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 养猪与杀猪

黄晓捷

文革时代，物质越来越匮乏，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所以但凡有点儿条件的单位都会养猪，都希望通过养猪改善一下物质生活。文化部丹江分校自然不例外。

从1971年的春天开始，分校开始大量养猪。为了养猪，养好猪，养大猪，分校不知从哪里卖了一头白色的乌克兰小母猪，宝贝极了。不知是怕被人偷了，还是怕它自己跑了，亦或是怕被风吹着、被日头晒着，大人们专门把那只乌克兰小白猪放在北区西边第二排房子的某个空房间里，派专人负责饲养和看管。那个房间就在李可染老先生家和小不点儿家的中间。我经常去看那头猪，但对把小白猪放在那个房间里饲养有看法，小猪拉屎撒尿加上饲料的味道和猪身上的味道那该多臭呀，多不卫生呀，前后左右的邻居还不被熏死了。我向父母说了我的看法，特别强调了不卫生。因为自得了中毒性痢疾差点儿死掉之后，父亲特别注意卫生。父母听后夸我说的对，说等小猪再长大一点儿就换地方，现在正盖着呢。不知是我的建议提醒了父亲，还是天气热了，邻居们再也无法忍受那头猪的屎尿臭味向分校领导提出了抗议，不久之后乌克兰白猪就被转到新的圈舍里。

小白猪的伙食规格比其他小柴猪高，多是精饲料。乌克兰小白猪在大人们精心的喂养之下，长得飞快，几天一个样，没几月就长得巨大无比。再不久，大人们高高兴兴地把长大成猪的白乌克兰母猪装上大卡车去均县种猪场配种。很快，一窝小白乌克兰猪出生了。之后那头乌克兰母猪不断产仔，为分校的养猪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他母猪也不示弱，于是一窝一窝的小猪崽子们出生了，好像比赛似的。很快空着的猪圈不够用了。我的记忆里我到丹江分校时，有三个较大的猪圈，一个在礼堂的东墙边上，一个在礼堂西边第二排房子的后边，最大的一个在丹江分校与605厂分界线小水渠南边的金刚山脚下。猪圈不够用了，校部决定盖大猪圈，地点就在水渠南边的金刚山下。

要想把小猪养成大猪、肥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最费事的大概就是猪们的一日三餐了。分校养了几十头猪，每天给猪们准备三顿饭可是件体力活。特别是拌猪饲料，每顿几百斤的干料要用铁锹一铁锹一铁锹地反复搅拌，直至搅拌均匀为止。负责这件事的是一位叫王书玉的阿姨。王阿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因为工作太累，王阿姨与我父亲讲了。分校的人大多是老弱病残，能够干活的人很少，父亲手里也没有可以调配的人手，就让我去帮王阿姨的忙。有时候是下午放学后，有时候是周日，寒暑假的时候去得次数多些。那时我瘦小枯干，也做不了多少工作。每次拌料确实很累很辛苦。那么多的料好像永远也拌不完，还要抬几大桶拌料用的水，这也是力气活。有时我也偷懒不去。王阿姨也不批评我，只是客气地说：晓捷，什么时候有时间再来帮阿姨呀。我不好意思自己的偷懒，只好又去帮助王阿姨。这样稀稀拉拉地也不知帮助了多久。后来，文化部金口镇家属连和住在其他地方的文化部家属们陆续来到丹江，人手增加了许多，我才不用去帮忙拌饲料了。

我没帮王书玉阿姨干过多少活，可王阿姨却记住了我。有一次她从北京探亲回丹江送给我几包零食，好像是五香豆、水果糖一类的，东西虽然普通，但在那个时代可是很好的东西了。这是我记事后通过劳动获得的第一份礼物。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有一位老同志的孩子想考电影学院，找到我父亲，希望帮助介绍。看在老同志的份上，父亲去找了王阿姨。王阿姨的答复是：您是老领导，所以让他过第一关，第二关肯定刷下来，因为北京那年只招一个人。接着就问你的小儿子怎么不来试试？小儿子就是我。父亲说老三不行，太傻，长的太难看，当演员非憋了镜头不可。王阿姨说您说了不算，我们说了算。让父亲叫我去试试。可是父亲回家后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件事。等我变的不太傻，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读硕博时，父亲才在饭桌上当笑话说给大家听。在父亲轻松的调侃里，我失去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中国的影坛则损失了一颗电影巨星。每想至此，欲哭无泪，何其悲乎！

当时分校有几头小猪仔瘦弱不堪，眼见是养不活了，本想扔掉让其自生自灭。但母亲不忍心，于是经领导同意，把这几头半死不活的小猪崽子领回家自己亲自养。这几头小猪刚到我家时，浑身烂泥，瘦小枯干，萎靡不振，有两头连吃奶的劲儿都快没有了，眼见着活不长久。可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工作十分认真的人。她让我们帮着烧热水，把小猪仔们洗得干干净净，用破布包着放在屋里取暖。然后把领来的猪饲料煮成糊糊给小猪们吃。母亲还为那两头半死不活的小猪专门煮了米汤，一小勺一小勺地喂。小猪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咽半口吐半口地喝，没喝几口就昏睡过去。以后几天母亲每天都是这样细心伺候着这几头小猪仔，给小猪洗澡，给小猪煮糊糊，给小病猪喂米汤。再过几天，刚到我家时满身乱毛又脏又臭瘦小枯干的6头小猪仔已经变得毛色发亮活蹦乱跳，围着母亲的脚边跑来跑去，并与我家养的大母鸡们成了朋友，他们在一个盆里吃食，一起在院子里四处游逛玩耍，晚上一起睡，十分友好。不知猪们和鸡们的语言是否相通，所以不知他们是如何交流的。

过了一些日子，小猪们不知是贪吃还是受了凉，又是拉稀又是咳嗽，一下子没了精神，没两天就瘦得皮包骨头。母亲很是着急，分校有给人看病的医生，却没有给猪看病的兽医，大家都是束手无策。母亲实在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给猪们治病。母亲先把家里的黄连素砸成粉末，用水调好后，喂给小猪吃。可药太苦，猪不吃，喂进去，吐出来，喂进去，吐出来，就是不吃不咽。看着小猪们不愿意吃药，母亲又开始想办法，找出家里不用的奶瓶，把黄连素和水放进奶瓶，为了让猪们快乐地吃药，母亲还把家里不多的红糖放进药水里，然后喂给猪们吃。也许奶瓶比较好塞进猪嘴里，也许是加了红糖药不再那么苦，小猪们很快将一瓶黄连素药水喝了个底朝天。母亲还让我们到房子后边的小河沟里挖治疗拉稀和咳嗽的草药，煮成水喂给小猪们喝。经过精心治疗，小猪们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为了改善小猪们的伙食，母亲在家门口空地上开辟了小菜园子，土被收拾得像过了筛子，菜地周边整整齐齐，很多人都跑来看新鲜，因为农民伺候土地也不过如此。母亲种了很多绿菜，又是浇粪，又是浇水，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功夫不负有心人，绿菜茁壮成长，很快成为小猪们口中的美餐。

不久，分校的大猪圈盖成了，我们跟着母亲依依不舍地把精心养大的6头小花猪送到了大猪圈。

可是由于经验不足，大猪圈盖在金刚山的北坡下，密度又太大，完全照不着太阳，洗完猪圈后，地面的水很难干。猪们在潮湿没有太阳的环境里，活得很难受。不久猪们开始得病，然后出现病死的猪了。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做作业，突然元元、小川和小不点儿跑来大声喊我，晓捷，晓捷，快出来看呀。你妈养的小花猪病死了。民工给扛走了。我冲出家门，跑到路边，看着一个民工肩上扛着病死的小花猪，心里又愤怒又难受。民工看着我愤怒的脸和握紧的拳头，连忙大声说这是病死的猪，这是病死的猪，是他们让我拿的，是他们让我拿的，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走了。晚上我向母亲报告了小花猪病死的消息。母亲听了以后默默无语。母亲精心救活的小花猪病死了好几头，其他的猪也死了很多。为了减少猪的死亡率，分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

过了一段时间，分校大人们搞运动，好像是恢复党员生活资格和进入领导班子的民意考察活动，让大家给准备恢复党员生活和进入领导班子的人提意见。这时居然有人跳出来将母亲精心养育小猪的行为作为“资产阶级饲养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中当做我父亲的罪状理直气壮地提了出来，还要我母亲当众说清楚，做检讨，进行自我批判，还要大家对母亲进行思想斗争，进行大批判。让那个人没想到的是，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大多数人公开反对和质疑。元元的父亲第一个站出来说，小罗把公家快要病死的小猪仔救活，用自己家的糖、自己家的药，用自己家种的菜把小猪养大，有什么不对？你说她是资产阶级饲养方式，请你告诉大家什么是无产阶级饲养方式？问的那家伙哑口无言。很多人也质问那个人什么是无产阶级饲养方式？搞得那小子狼狈不堪。这件事虽然在元元父亲仗义的伸张中得以化解，但母亲却很难释怀，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伙人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而且还理直气壮？这件事成为日后母亲严重精神官能症复发的重要引子之一。

猪养大了，养肥了，它们要对人类做贡献了。

过节的时候，校部决定杀两口大肥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一听说要杀猪过节，孩子们高兴坏了，全都跑到食堂旁边看热闹。又肥又壮的猪大约知道人类要收拾它们了，异常惊恐和暴躁，先是满圈地乱跑，然后是满院子地乱跑乱窜，逃命的猪们力气大得不得了，几个壮汉赤手空拳拿它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好偷偷迂回到猪的后面，趁着猪们疏于防范，用粗木杠将猪们打晕，然后抬上案板。主刀手将长长的杀猪刀从猪脖子一刀往心脏插去，猪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吓得我们浑身机灵汗毛倒竖。猪血流了一大盆。大人们搬下第一头猪，将第二头被打晕的大猪费力地搬上案板，又是一刀插入心脏，又是一大盆猪血。就在第二头猪还没有拾到清楚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已经挨了一刀，鲜血流尽的第一头猪忽然狂叫一声站起身来又满院子狂奔乱跑起来。孩子们欢呼雀跃，大人们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才又一次打倒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大肥猪。

叔叔们在猪的后腿处开一个小口，然后用细铁棍子穿入小口往猪肚子里插，当铁棍子在猪的全身都插到时，一位叔叔不嫌脏用嘴从猪后腿的小口里往猪肚子里吹气。这种工作又脏又辛苦，那位叔叔脸憋得通红，可是进展却很慢。后来另一位叔叔找来了自行车打气筒，往猪肚子里打气的速度才快了不少。打完气，几位叔叔把全身滚圆的肥猪放入满是开水的大锅里烫，然后把猪吊在横杠子上，给猪刮毛，给猪开膛破肚。丹江分校的叔叔们都是机关里的干部，或者是学者，或者是极其专业的人士，没人杀过猪，所以有些笨手笨脚。有一位叔叔清洗猪肠子的时候，我们站在旁边看。那位叔叔将猪肠子的一头固定在自来水管的水龙头上，然后把水龙头开到最大。只见水在肠子里迅速形成巨大的水泡，顺着肠子慢慢前进。正当我们看的热闹的时候，水泡终于走到猪肠子的另一头，只见猪肠子忽然动了起来，然后漫天飞舞，肠子里的粪便随着庞大的水流漫天飞舞，臭气熏天的粪水洒的到处都是，我们也被弄了一身的臭水。那位叔叔手忙脚乱地关上水龙头，可肠子里的水太多，好一会儿才消停下来。不知道那位叔叔是不知道这么做的结果，还是有意为之？

那天晚饭的时候，全分校的人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猪肉，一边开心地谈论着杀猪时的趣闻乐事。但对那位叔叔洗肠子的做法很有看法，很多人认为他是故意的。因为很多人都多了一件事儿，回家赶紧洗头洗澡洗衣服。

大约是参与那次杀猪的叔叔们提了意见，以后分校再杀猪时就不再由分校的叔叔们任杀手，而是用大卡车把猪拉到县里的屠宰场交给职业杀猪手们处理了。县里屠宰场的职业杀手们技术熟练，动作麻利，比分校的叔叔们强了不知多少倍。一次我们跟着大卡车拉着大肥猪到县屠宰场。猪们大概是闻到了杀手身上的杀气，一进屠宰场，立刻瘫软在地，除了哀叫之外，根本跑不动。手持钢刀的杀手按着大肥猪的脑袋问他们的头儿杀不杀？那头儿看了我们的头儿一眼，静静地说了一个字，杀！话音没落，我们的眼睛还没从我们头儿的脸上转到猪身上，杀手的刀已经在猪的一声惨叫声中利索地插入猪的心脏。杀手把刀咬在嘴里，空完猪血，把高压泵的插头一下子插入还没死净的猪耳朵里，一瞬间，猪变得滚圆。杀手麻利地把充满空气的肥猪扔进开水池，来回划拉几下后迅速捞出，然后刮毛，开膛，分解，没多长时间就把猪给处理完毕。

回分校的路上，看着已经劈成两半的猪，看着红白相间的肉，看着还在一跳一条的脉搏，我忽然一阵恐惧。我要是被宰了劈开，也是这个样子吧？然后就想人肉和猪肉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又想到了生与死。生与死之间就是那么一下子，一刀生命就结束了，猪是这样，人不也是这样吗？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恐惧。

不久我的脑子又转到了分校叔叔们的杀猪手法和均县屠宰厂职业杀猪手们的杀猪手法的对比上，那手法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后来学习古文，懂得了那叫作“术业有专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