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老师偏心

 

黄晓捷

 

经过父母的开导,自己的努力,在老师和母亲的特别辅导下,我的成绩突飞猛进,71年寒假前的考试,各门成绩名列前茅。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了全班前列。

从学习跟不上到名列前茅,这让我感到了学习和努力的快乐,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大大提高。上五年级时,有一次做数学作业,我觉得老师教的方法太复杂,太费事儿,太耗费时间,为了图省事儿,我想了一个偷懒的方法把题给解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把我大大地表扬一通,说我用心,动脑子,用一种没有学过的更加简洁的方法解了数学题。老师还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这么解题,是自己想的,还是谁教的?我说是我自己想的,没谁教。老师问为什么这么解题。我支支吾吾了好一会儿才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偷懒。接着,校长和那位瘦瘦管教务的女老师也把我叫去,反复问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最后的答案也是我觉得书上的方法太费事,想偷懒,所以想出了这么个懒汉的解题方法。

过了几天,全校开大会,校长在会上当众表扬我,说我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用从未学过的初中二年级的数学方法解了数学题,很好,很棒。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应该以这种态度对待学习。要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并要求我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更好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学习任务。还让我站在台上讲用。我手脚无措呜了哇啦讲了几句,也不知自己讲了什么。大家居然还鼓掌。这让我受宠若惊。

我无意中找到了一种方法解数学题,获得了表扬,却也给了我不小的压力。。后来我开始有意寻找简单的方法解数学题,但效果不佳。

原来是瞎猫撞上了一只死耗子。

其实我不太喜欢数学,更喜欢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常识课。那次无意中的出彩完全是因为想偷懒,我心里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因为想偷懒而被表扬,这让我有些意外。后来慢慢知道了,很多科学技术,很多现代化的产品都是因为想偷懒儿而发明的。

在跃进门小学上学时,还有一个与考试有关的美好回忆。不知是四年级期末还是五年级期中考,那次考试,我的数学成绩名利全班第一名。正当我心中很是得意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学校突然宣布那次数学考试成绩作废,全体重考。我好不容易得了个第一,不仅作废,还要重考,这不是开玩笑吗?可决定就是决定,必须重考。

重考就重考吧,可考试时放了羊,老师不监考,同学们三两成群,居然商量对题,互相抄。就连平常最乖最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尤国丰、张浩、董京斌也坐在一张桌子上,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相互看卷子,大做小动作。我孤独地坐在后边,看着她们不遵守考场纪律的样子十分不顺眼。因为班里的男生都在等着抄我的卷子,我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我心中不忿,又有些紧张,知道她们三个,尤其是国丰、张浩联了手,我很有可能落下风,拿不到第一了。于是我一看到她们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就故意大声咳嗽,意在提醒她们注意考试纪律。但她们冲耳不闻,视而不见,还互相挤眉弄眼,偷偷地笑,全然不把考场纪律放在眼里。我的提醒全都是马耳东风。

考试结果,尤国丰第一,张浩第二,我只得了第三。这让我十分不忿。太岂有此理了,太不像话了,上课互相抄,还嘀嘀咕咕,严重违反考场纪律,老师居然不管,还给她们第一、第二。我这么遵守纪律,独自完成考卷的居然只得了第三,这,这,这太不公平了嘛。

我想她们不遵守考场纪律,在考场上公然交头接耳,讨论题目,交流心得,核对答案,老师应该是不知道吧?因为考试时老师发完卷子就走了。于是我决定向老师举报有同学考试时不遵守考场纪律。老师没听懂,也不往下问。我又说,有几个平常表现比较好的同学这次考试交头接耳。老师还是没听懂,还是什么也没问。我再说,这次考试前几名的女生考试时互相抄。老师还是没听懂。我看老师还没反应,咬牙下决心准备实名举报。老师看我没完没了,还要继续举报,于是哈哈大笑说:你不是已经得过第一名了吗?还不知足?这次就是开卷考试。你是真本领。别人也是真本领,不要妒忌了。一个男孩子,这么小肚鸡肠,还跑老师这里打小报告,不害臊吗?说得我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更是臊得无地自容。

是啊,我怎么这么小心眼呢?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我觉得自己特别不仗义,特别没意思,特别丢人现眼,和女同学争什么高低嘛?赢了不光彩,输了很丢人。好男不和女斗,我这是瞎争什么呢?举报还被老师数落一顿,多丢人啊!从此,我记住了不和女生争高低,输了丢人,赢了不光彩。现在尤国丰是美国某大学著名药学教授,张浩是中央某部委的干部,董京斌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高级讲师,在事业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1970年过去了。1971年上半年也过去了。这一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湖北省均县进行学制改革,小学取消六年级,初中取消三年级,小学初中高中学制改为九年。因此,跃进门小学的五、六年级学生同时毕业升中学。我们四年级升为五年级,同时成为全校最高年级。

原来头上有五、六年级两座大山压着,在学校里屁也不敢多放一个的我们,一下子成了学校的老大。老大的滋味是很好地,因为除了老师之外,再也没有人敢管教我们了,而我们再也不用低眉顺眼看着高年级同学的脸色、躲着谁,贴着墙边走路了。走路优先,玩儿乒乓球优先,上厕所都优先。看到低年级的小同学们对我们的尊重和敬畏,那种感觉,哇,好极了。

当然,我们也没欺负小同学,老大要有老大的样儿,不仅不能不欺负,还要保护他们。要是有高年级同学的敢欺负低年级的,或是男生欺负女生,我们立刻出头管教。

1971年的暑假过后,新学期伊始。我们是五年的学生了。不久,在老师的点拨和同学们的民主选举下,我当上了班长。之后, 宣传队长、鼓号队队长、运动队队长等等桂冠一一落在了我的头上。身兼数职,那叫一个开心。我真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了。

可过了没多久,开始觉得不对了。再过些日子,才真正地悟出一点儿门道来,成人不自在。挂上各种桂冠之后,我成了瞩目的对象。只要我上课打盹、学习偷懒、开会说话、和人吵嘴、与同学打架,考试成绩稍差一些等等,没废话,轻则被老师提醒,重则被校长叫到办公室批评,张口就是,你是班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严格要求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呢?好好反省。从北京到金口、从金口到咸宁,从咸宁到丹江的前半年,上学后的整整四年,我基本没做过班干部,更没有做过学校干部。而这一次,突然当上班干部,还担任了学校各种什么队的职务,就像疯惯了的野马突然套上了缰绳,那叫一个不自在。每当站在办公室被校长、老师批评时,我就在心里想,当什么班干部嘛,那么多约束,太不自由啦。

就在这种不自在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全校召开全体红小兵大会,集体选举红小兵团长。老师提名我和尤国丰为候选人。那次选举时,我不想当正的,只想当副的,最好不当,那样我就可以轻松自在,无拘无束,可以不管事儿,也不用天天被老师指使着干这干那,更不会因为和同学吵嘴打架而被校长老师批评教训。于是选举时,我操作男生,要他们选我时不举手,选尤国丰时,举双手。

选举顺利完成,尤国丰票数最多,被选为团长,我票数不够,按照选举规则,我可以如愿以偿不当学校红小兵团干部了。

可我们新的班主任胡桂英老师不这么想。她很生气,自然问题很严重。在选举大会上,当场大怒。胡老师当时就严厉地说,有人竟敢操作选举,把那么严肃的事情当儿戏。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散会后,新班主任胡桂英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了我一顿。接着关定国校长也把我叫去批了一顿,那位瘦瘦高高的女老师也批评了我。大意都是操作选举的行为很严重,性质很恶劣,小小年纪胆大妄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严重辜负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殷切期望,辜负了同学们的殷切期望。还说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有大有小,你的能力大些你就应该多干些,骄傲自满,不就是解了一道题吗?革命的道路长着呢。拈轻怕重躲清闲想都不要想。你越不想干,就越让你干,还要让你多干。还责令我必须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和保证。还说要找家长好好问问是怎么教育儿女的,为什么不愿意为学校多做些革命工作。同时宣布选举无效。

我没想到我的一个游戏动作,让校长、老师动这么大肝火。我着实被吓的够呛,最怕的就是校长老师们升级把这件事告诉我父母。于是当即规规矩矩地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办公桌前面,写检查。大概是真吓坏了,我的检查得特别深刻,依次通过了胡老师和两位校长的审查。

不久学校宣布,本来要让黄晓捷同学做红小兵团长的,但鉴于黄晓捷同学操作选举的严重错误,任命尤国丰同学为红小兵正团长,黄晓捷为副团长。还加了一句话,主要工作由黄晓捷负责。偷鸡不成蚀把米,当了个副团长,却要负责主要工作,不就是什么活都由我来干吗?我很后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直接动员男生举双手选我做正团长不久得了吗?红小兵团长,我的头上多了一道光环,却是副的,脖子上多了一条锁链,是正的。胡老师说偷懒,想都不要想。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小学五年级,在校长、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以及父母兄长的教导、带领和自己的努力下,我度过了11岁人生大丰收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我成了小干部,老师经常吩咐些工作要去做,而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则必须动脑子想办法去完成这些事,还要看老师和同学们的脸色,因为干好了,他们会笑一笑,夸你一句。可是干不好,即使不批评你,看你一眼也够你一呛了。而且有的事情,老师说好,同学说不好,或者是同学觉得好,老师却说不好,让我十分难受。

因为想要办好事,就必须动脑子想办法,并身体力行,动脑子,动笔,动嘴,动手,动脚去执行。因此,开启了心智,积累了经验。所以有了很多记忆,并且是比较深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