混进大门的机会。而部队大门口的警卫战士们也没有丝毫懈怠的迹象。眼看正门是没有丝毫混进去的机会了，我们只好无奈地跟着渐渐散去的人群悻悻地往回走。

这时天早已黑透了。大路上街灯昏暗。我们无精打彩地从大路拐上部队大院西墙边的小路。与部队正门前灯火通明、戒备森严的景象相比，小路墙边甚至连一盏灯都没有，周围黑乎乎地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实在是不甘心，这么好的演出看不上，那可真要遗憾终身了。我们在西墙下的小黑路上慢慢地走着，大家都在想着办法。突然之间我们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样，一起停下脚步，在黑暗中相互看着，然后一起抬手指向墙头，翻墙进去。

我们先问自己敢不敢？翻越部队的墙头虽然让我们有些心虚害怕，但看演出的冲动燃烧着我们的心，激发出我们无比的勇气，所以没有谁说不敢。可是墙太高，我们个头小，伸出双手也就够不到石头墙的一半，所以如何上墙成了大问题。我们在墙边继续溜达，寻找着可能可以利用的地方。

找着找着，我突然想起在靠分校的那边，有一个很陡的斜坡。高大的石头墙在那个斜坡的地方也往下斜去，形成一个斜角。斜坡边上的墙由于斜角不太高，旁边还有一棵树。我们以前玩耍的时候，还曾经试着用手够过，如果努把子力也许是可以爬上去的。

于是我们迅速来到那个斜坡下。高墙的斜角处果然不那么高，旁边真有一棵树。我们试了一下，如果再垫几块砖头，靠那棵树，翻过墙去应该不成问题。我们在墙外静静地等了一会儿，然后学着电影里解放军抓舌头时常用的方法，往墙里扔了几块石头。这叫投石问路。投完石头，里面毫无反应。我们又等了一会儿，围墙内外静悄悄地除了我们四个人和墙里面远远的不只哪里有一只狗不偶尔叫几声外，其他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们迅速从附近找来几块石头，堆在那颗树下。然后鼓起勇气壮着胆子，踩着石头，握住树上粗壮的树枝，奋力一跃，一二三地一个接一个悄悄爬上了那座石头墙。然后迅速转身面朝墙壁，双手扶着墙头儿，双脚顶着墙壁，慢慢地往下滑，双臂伸直之后，静静地落在了院子里的地面上，地面多事软软的树叶。我们屏住气，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周围和远处大院里的动静。

院子很大。墙壁周边都是高大整齐的树木。往里是一大片菜地。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厕所，昏暗的灯光从厕所的小窗户里透出来，一闪一闪地好似鬼火。不时飘来一股股熟悉的臭味。更远的地方有一条带街灯的路。街灯昏暗，路上空无一人。更远的地方是大院的中心，那里是灯火通明的大礼堂，不时隐约传来嘈杂的人声。

没有明哨，也没有流动哨。我们观察了好一会儿，耳朵里满是虫鸣蛙叫，一派和平气象。我们断定附近也没有暗哨和小哨，于是慢慢起身，猫着腰悄悄地向着远处的那条带街灯两边都是高大树木的大路走去。那条路直通大院中心的大礼堂。

四周无人，我们走着走着胆子慢慢大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都直起了腰，大大咧咧地向远处的道路和街灯走去。

正当我们放松警惕，甚至开始有说有笑地快步走向那条道路的时候，突然那条狗狂吠起来，就在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时候，一声大吼传来，站住，干什么的？只把我们吓得魂飞天外，一下子怔在了那里。

发什么愣，问你们呢？那个声音严厉地说道。

我们转头循声看去，只见一个军人正站在厕所门口昏暗的灯光下，警惕地盯着我们。不知他是正要进去呢还是刚刚出来。

我们还在那里发愣的时候，那个军人又严厉地问了一句，看什么看？问你们话呢？干什么的？

小不点儿的反应最是快。他扬了扬手，大声说，抓蛐蛐的。

抓什么蛐蛐？那个人大概听到普通话的回答，口气似乎软了一些。

红头蛐蛐。小不点儿有些耍贫嘴地说。

胡说，翻墙进来看杂技的吧？那个人一句话点到要害。

哪儿的话，我们是院里的。小不点儿的贫嘴耍得更流利了些。

院里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那个当兵的一点儿也不放松地问。

我们是刚来的。晓捷他爸是刚调来政委（我父亲在部队时确实当过政委）。小不点儿迅速地回答。

新调来的政委？姓什么？那个当兵的继续追问。

姓黄，黄政委。刚来的黄政委，您不认识吗？我们暗暗地向小不点儿竖起了大拇指。

放屁。新来的黄政委我怎么不认识。他还是我去接的呢。站着别动，一会儿跟我一起走。去见黄政委。

那个军人说着身体忽然动了起来，我们吓了一跳，还以为他识破了我们的身份，要飞奔过来抓我们。

可是那位军人身体一动，转身迅速冲进了厕所。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屎屁尿声传来。

我们相视一眼，大呼一声，天助我也，撒丫子就往街灯的道路飞奔。转眼之间我们就上了大路，然后直接奔着大礼堂的方向如飞而去，

大礼堂正门附近，灯火辉煌，男女老少，人来人往。很多人都在那里聊天神侃，也不知有票没票。人多了就好办，我们施施然走出黑暗，迅速混入人群。这样再也没人能够认出我们啦。因为我们的长相、服装、口音都是大院里的通用款式，与院内人无异。而且那里也没人管谁有票谁没票。

进了大院进不了礼堂，那也是白搭。

没有票，正门是肯定进不去的。走不了正门那就走后门。走不了后门那就钻地道，钻不了地道，那就钻窗户。当然大窗户是不可能钻的，因为太过明显，还没等你站上去就会被人轰走。但有一个去处的窗户是可以钻的，只要你不怕臭。

在北京的时候，为了看电影，我曾经跟着大个儿们钻过化工部礼堂东北角厕所的窗户。

只要是正规的大礼堂就一定会有厕所。而厕所一定是建在僻静的地方。厕所外边则更加僻静。谁没事往背阴的厕所后边溜达呢？又不是军区司令来视察开会，谁又会在背阴的厕所后边派个小哨呢？即便是在今天，豪华礼堂的厕所，那味道也是不敢恭维的，更甭提那个时代的简易壕沟厕所了。越是大人越怕臭，越臭的地方就越是我们的机会。厕所里虽臭，但屎尿都在池子里，不会在窗户台上。问题不在于厕所里臭不臭，而在于事先有没有内应先将厕所的窗户从里面打开，然后虚掩着。

那个时代演出少。僧多粥少，票不够分的。特别是小人物更是难有机会。不过小人物们有小人物的办法，为了看电影看演出，他们都会利用厕所这个所在的。所以厕所的窗户大多是虚掩着的。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目标窗口。与正门的喧闹相反，那里安静异常，而且很黑很暗，屎尿的骚臭味几乎令人窒息。窗户的位置高不怕，找几块砖头垫着就行了。窗户小也不怕，因为我们又小又瘦。在漆黑的夜色中，我们机敏灵巧地翻上窗台，轻轻推了一下窗户。万幸得很，窗户是虚掩着的。我们轻轻推开虚掩着的窗户，迎面扑来一股刺鼻刺眼的臭气，屎尿臭味差点让我们背过气去。

不过为了看杂技，我们已经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我们静静地听着，确认厕所里确实没有人后，迅速钻过小小的窗框，手扶窗台，轻盈地落在厕所的地面上。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先后跳进了厕所。

我们先站在尿池子边，掏出小命根，痛痛快快地撒了泡尿。当尿泡子里的尿水奔腾而出的时候，一个机灵抖遍全身，让我们浑身舒畅无比。放完水，我们施施然大摇大摆地走出厕所，混入人群，直奔演出大厅而去。

演出大厅里早已座无虚席。所有的通道都挤满了人。

进入演出大厅后，我们挤着挤着就分散了。那么多人，我们又是小孩子，个子矮，根本看不清周围的情况。大家也不再相互寻找，各自去找座位了。

我有去过县城看乒乓球比赛的经验，所以根本就没有去找座位，站在一个高处所在，踮起脚尖，观察附近的窗户。我看准了一个地方之后，迅速在人群中游走过去，然后迅速地爬到那个窗台上找个好位置站好。很多混进去的人看到我上了窗户台，深受启发，有样学样毫不犹豫地也上了窗台。一时间乱哄哄地惹起周边座位上的人的注意。他们看着我们，满脸的不屑和傲慢。还有人满嘴嘘嘘嘘地让我们安静。更有人恨恨地说有票吗？没票下去、出去。因为他们知道有票的谁站在窗户台上，只有没票混进来的我们才站在窗户台上。好在这会儿大礼堂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混进来的人，挤得几乎走不动道儿了。谁要是敢在这会儿站出来轰人，非被骂死不可。而且没有人会为他让路的。再说谁家没几个亲戚朋友呢？那么多混进来的人谁知道谁是谁的亲戚朋友呢。

我在窗户台上站好后没多久，演出就正式开始了。

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看杂技。武汉杂技团的演出真让我大开眼界。世上居然有这么神奇能耐的人，太不可思议了。空中飞人、钻圈儿、耍盘子、顶坛子、骑自行车，抖空竹，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最神奇的是一位女演员表演的换衣服的节目。只见她说话之间身子一动，换上一件新衣服，说几句话身体又是一动，身上又是一件新衣服，说着说着身体再一动，又换上一件新衣服。看得我是目瞪口呆，心想，这位姐姐太神奇了，能耐这么大，天天都有新衣服穿该多好啊。要是她会像变新衣服一样变出几只烧鸡就更好了，那样天天就可以有肉吃了。将来要是有机会我也要练习练习这种本领。我记得北京我们家楼上的一位阿姨就是杂技团的。不知道她会不会变烧鸡的戏法。回北京以后一定要好好问问那位阿姨。那位阿姨的儿女和婆婆都去过金口镇文化部家属连。后来去了上海。

那晚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还没看过瘾，演出就结束了。

演出让我兴奋不已。真想与大家交流。可是周围的人一个都不认识。于是就特别细心地注意周边，寻找着元元、小川和小不点儿。他们也在相互寻找。很快我们就走到了一起。我们一边兴奋地议论着刚才那些精彩的节目，一边随着人群堂而皇之地走出部队大院的正门，施施然回家去也。

元元、小川儿和小不点儿见多识广，说在北京看过杂技演出，比武汉杂技团演得好多了。

我没看过杂技，这是第一次。我觉得他们演得特别好。令我难忘终身。

回到家已经很晚。父母还没有休息。父亲看到我回来那么晚，还那么兴奋的样子就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回答说看杂技去了。父亲有些惊奇，问我哪里搞来的票？我说是同学给的。父亲有些不信，追问是哪位同学给的。我说是我们学校新来的同学给的。父亲问新来的同学怎么会有票？我说新同学的爸爸正巧是那个部队的政委，所以有票。父亲问同学是有一张票，还是有很多票。我顺口说就一张票。父亲问就一张票怎么就给了你？我说那位同学有些骄傲，凡人不理。他说班里就我还入他的眼，所以就把票给了我。为了吹得像，我还加了一句，他爸爸还亲自到大门口来接我们进去的。父亲不动声色地问我说，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这位同学啊？我说是新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报告。父亲好像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就你一个人去的吗？我说是啊，就一张票当然就我一个人去了。父亲忽然说不是你们一起去的吗？政委不是到大门口来接你们的吗？元元小川儿小不点儿一晚上都不在家，没有和你一起去吗？他们的爸爸晚上都来问他们是不是在这里？说完盯着我看。我赶紧说他们也有票也去看杂技了。我那位同学的爸爸就是来接我们的。父亲问他们的票是从哪里来的啊？不会也是新来的政委的儿子送的吧？我赶紧说，我们学校好几位同学都是那个部队的子弟。元元小川小不点儿和他们都是朋友，应该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票吧。父亲问是吗？我说是是是，一定是。然后转了话题说明天还要考试，今晚还要做作业。转头出去洗脸洗脚。洗完脸洗完脚，忘了刚才说过的话，进屋直接上了床，倒头就睡。父亲从里屋出来说不是还有作业要做吗？怎么这就睡觉了？我含含糊糊地说累了，明天早上做。然后头一歪，呼呼大睡过去。

那晚，在梦乡里我还看到武汉杂技团的演员们在腾云驾雾地漫天飞舞。我一直盼着那位女演员出现，盼着她能变出一只烧鸡给我。

但是非常遗憾，整个梦境之中，那位神奇漂亮的女演员一直也没有出现。更不用说烧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