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老人家们

黄晓捷

文化部丹江分校有许多名人。

但到底有多少名人，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多有名，除了少数几个外，我也不清楚，不仅当时不太清楚，就是今天也有很多不清楚。当时只是知道他们有着特别的技艺和特别的经历。

而我15、6岁就参加革命的父母对他们则是十分敬重，佩服有加。经常拿他们做榜样，教育鼓励我们兄妹好好学习，长大作一个有技艺的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并时常提醒我们不要在院子里大呼小叫、追逐打闹，以免影响他们的休息和生活。还告诫我们见着大人时要有礼貌，要站住主动打招呼，要让路，他们有事要主动去帮忙等等。

文化部电影局的袁牧之局长就在丹江分校。但我到丹江后，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那时袁局长已经60多岁，疾病缠身，健康状态很不好，所以一直在家卧床休养，基本足不出户，而且屋里的窗帘一年四季总是拉着的。那时最大的娱乐节目就是看电影。看电影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快乐和享受，所以在我对世界的认识里，电影是最高级最复杂的，觉得能够拍出电影的人都不是凡人。在父母的日常谈话里，我知道了袁牧之局长是一个不平凡人。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演了许多著名的电影，可惜文革时不让放映了。母亲说袁局长年青时可英俊了，电影演得好得不得了，迷死了无数小姑娘。父亲说，袁局长去延安后，第一个给毛主席他们拍纪录片儿，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镜头。后来又去东北当电影厂长，拍了很多电影，是文化部第一任电影局长。袁局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说是我党电影工作的先驱绝不为过。我唐突地问，袁局长挨批斗了吗？父亲很生气地说，你才挨批斗，滚一边去。父亲对打人批斗人侮辱人是很反感的。

我刚到丹江时，上四年级。袁局长的大女儿袁牧女是五年级的学生，二女儿袁小牧上三年级，小儿子还没上学。袁局长的夫人朱阿姨是著名昆曲演员。母亲对朱阿姨的昆曲技艺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对朱阿姨的管家能力却是大摇其头。袁家养过一条大花狗，跟元元、小不点儿、陈小川他们好得很，因为我来得晚，所以对我的态度一般。后来大花狗生了一窝小狗，我家的母鸡们刚好下了几个蛋，于是我拿着几个鸡蛋钻到狗窝里贿赂大花狗。大花狗毫不客气地吃了我的鸡蛋，然后允许我逗她的小狗仔子们玩儿。再后来，也就是分校上高中的大个儿们离开丹江去了咸宁后不久，来了一群凶悍的年轻人说是大花狗上山把他们的羊惊吓得掉下山崖摔死了，还说花狗咬了人，就在袁局长的家门口当众把大花狗杀了。我很生气，但又惹不起他们，只能愤恨地看着他们气焰嚣张胡作非为却又无能为力。“恶霸土匪地痞流氓”八个字在头脑里久久挥之不去。

文革结束后，听说袁牧女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她妹妹袁小牧考入政法大学法律系。后来我出国，一去20年。直到2003年回国后才又影影绰绰地听说袁牧女当了导演。直到2010年秋天，受丹江口市委办之托才辗转找到袁导演的电话号码并与之取得了联系。这次通话好像是我们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对话。

李可染老先生是我一生都喜欢和敬佩的画家。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当我刚刚知道画是什么的时候，我第一个知道了李可染。在全国那么多著名画家中，我在少年时代进过的只有李可染老先生的家。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和蔼可亲地为一群小孩子演示水墨画是什么的也是李可染老先生。回北京后，在被批成“黑画儿”的名人中我也只认识李可染老先生。而我最喜欢和佩服的名人后代则是李可染老先生的小儿子---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著名画家李庚。

有一天，父亲叫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跟几个“大个儿”去帮李伯伯搬家，还嘱咐我要小心点儿，不要把东西弄坏了，也不要把自己伤着。我跟着大家热热闹闹地去了。路上听大家讲，才知道李伯伯是鼎鼎大名的画家，就一个人在丹江，夫人和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人家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李伯伯是从篮球场对面西侧第四排的两间一套的房子搬到西侧第二排靠西边三间一套的房子，多出的一间房子专门用作画室。李伯伯家的家具很多，很精致，我大都是第一次看到。还有很多又厚又沉的书。那么多书，想看的时候就看，多好呀，我心里十分羡慕。我从小喜欢看书，这个习惯保持至今。但在那个时代，第一家里没有闲钱买书，第二除了红宝书其他的书基本都被禁了，没书看。

李伯伯看到有这么多人帮助他搬家，高兴得很。拿着事先画好的图纸，指挥我们搬运摆放家具。东西没有打包，都是按照李伯伯的指示直接放到新家指定的地方。大多数家具和书都好说，就是有一个很大很沉的绿色铁柜子，因为太沉又没有板头把手，实在是搬不动，于是大家就把抽屉拆下来分别搬。可是拆下来容易，装上去难，大家整来整去就是装不上，最后都看李伯伯。但李伯伯的回答让大家十分失望，他说他也不会装，要去问妈妈。我们一头雾水，李伯伯有60岁了吧，李伯伯的妈妈李奶奶那还不8、90岁了。再说李奶奶在哪里呢？看着我们不解的表情，李伯伯说妈妈就是他孩子们的妈妈，不是他的妈妈。这个箱子是抗战时在重庆与夫人结婚时买的，只有妈妈会装卸。我们问妈妈在哪里？能来吗？什么时候来？李伯伯说妈妈在另外一个干校，远得很，当然不能来，写信问她怎么装就行了。

人多力量大，家半天就搬完了。李伯伯看着还有些凌乱但宽敞了许多、整体没什么大碍的新家很是高兴。我们搬完了家，在李伯伯的感谢声中也觉得立了大功一件，本来这个时候，要是有女主人，就会请大家喝水，然后说些家里太乱，就不留大家了，等家里收拾好了，请大家来做客一类的客气话送客，大家也会知趣礼貌地离开。但是李伯伯就一个人，也不会说客气话请大家走。于是大家都放开胆子假装喝水赖着不走仔细欣赏李伯伯家的家具书籍。我敢保证大家和我一样大都是第一次开眼。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李伯伯，您给我们画张画儿吧。一听画画，李伯伯欣然答应。画具都是现成的，于是铺开纸，提起笔，提气凝神，略一思索，然后在发黄的画纸上一笔一笔认真从容地画了起来。不一会，山出来了，树出来了，水出来了，小亭子出来了，人物出来了。我第一次看到水墨画的画法，真是那么得神奇，那么得有趣。很快，一张水墨画完成了。我们看着李伯伯画的画赞叹不已。一声欢呼，说一声以后再来看李伯伯画画，然后出门而去。

白登云老先生也是我所知道的丹江分校名人之一。之所以知道白老爷子，不仅因为他白刚的父亲，更是因为在文化部丹江分校的春节联欢会上，白老爷子在没有板鼓的情况下，用脸盆底当板鼓，认真敲着脸盆儿底给大家伴奏的事儿。唱者唱得很认真，白老爷子敲脸盆底敲得认真，大家听得更认真。唱段结束，大家都热烈鼓掌，给演唱者鼓掌，更给白老爷子鼓掌。一代板鼓大师，曾经给梅兰芳等中国京剧界泰斗们伴奏的白老爷子，在那个年代，在丹江口分校，在什么家什都不齐备的情况下，为了艺术，尽管是脸盆儿底，尽管心里很不愉快，但还是有板有眼地认真演奏。敲脸盆儿底伴奏京剧演唱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表现出的却是一代大师尊重演唱者、尊重艺术的高尚人格和胸怀。这也说明真正的艺术大师不管在哪里，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不管用多么简陋的道具，也照样能够演奏出动人心魄的艺术旋律。因为，艺术已经融化在他的心里，用心灵演奏出的旋律无往而不胜。每次联欢会结束回家，父母都会对白老爷子的精湛伴奏赞不绝口。最后往往是母亲提议说回北京给白老备套家什吧。父亲总是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感叹说，中国板鼓第一家，却在咱们这儿敲脸盆儿底，可真够难为老白了。父母都是京剧迷。

画家里还有一位油画家，名字叫做许幸之，是中央美院的油画教授。有一天，我在分校院子里瞎溜达的时候，无意中在一间空房子里看见一位伯伯正在画画。房子里面很简陋，地面疙疙瘩瘩的凹凸不平。墙面也没有用灰泥抹平，裸露着红砖，窗户的玻璃也碎了不少，冷风呼呼地往里刮。一副罩着白布的巨大的木框靠在红砖裸露的墙上，这位伯伯正在入神地想着、画着。他的画跟李伯伯的不一样，他拿的工具也和李伯伯的不一样，画的内容也不一样。当时那位伯伯画的是一位南海女民兵，蓝天碧海白云沙滩斗笠钢枪红兜肚浅色褂子飒爽英姿的健壮美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伯伯画得很慢，画几笔，站开几米反复地看，看了半天，再画几笔，然后再站开几米继续反复地看。我看了很久，才战战兢兢地问，伯伯，您画的是什么画呀？那位伯伯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油画。

油画？油还能画画？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于是回家告诉母亲，说看见一位伯伯在一间空屋子里画油画儿，画的是飒爽英姿五尺枪，然后问油画是什么？母亲说，那时许伯伯，是中国鼎鼎大名的油画家。他是周阿姨的老伴儿。

周阿姨我知道，戴副眼镜，温文尔雅，一副女知识分子的派头，我特别喜欢。周阿姨是东北的大家闺秀，大学生，九一八事变时，逃难到北京。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周阿姨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她曾经对母亲说过，你儿子要想学英语，她负责教，保管天下一流。母亲说等儿子长大了一定跟你学英语。母亲哪里知道学英语何须长大了学，当时就可以学，越早越好。

从此我知道了许幸之大画家，画的是油画，一种很难学的高超艺术。于是我经常去看许伯伯画油画。一看就是很长时间。许伯伯也不轰我走，也不与我说话，只是在哪里画几笔看看，再画几笔再看看，有时在一个地方画来画去很多遍，不知干什么。我觉得挺好玩儿，画错了还可以改，可真有意思。不像用钢笔、圆珠笔写错了字就是一个黑疙瘩难看得很。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画家在找光感。许幸之先生画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油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到这种画，我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许老的画儿。

陈书亮老先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住在张浩家的旁边，人很和蔼，每天练字。我与陈老爷子不熟，也没去过他家。老爷子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出门。我们这帮孩子成年后都很后悔，当时怎么就想着跟陈老先生学习书法呢？没问老先生要几幅字呢？或者可以当作传家宝。别人也还罢了，最后悔的是张浩，她们两家住邻居，她可是差不多天天都到陈老爷子家溜达的人。都那么实在，那么傻。

还有一位曹姑姑，女孩子们赠其雅号“白毛仙姑”，名叫曹安和，音乐学院的教授。瞎子阿炳就是她第一个去拜访，并把阿炳的乐曲记录下来的。要不是曹姑姑，阿炳的音乐是不会留在人间的。在丹江分校的时候我与曹姑姑不熟悉。七十年代末期，我考上了大学，联络了陈小川一家一家地串，约好了张浩、元元、冰冰一起去看尤国丰。在尤国丰家吃了他们家的晚饭后，尤国丰建议去看曹姑姑。进了曹姑姑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曹姑姑已经退休，头发雪白，正带着老花镜看古书。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丹江分校是个太特殊的记忆了。自然是元元、斌斌最受老太太宠爱，尤国丰、张浩、陈小川次之。曹姑姑最后才看着静静地坐在那里的我，然后问我是谁？大家说是黄伯伯的小儿子。曹姑姑想了想说，是那个开瓢缝针没打麻药的淘气孩子吧？大家哈哈大笑。老太太说你可真够勇敢的。我们问曹老太这么晚还在看什么书？曹老太太说正在看古代曲谱，想要把它们翻译成现代简谱。还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看不懂了，懂的人也都老了，再不做些工作，将来怕是没人能懂了。我心中为之震撼，多么敬业的老太太呀。真是我辈的楷模和榜样。

从曹老太太家里出来，大家都很感慨，当年在丹江，我们那么闲在，身边那么多名人，怎么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都没想着让我们拜他们为师学点儿什么？多可惜呀。

丹江分校有一位红红姐，是中央戏剧学院舒强院长的女儿，她的母亲叫熊炎，也是一位硬角色。红红姐歌儿唱得十分好。只要红红姐在院子里一亮嗓子，我母亲就说红红的嗓子可真好，放在丹江真可惜了。红红姐的歌儿也是分校春晚联欢会的保留节目。每次红红姐唱歌儿，我们都拼命拍手，非让她多唱几首不可。我家和红红姐家住并排，共用一个自来水管，晚上做饭时经常碰到。有一次红红姐看到我正在往发面里放碱准备蒸馒头，十分惊奇地问，晓捷，你会蒸馒头？我回答说会啊，这有什么难的。红红姐接着问，你会放碱吗？我说会呀，这不正在放吗？很简单的。红红姐又问：你怎么知道放多少呢？我说，闻味儿。酸味儿大多放点儿，酸味儿小少放点儿，天气热多放点儿，天气凉少放点儿。特别简单。红红姐夸我说，晓捷你可真能干，以后帮我放碱做馒头吧。我特别不客气地欣然接受了。红红姐正处在恋爱季的大好春光，可是丹江分校除了老人病人，就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黄毛未长的毛孩子，别说合适的，连年龄相当的都没有。这让红红姐十分苦闷，也搞得大人们十分为难。好像红红姐搞过自杀一类的举动逼大人们给她找男朋友。要是在北京，一定会有无数王孙公子拿着玫瑰花儿天天围着红红姐献殷勤，弄不好还要吃醋决斗，半个北京城早就翻了天。可这里是丹江口分校，一个远离京城的山沟沟，除了石头，没别的。红红姐不是老人家，但她比我们大太多，在我当时的印象里她属于大人们就是老人家们的行列里。希望红红姐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不把我打一顿就行了。红红姐现在也是老太太啦。就是不知道她在北京的哪里。

丹江还有很多名人和故事，但我与他们不熟，交往也不深，只能遗憾地不作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