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扎针灸与中草药

 

黄晓捷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跟着哥哥去三环路看毛主席。结果什么也没看清楚。哥哥不信。

之后不久,父母让在家闹革命的哥哥教我学汉语拼音,我总是说看不清楚,总是写不好。哥哥们很是奇怪,说这么清楚,这么一些不就行了吗?可我就是看不清楚,就是不会写。结果被说成真笨。我也觉得我很笨。那么简单的事情居然做不好。

有一次邻居家孩子拿来一本小人书。我几乎是贴着书在看。哥哥们觉得不可思议,问我为什么离那么近看书。我说看不见,他们觉得不可能。让我到窗户边、阳台上看。果然清楚些了。但是一个字也不认识。本来我就不认字。不过那些字与我看惯的字不一样。问哥哥们。他们说也不认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新疆维吾尔的字,汉人看不懂。

母亲被辞退回家后教我读书写字,我也说看不清楚。总是在最亮的地方贴着书看,贴着本子写字。父母总是说我写字姿势不对,要我不要贴着书本那么近。母亲的眼睛也不好,但是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1968年初,我上小学后,坐在第一排还是看不清黑板上写的字,直到课桌搬到讲台桌旁边才能看清楚。老师发现了问题,告诉父母说我的眼睛十分不好,建议去检查一下比较好。于是父母带我去同仁医院检查。检查后,医生说我是高度弱视家散光,并建议我配眼镜。于是配了眼镜。

母亲为了治疗我的眼睛,带我四处求医。但医生的结论都说我眼睛的弱视问题是天生的,就是眼球没长好,没法治。要是早发现早训练视力也许可以提高。但那时我已经7、8岁了,眼睛已经定型,发现晚了,就是再训练,视力也不可能提高了。医生建议我经常登高望远,多看绿色,说是对眼睛有益处。

母亲不死心,还是带着我到处求医。

那时,全国兴起针灸热,还兴起了打鸡血的热潮,把针灸与打鸡血说得神乎其神,包治百病,号称针到病除,血到病除。其他医疗手段都不管用了,很像前一段时间吃绿豆包治百病的忽悠。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建议母亲带我去打鸡血试试。母亲倒是没带我去打鸡血,但听了不知哪位大夫试试扎针的建议,带着我去各个医院寻找最好的针灸大夫,给我扎针治眼睛。从此,我彻底知道了什么是扎针的滋味儿。

针灸是祖国医学宝库的宝贵财富,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不知解除了多少人的病痛疾患。但在文革时,针灸被某些单位某些别有用心的个人吹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克的程度,后来居然神奇地发展到生孩子做手术不打麻醉针,只要扎针就可以止疼。此事还作为某单位文革丰硕的成果通过报纸广播大肆宣传。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

但针灸到底能不能治好我天生的弱视散光,却没有一位医生说得清楚。1968年至1969年,治好我眼睛心切的母亲带着我不知去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针灸大夫给我扎针治疗眼睛。我不知挨了多少针,龇了多少牙,咧了多少嘴,流了多少泪,流了多少血,但都没有什么效果,我的眼睛依然如故。

1969年的秋天,和平里商场旁边的小诊所里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大夫。有人说他很神奇,真的治好了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人。于是母亲带我去那个小诊所,请那位年轻的男大夫给我扎针治疗。在整整一个疗程里,每隔一天我去一次,每次满头满眼甚至手腿脚的穴位都扎满了针。疼是自然的,但在治好眼睛的激励下,我忍住了。我也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针灸治好眼睛,摘下眼镜儿,长大去当兵。在我的印象里,眼睛不好是没资格参军的。

一个疗程之后,还真有些见效,我的视力大幅度提高,裸眼居然能够看到老视力表的0.5、0.6了,而我以前裸眼只能看到0.2,最多看到0.3。带眼镜也只不过看到0.4、0.5。

母亲和我高兴极了。

正当我们准备再接再厉继续治疗的时候,一道命令,我们随着文化部政治部的家属连去了湖北省金口镇,之后去了咸宁,最后来到了丹江口。

在咸宁干校的时候,母亲曾自学针灸并试着扎针给我治眼睛,一次扎偏了穴位,疼得我惨叫。从此坚决拒绝继续当母亲的针灸实验品。

虽然我不再用针灸治疗眼睛了,可学习针灸好像是那个时代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凡是有条件的人都必须修习的一门功课,甚至是变成了一种政治宣示。丹江分校也不例外。

大约是71年的寒假,丹江分校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在医务室张大夫和江阿姨的指导下,学习扎针灸。

听说要学习医学知识,学习掌握一门医疗技术,学习扎针灸,大家都很高兴,热情也十分高涨。闲聊时都在说着自己知道的医学知识和经历,仿佛自己是天生的医学天才,最适合学习扎针灸了。大家都期盼着早点儿开课。

可是一上课,大家就基本泄了气。因为单单那张人体穴位图就让我们头变得斗大。张大夫给我们大致讲解了人体结构、经脉走向和穴位分布,然后给我们讲解人体的主要穴位。这些已经听得我们头昏脑胀,看得我们小眼昏花。我想当时大家与我心里想的内容差不多,就是那么多经脉、那么多穴位,哪辈子才能记住啊?

讲完了人体经脉和穴位,张大夫接着给我们讲如何找穴位,如何消毒,如何扎针,如何运针,如何拔针,出了血怎么处理,最后如何消毒等等。讲完之后,张大夫说,要学好扎针,就要记住人体结构,记住所有经脉,记住所有穴位,并记住它们的作用。我们问多长时间才能记住那么多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够学会扎针啊?张大夫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非几十年苦功不可。因为他学了那么多年的医,到今天也还是门外汉。

当时我们就傻了,非几十年苦功不可?谁有那么大耐心学那玩儿呀。再说管不管用还没搞清楚呢?

张大夫看透了我们。他本来就没打算收我们当徒弟,也知道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他只是执行校部的安排,尽人事而已。十几个小学初中还没有毕业、毫无医学常识的小毛孩子,学习扎针灸,是不是有些这个那个了吧。

校部也没指望我们能够坚持多久,也没指望我们学习什么医学知识,什么医疗技术,只是不想让我们这帮孩子瞎晃悠浪费光阴惹事生非,尽可能给我们找些事儿干。学不好扎针,至少还可以学些基本的人体经脉穴位和医疗知识,比无所事事强多了。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学习,家长们也挺高兴挺放心,比放在家里满世界闲逛每天胡扯好多了。当然有些特别实在的家长还真指望自己的孩子能过通过分校少年针灸学习班学一门手艺呢。

那些日子,张大夫每天给我们讲一两个穴位,告诉我们那些穴位的功用,也告诉我们哪些穴位风险大,不要轻易动针。张大夫告诉我们几个风险不大又好认又好记的穴位,然后让我们自己寻找,诸如合谷、足三里一类的。之后让我们自己按照规定的程序试着自己给自己扎针。我们按照张大夫的指示,寻找穴位,消毒,然后就在自己身上试针。没有经过严格专业训练和反复练习的我们拿着针往自己身上扎,那滋味自然好不了,疼啊,还流血。

开始时我们还兴致勃勃真想学点儿什么。都敢在自己的身上扎针,还觉得挺好玩儿,疼,麻,酸,胀,几种感觉都有。但张大夫让大家相互扎的时候,我们就有些畏首畏尾不大愿意了。都以对方手艺太低拒绝了。心里都在想万一被他或她扎死可怎么办啊?扎瘫痪了可就更惨了,谁负责啊。

再扎了一段时间之后,出血和疼痛让我们越来越不敢在自己的身体上继续试扎了。又过了些日子,大家都打起了退堂鼓,找借口请假。有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扎出了血心痛,就开始提意见说孩子是不是太小,还没有长周全,也没什么医学知识,现在学习是不是太早了。一开始就动针,是不是太危险了,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确实,万一有个好歹谁也负不了责任。于是开会讨论怎么办?是否还要继续下去。讨论来讨论去的结果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习一些医学知识,学习一些针灸技术确实有必要,但是也要考虑到有风险,在没有想出万全的办法之前,针灸学习班还是暂时停止吧。

然后针灸学习班就是无限期延期了。春节过后,寒假结束,学校开学了,再也没有提针灸学习班的事儿了。

虽然丹江分校假期组织孩子们学习针灸的活动不了了之。但我们还是学到了一些最最基本的医学常识,比如人昏厥过去时掐人中以救急,还有掐合谷、掐足三里,还有涌泉、百汇等重要穴位不要轻易动等等。

文革结束后,在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里还看到过这些穴位的名字,觉得挺亲切的。还曾试着按照在分校针灸学习班看过的经脉、穴位练气,以图打通涌泉、百汇等任督二脉,以便练习隔空取物飞檐走壁之类的神功。自然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从书上看到医学的穴位与武功的穴位不一样。原来是这样,真是无知者无畏了。

到了丹江分校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劳累和刺激,母亲神经官能症的病又犯了。当我看到大人们把母亲送回家时,我难受极了。很多大人不知道母亲犯病后会失去记忆并最怕人多人劝,当母亲发作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傻掉的。我在金口家属连见过母亲发病。于是我赶紧告诉叔叔阿姨们,这会儿母亲最怕人多,最怕人劝,最怕烦,请叔叔阿姨们不要再劝,让母亲安静休息。并请他们马上离开,告诉他们弄不好母亲会破口骂人,把很多平常不能出口的事儿都说出来的。那是非常尴尬非常难堪的。还好,大人们信了我的话,要我好好照顾母亲,然后告辞。

母亲这次病犯的很重,完全不能外出,不能累着,不能受一点儿刺激。只能按照医嘱在家里静养。因为母亲病重身边必须有人,父亲要我请假在家里照顾母亲。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息,母亲的病慢慢地好些了,身体也开始恢复。每天在家里养病,母亲很无聊,总想做些什么。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自己的病自己治比较好,于是开始自学中医。

那段时间正巧父亲的胃肠病犯了,我们也时常得些小病,于是母亲就把学习的重点放到中草药上。那时家里有很多中草药的书,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母亲非常认真地看。母亲身体还很弱,不能出门直接到大自然中去核对,于是就按照书中的彩色图形讲给二哥、我和妹妹听,然后让我们去外边找标本。

找来找去,我们在分校大院北边的小河沟里还真发现了许多有用的草药,并在路边发现了比较贵重的草药----何首乌。随着母亲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分校周围的很多植物多是中草药,而且经常出现在大夫开的药方里。

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得过严重的痢疾,当时已经报了病危。最后无药可治,医生只好决定冒险一试,给父亲灌肠。父亲的命是保下来了,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吃什么拉什么,骨瘦如柴。

在丹江分校,母亲就拿父亲的病做研究对象,以各位中医大夫开的药方为蓝本,认真研究哪些草药可能最有用。

皇天不负苦心人,母亲的学习和研究还真有成果。父亲吃了母亲配置、我们兄妹从外边找来的各种青草熬制的汤药后,真得很管用,肠胃与身体状态好多了。后来,我们要是得了感冒、肚子疼、拉稀一类的病,就按照母亲的吩咐到河边拔几种草,洗洗切切煮吧煮吧喝下去。很神奇,很快见效,不久就会痊愈。

不过尽管母亲教我们认识了很多草药,但没有用竹板子逼着我们,我们也没有用心学,也没记住什么。那一段学习,我只记住了一味中药草,何首乌。

我曾在文化部丹江分校大礼堂前面土路的路基上挖出过很多何首乌。因此我对何首乌很有些感情。直至今天,我还经常煮首乌汤喝,味道不错。至今我的头发依然漆黑发亮,白发很少,大约是喝煮何首乌水的缘故吧。

毛主席说过中华美食和中草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世界的两大贡献。

针灸和中草药是人类医学宝库的瑰宝。正在从经验科学向实验科学转进。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惊人的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