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春节联欢会

 

黄晓捷

 

干校的日子很艰苦。物质的匮乏尚在其次。心中的苦闷、精神的压抑、前途的渺茫、专业的荒废才是大人们最担忧的,但这些只能在心里想,却不能对人言。用度日如年去描写当时干校大人们的心境绝不为过。

但孩子们不大懂。孩子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早回北京。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地方秘密讨论回北京的向往。

不管政治环境多么压抑,物质生活多么艰苦,未来前途多么莫测,内心思绪多么不安,父亲到了丹江分校以后,还是尽可能在春节、五一、国庆的时候组织大家进行联欢活动,用歌声和音乐活跃分校沉闷的生活,释放大家苦闷的情绪,缓解大家沉重的精神压力,给大家以坚持下去的力量。

在中国的政治序列里,父亲只是个小而又小的人物,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在滚滚的文革洪流中,在极端狂热的政治环境之下,父亲只能以自己微弱的力量、温和的性格和几十年积累的政治智慧与人生经验尽可能地维护丹江分校的平稳和安宁,尽可能地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尽可能地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那个时代,丹江分校的大人孩子除了默默地期盼早日回北京之外,最期待的大概就是过节过年了。因为只有过年过节才能给大家一点儿喜悦和快乐,才能给大家一点儿未来和希望,才能给大家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而且越来越匮乏的时代,也只有过节过年,才能分到一些诸如花生瓜子糖果点心香油菜油鸡鸭鱼肉黄花木耳蘑菇富强粉精米等食品以改善一下艰苦的物质生活。而孩子们也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得到新的衣袜鞋帽,才能吃上糖果花生,才能多吃几次肉蛋禽鱼,也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会有文艺表演和电影放映,而年夜饭后的春节联欢会则是那个时代整个过节期间最高的精神享受。

1971年初,在丹江口分校度过的是我们到干校后的第二个春节。第一个春节时在金口家属连度过的,除了改善生活没记住别的。

我们到丹江分校没多久,母亲就受命负责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排练春节联欢会的演出节目。母亲把放寒假天天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组织起来,按照我们各自的特点给我们安排节目,然后带着我们排练。

尽管我实在因为自己的天赋不足而不愿意参加春节联欢会的表演,但父母还是要求我必须带头参加演出。说这是政治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还说唱不唱是政治态度问题,唱得好唱不好是技术问题,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父母要求我端正态度,提高技术,为人民服务。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不上台是不行的了。

丹江分校和我一般大小的三四年级的孩子人数最多,最整齐,都还没有到反抗期,大人让做什么我们都会服从命令听指挥地做什么。因为人多,因为听话,因为喜欢唱歌跳舞(主要是女孩子们),所以我们成为节日演出的主力之一。

那时没有收录机,我们练习时根本没有音乐伴奏,也没有曲谱歌词,都是靠自己的记忆反复练习自己的节目。排练舞蹈时也只是嘴里一边哼着曲子,一边练习。为了让我们演出的节目更有节奏感,舞步动作更加整齐,舞姿更加优美一点儿,为了让春节联欢会的气氛更加欢乐一些,母亲借来了元元的小提琴和不知谁家的二胡,每天晚上在家里反复练习,然后在我们排练时给我们伴奏。母亲用小提琴和二胡拉出的曲调使我们备受鼓舞,使我们的排练情绪更加高涨。

母亲对排练节目抓得很紧。每一个节目都是反复排练,不断修正,一丝不苟,直到满意为止。至于偷懒想都不要想。我要是贪玩儿或是闹些小情绪,立即一顿劈头盖脸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不为什么,就因为我是黄焰强的儿子。谁叫我爸爸是一把手呢。一把手的儿子必须带头,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必须带头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

母亲把每一个节目都写在纸上,排好顺序,还找了一个报幕员。在我依稀的记忆中好像是活波可爱的南南,也许是滨滨或其他孩子。总之不是我,所以没有往心里记。

大礼堂太大,冬天太冷,分校人不够多,所以春节联欢会不在大礼堂举行,而是在大礼堂西边的一间大房间里举行。大房间的北墙上挂着红底黑字的春节联欢会几个漂亮的大字,不知是不是陈叔亮写的。反正大人们看到后都由衷地赞叹说字写得真好真棒真有水平。丹江口分校菜鸟不多。

大房间里张灯结彩,给沉闷的生活增添了一分喜庆欢乐的气氛。我忘记了大房间里有没有取暖的炉子。

吃过下午饭不久,分校的人们带着马扎儿小板凳陆陆续续来到大房间找地方坐好,磕着瓜子,聊着闲篇。

在年三十的新春联欢晚会上,大人们都会穿戴整齐,在会场上正襟而座。而孩子们则灿然一新,衣服兜里更是揣满花生瓜子和糖果。在会场内外向所有的大人们请安问好。请安问好是礼貌,以图来年的吉祥和好运。但更重要的是博得大人们的欢心,期望他们的大手从兜里拿出一块香甜的水果糖祝福我们,运气好的也许会得到一块奶油糖。如果能够得到一块奶油糖,那说明你在那位大人的心里是有点分量的。

联欢会开始自然是一把手,也就是我爸爸讲话。父亲按照那时的规矩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念一段林副主席语录。然后讲国际形势打好,国内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五七战士得到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锻炼,越来越什么什么了。大家热烈鼓掌,意思是说得真好真对真棒。也许还有军代表的长篇发言,因为十分紧张地想着自己的台词儿,所以不记得了。

之后在不知是南南还是滨滨还是其她女孩子清脆的“春节联欢会演出现在开始”的童声报幕中,1971年丹江口分校春节联欢会演出正式开始。

在演出的节目中,最得到大人们喜爱的是滨滨演唱的《地道战》插曲《太阳一出》。滨滨声情并茂甜美清脆的演唱得到大人们的热烈鼓掌和衷心赞美。回到北京多少年以后,父母还经常提起滨滨的歌喉和表演天赋。元元表演的小提琴演奏是高技能节目,大人们也是热烈鼓掌和由衷赞扬。女孩子们演出的舞蹈,在母亲的提琴和二胡的伴奏下,真的是节奏分明,舞姿优美,不断博得大人们的阵阵掌声。红红姐的演唱也是惊艳全场。最专业的当然是袁牧之局长的夫人朱阿姨唱的昆曲,她是当时昆曲的当家名旦。我不懂昆曲的奥妙,但我觉得朱阿姨唱得特别好听。白刚得自家传的京剧清唱也是一个高质量的节目。而我和陈建义表演的《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与李勇奇的著名唱段《穷人的队伍来到面前》最多获得的是大人们礼貌性的鼓掌。因为我唱得实在荒腔走板不怎么样,主要是基础太差,自主性过强,跳跃性比较大,也许更重要的是日常练习不够和心理素质不过硬。还有其他许多节目,但我都已经记不清了。

春节联欢晚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演唱京剧的时候,白刚的父亲、梅兰芳的板鼓演奏师白登云老先生把一个脸盆扣在木架子上,不论我们唱得好坏,老先生都是那么认真地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地为大家伴奏。

春节联欢晚会虽然简单,却很热烈。普普通通的文艺节目,非常一般的演技,给大家带来了心灵的快乐和愉悦,短短的几个小时,欢乐的气氛让大家暂时忘却了世事的艰辛与精神的压力。

在以后的节日里,我们的那些节目重复演出。虽然大家看过许多次,但还是津津有味地看着,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表演给了大人们欢乐、愉悦和希望,为了孩子们,无论多么艰难,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1971年春节演出后的一天,我去元元家玩儿,元元的父亲万伯伯由衷地说,晓捷,你妈妈真聪明,琴拉的很不错。我回去向母亲汇报。母亲听了哈哈一笑说,那是万叔叔给面子,我哪里会拉什么琴。都是临时赶鸭子上架,现学现卖的。这时我才知道母亲从来没有练习过小提琴和二胡,只是上师范时苦练过风琴。春节联欢会上,拉着提琴和二胡为孩子们的舞蹈伴奏,都是母亲临时摸索练习的。母亲的琴技在行家的眼里不值一晒,但在那么多文化界的名流泰斗面前,母亲居然拉得那么镇定,那么从容,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专注,没有过硬的心态和超人的天赋是根本做不到的。没有一颗深爱孩子们的心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根本做不到的。我觉得万伯伯对母亲的夸赞是发自内心的,是有深刻含义的。母亲的音乐天赋和蕙质兰心至今让我感慨万千。

母亲只上到初中,因为姥爷去世得早,只有姥姥持家,家境困难,上不起正规的中学,只能去上师范。那时候的师范,教育很严格,非常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因此母亲练就了一笔好字,一手好琴,一手好算盘。在以后的岁月里,母亲凭借她的聪明灵秀和在学校养成的良好习惯与掌握的方法,学什么像什么,拿得起放得下,俄语学得好,英语学得好,课教得好,学生管理得好,会计做得好,图书馆管理得好,菜做得好,孩子们教育得好,猪养得好,针灸草药,缝衣做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真正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当年世家大小姐练就的本领那可真是名不虚传。

文革结束,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才逐渐理解什么是文革遗祸,以及文革遗祸对社会造成的贻害有多深。我除了运气好,有些吃苦耐劳外,一切本领全在母亲之下。母亲永远是我心中的泰斗和太阳。

1971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母亲也已经故去。我们都已经长大。可是当年母亲的琴声二胡声常在我的耳边响起。孩子们的歌声和舞姿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