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学习跟不上

黄晓捷

1970年12月到了丹江分校后，自1969年3月以来的不上课或每天只上两节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生活转入了正常状态，学习也进入了正常状态，每天按时上学，每天上下午按时上课，无聊游荡的时间一下子被满负荷的学习填满了。

然而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将近两年没有正常上学，我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时，突然发现，竟然听不懂老师讲的是什么。语文课还好，除了几个生字生词，文章拿起就念。因为文革开始后，单位闹派性，母亲被辞退回家。虽然很郁闷，但开始抓我的学习。母亲每天让我认几个字，反复练习写。成句之后，反复让我背诵句子。一天又一天，天天如此。几个月之后，我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默写《为人民服务》的全篇了。之后，母亲让我学习背诵《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上学前打下的底子，到了四年级还管用，所以语文学习不吃力。政治课也问题不大，老师讲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和时事政治，广播里天天都有。

最头疼的是数学课，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看书也是不知所云。在干校子弟学校我们还在慢悠悠地学习高位数加减乘除，还在慢条斯理地学习小数点儿加减法的简单知识。但丹江口跃进门小学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来的都是平面几何，讲的全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知识，而且速度奇快。不仅如此，我在咸宁干校子弟学校每天只上两节课，数学、语文、政治每天不到一节课，而在跃进门不仅每天有数学、语文课，和其他课程，而且一上就是两节，或是更多。我试图努力跟上，但几天下来，完全摸不着头脑。至今为止上课学习时的顺溜劲儿一下子全没了。前几天登上山顶向同学们挥手大笑的自豪感觉更是烟消云散。

我遇到人生的第一次危机，茫然、惶恐、无奈、不知所措的感觉充斥着我的脑海，天天都是神经紧张，精神恍惚。没几天，我在精神上败下阵来，我想投降了。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战战兢兢地向父母说，学校四年级的课难度太大，进度太快，我听不懂，看不懂，作业不会做，跟不上，我想降级。

本来以为父母听后会很生气，轻的是训斥，重的是胖揍。但父母的处理方式出乎我的意料，他们既没有胖揍我，也没有训斥我，而是相互看了一眼之后，让我坐下，让我慢慢说为什么要降级？于是我坐下，深深地吸了口气，慢慢地说，父母耐心地听，然后仔细地问。在父母和风细雨地询问下，我无比紧张的心情舒缓了，说话也不再结结巴巴张口结舌颠三倒四杂乱无章。

听完我的叙述，父亲先讲话。父亲是我党我军培养出来的优秀政治工作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受过严格的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训练，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毕业证上有一位元帅的签名，不是手写的，是盖的章。我们从小就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文革开始后，去干校之前，父亲每周六召开家庭学习会议。开会时首先唱《东方红》，然后给我们讲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让我们斗私批修，检查这一周都做了什么错事。特别是在学校里上学时都做了什么。开始我们还以为父亲什么不知道，只是避重就轻地说一些小事。可是我们在学校的一举一动父亲好像都知道。父亲听完我们的发言，会轻轻点出一两件事，问是怎么回事。我们当即崩溃，竹筒倒豆子把记得的事儿全都说出来。后来才知道周六下午父亲常会去学校转一圈，问一下班主任老师我们的表现情况。不仅口头要做深刻检查，父亲还要我们写书面检查，白纸黑字。要是下次再犯，父亲会拿出我们写的检讨问为什么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为什么？于是再写检查。搞得我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父亲终于找到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开始长篇大套地给我讲革命道理。那次父亲讲得很多，讲得很长，我只记住了大概，父亲说虽然遇到些困难，但不能被困难所吓倒，不能被困难所屈服。不仅不能被困难所吓倒，不能被困难所屈服，还要鼓足勇气，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不能做困难的奴隶，要做困难的主人，要知难而上，要迎难而上。越是困难越向前。共产党遇到的困难还少吗？八一南昌起义我们过来了，井冈山我们过来了，五次“围剿”我们过来了，万里长征我们过来了，八年抗战我们过来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被我们消灭了，美国鬼子被我们打到三八线去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熬过来了，文化大革命也会…，父亲顿了顿说，文化大革命也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你遇到的困难比起党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要轻得多，只要努力，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我相信你一定会战胜这个困难的。

这是一篇大道理，当时听不大懂。觉得我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和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在革命历程中遇到的那些困难不是一码事儿，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还是毕恭毕敬听完了父亲的教诲。因为这是父亲第一次长篇大套地给我单独讲革命大道理。我感到挺荣幸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我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时，我慢慢懂得了父亲那时不仅仅是讲给我听的，也是讲给母亲听的，更是讲给他自己听的。因为那时时代，太困难了，太复杂了，太让人搞不明白了。翻天覆地、风起云涌，干得都是些什么事儿呢？父母虽然完全不能理解，但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组织纪律下，他们必须坚决地照办和执行，还要不折不扣。但昨天还是你无比尊重的上级领导，无比敬重的开国元勋、国家重臣，突然之间成了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成了阶级敌人，成了混进无产阶级革命内部的反动派，成为阶下囚，而且是联排成片，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母亲就是因为无法理解那种昨天还是革命战友革命同志一夜之间却互相揭发反目成仇的极端政治现象和现实，又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倾诉对象，一直憋闷在心里，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家属连繁杂的家长里短，终于在金口镇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

父亲说完，母亲说。这几年到处走，没有稳定得上过课，拉下的功课确实太多，有些东西不懂，有些内容跟不上是正常的。不过，不能随便放弃，更不能随便降级。再努力一下，坚持到期末，看看懂不懂？会不会？要是还不会，寒假补补课，小学那点儿东西没什么难的。寒假过后再开学，假如还是不懂，那时再考虑降级的事不迟。不过最好坚持到明年暑假，要是那时还是跟不上，那可真是跟不上了。不过到那时还早，抓紧现在吧。男孩子不能随意退缩，更不能向困难投降。十分努力不够，要十二分的努力才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我当你老师还是绰绰有余的吧。

母亲是学师范的，是优秀的小学老师，最擅长就是教小学生。

父母不同意降级，给我讲了大道理和具体的应对之策，我听懂了父母的意思，决心努把子力好好试试。再说降级也实在有些丢人，这种人是丢不起的。二哥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些玩儿没什么了不起，自己看看书也就会了，不必大惊小怪灰心丧气。还说你不是在天津姐姐插队的村里，天天自己学习数学语文吗？不是学得挺好的吗？这是说我刚上学不久的事。

1968年初，开学后不久，还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天津的堂姐到北京看望父母，顺便把我和二哥带到天津郊区她插队的村里。那时学校刚开学不久，母亲就让我们跟堂姐去农村，说是体验生活好好锻炼。还让我们带着课本去。说每天要自己看书学习。不能拉下功课。到姐姐插队的村里，我们住在老乡家，每天上午，我都自己看数学和语文课本，然后做作业。姐姐晚上给我们判作业。判完作业，姐姐和她的同学都说写得真好，自学能力真强。两个月后，等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老师问我们去了哪里，然后看我的作业本，她说我自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学校的进度。老师问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并全对。办公室里的老师们对我的自学能力也表现出了惊奇。今天二哥提起这件事也是鼓励我战胜困难的意思。

在父母和二哥的鼓励下，我静下心来，排出心中的杂念和畏惧，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看书，回家认真做作业。不懂的就去问老师，请老师开小灶。老师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家里还有母亲，看书不懂做题不会时，问问母亲也是迎刃而解。整个小学期间，我大概从来没那么投入那么认真地学习过。短短几周时间，我就上了路，原来如此而已。

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数学以及其他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全班名列前茅。学校老师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我的自信又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