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长大我也当翻译

黄晓捷

1971年的秋天，二哥上中学了。

二哥从学校拿回来的课本里，除了语文、数学之外，还有一本英语课本，里面曲里拐弯儿的文字我一个也不认识。二哥上了几堂英语课后，经常向我们炫耀地说几句“Good morning!”“Good-bay”之类的简单寒暄语，这让我觉得很神奇也很羡慕。能够说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语言，那感觉一定是很不错的。我什么时候也能说英语就好了的想法无数次在我脑子里盘旋。我盼着五年级快快结束，早日上中学学英语。

其实那时，我已经学会了一个英语单词，pig，也就是猪的意思。那还是在金口镇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好朋友，是廖沫沙的儿子。他上五年级，又高又胖，天天笑嘻嘻的。有一天二哥说，看你又高又胖，以后就叫你“pig”吧。于是他的外号就成了“pig”。我们谁也不知道“pig”意思，只是觉得好听好玩儿，没任何恶意。

有一天，金口农校的一位老师听我们“pig”“pig”地叫，就问我们知不知道“pig”的意思，我们说不知道，他告诉我们“pig”是英语，是猪的意思，不好用作别人外号的。我们这才知道了“pig”的真意。

在丹江分校的时候，有一天，在我们几个小朋友东南西北胡扯瞎聊的时候，无意中说起了我们上中学后也要学英语的话题。元元说丹江分校有个阿姨的儿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厉害得很！能用英语朗诵毛主席诗词，叽里咕噜，抑扬顿挫，好听得很，那才叫牛呢。元元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我用中文背毛主席诗词还磕磕绊绊、丢三落四的，常被老师训说态度有问题。可这位北京大学的大哥哥居然能用英语背诵，还叽里咕噜抑扬顿挫流畅得很。北京大学的大学生，那一定不是凡人啦。这让我羡慕不已。

元元一个不经意的小故事，彻底地触动了我的神经，我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像那位北京大学的大哥哥一样，学好英语，也要用英语流利地背诵毛主席的诗词，还要用英语熟练地背诵“老三篇”。

从此长大学好英语当翻译就成了我心中的梦想，我把这个梦想深深地埋在心里，从来不曾对人说过。

丹江分校有一位画家叫许幸之。他的夫人是周阿姨。周阿姨是大学生，与母亲都是大户人家的出身，两个人谈得来，是好朋友。有一天母亲回家告诉我周阿姨说我很聪明，特别喜欢我，提出要教我学习英语。可母亲说等上中学再学也不迟。我们都以为上中学以后才可以学英语，把一个大好机会给丢了。要是小学5年级就开始跟着周阿姨学英语，也许我的生活轨迹就是另一番样子了。但是那是我们没有那样的先知先觉。

1971年的夏天，从咸宁总部来了一大批身体欠佳的人员。其中一位叫金人。听大人们说金人是位大翻译家，很多俄罗斯苏联的文学作品都是他翻译的。母亲对我说以后要好好学习外语，长大要是能象金人那样翻译外国著作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这些点滴的事情都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在小学时就从心里就奠定了一个梦想，要好好学习外语，长大要成为一个能够流利讲外语的人。

上中学以后，在母亲的督促下，外语一直是我坚持学习的一门课，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是没有放弃过，但受大环境的影响经常会自觉地放松学习，并没有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并找到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学生高中生写作文讲述自己未来的理想时，大都是一个主题，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那里大有作为。中学时，一位女同学写了一篇长大我要当医生救死扶伤的作文，被老师反复当范文朗读给大家听。希望我们写作文时要写出自己真实的理想，而不仅仅是去插队当农民。老师说，到广阔天地插队落户，除了农活，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当医生，比如当兽医，比如当拖拉机手，比如当农艺师，比如当老师等等多得很，希望同学们思想放开一些，更活泼些。可大家写来写去还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什么其他的理想职业都没有。老师大约只能从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叹息吧。

写作文时，我从来没有流露出长大要当翻译的想法，谁知道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还是被无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思想呢？抑或是被红色接班人坚决否定的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思想典型？

可不敢说不等于不敢做。在后来的初中高中的学习中，我虽没有抓紧也没有刻苦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英语的学习，凡是有人隐晦地批判我只顾学习不管其他的时候，我都会理直气壮地引用毛主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语录予以公开地反驳。

我坚持上英语课。在那个大多数同学拒绝学习英语的时代，有时候的英语课上只有我一个男生，其他男生都去踢足球了。久而久之，我被同学们起了个“党代表”的外号。正是因为少年时代那个长大也要用英语朗诵毛主席诗词的梦想激励着我，使我没有放弃英语学习。

1976年的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送日语广播讲座。出于对日语的好奇，我去书店买了日语广播讲座的书，在抗震棚里跟着广播学日语。日本与中国有着血海深仇，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日本鬼子穷凶极恶地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忽然之间，党开始号召大家学习日语了，这总是有些难以理解。不过我们是后知后觉者，从来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说可以学习日语了，那就开始学习吧。

其实先知先觉者们早已开始为中国的未来铺垫了。中苏反目，珍宝岛之战就是这个铺垫的开始。甚至建国后的许多次重大路线斗争都是为了未来做政治铺垫的。只是要到几十年以后，后知后觉的我才能够逐渐明白过来。

那一年的秋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送法语广播讲座。我又去书店买了法语课本跟着广播练习大舌颤音小舌颤音。

中国向世界开放的闸门已经开始松动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3月，我去北京郊区插队，繁重的劳动之余，我依然没有放弃英语，偶尔也听听日语和法语广播讲座。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心中有着那样一个梦想，希望今后有机会成为一名能讲一口流利外语的专业人士，能有一碗体面的专业饭吃。

我是幸运的。1976年的夏天，队长派我上山放驴。我没有荒废三个月的放驴时间。每天，我把几十头毛驴赶到山谷里，然后坐在山谷出口大树下的石头上，一边看着驴，一边听英语广播讲座。三个月的坚持学习，让我熟练地掌握了国际音标，英语也大有长进。第二次高考虽然落榜，但50多分的英语成绩让我有幸被当地中学选去当代课老师，教中学生学习英语。

林乎加书记一锤定乾坤，北京市与在京的著名大学合作办分校，1万6千名北京考生有幸进入三十六所分校上大学。正是林乎加书记的英明决断让我侥幸进入了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分院日语专业学习。实现了学习外语专业的梦想。

大学四年的刻苦学习，使我掌握了一门外语。

虽然没能用英语背诵毛主席的诗词，也没能用日语背诵“老三篇”，但我终于圆了少年时代的梦想，不仅能够说一口还算过得去的外语，还成为一名大学日语教师。

更加幸运的是，留校两年后，我获得出国进修的机会。并最终私费到日本京都大学读完了硕博士课程，不仅完成了流利掌握一门外语的梦想，还更上层楼，读完了硕博士课程，看了许许多多想要看的书，为今后的写作乐趣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又幸运地进入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松下电工公司工作。积极参与了松下电工集团5亿多美元40多亿人民币的资金以及技术和管理到中国国内投资的工作。5个多亿美元40多亿人民币的资金在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万多亿美元的今天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资金、技术和管理都十分匮乏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却已经是十分辉煌了。

松下电工集团用这些资金在国内建立的合资企业都是率先进入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广州番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先导企业，为后来进入国内的外资企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得到中央和当地政府的高度支持和评价。

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在关键时刻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点有益的事是十分光荣和自豪的。

我有幸用自己在少年时代的梦想激励下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国家和民族最需要的时候做出自己些微的贡献也足以慰藉平生了。

今天，少年时代练就的日语技能还是我赖以谋生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我观察、研究国际时事、政治、经济局势的主要工具之一。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梦想着自己成为一个会用英语朗诵毛主席诗词的人。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学习英语。几十年过去了，我读了中学、高中、大学和硕博，在英语上花费了无数时间、金钱和精力，可直到今天用英语背诵毛主席诗词依然还是我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又第n次开始从头学习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