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第一件好事

黄晓捷

下午时分，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了丹江口火车站。

丹江口分校的叔叔阿姨们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丹江口火车站的热烈迎接与离开咸宁、金口镇的冷冷清清形成鲜明得对比。那么多人围着我们问寒问暖，几位壮汉抢着帮我们拿行李。

分校开了两辆车来接我们。一辆美式吉普车，一辆大卡车。

几位雄伟大汉轻轻巧巧地提起压弯我们腰的大小行李装上了大卡车。

叔叔阿姨们让我们全家坐那辆美式小吉普。他们上了大卡车。

这是我第一次坐电影《南征北战》中张军长坐的那种美军小吉普。在抗美援朝的战争电影里，这种小吉普都是敞篷的。二哥首先跳上了副驾驶的座位，我和妹妹与父母坐在后座上。司机叔叔看到我们都上了车坐好后，特地问了一句都坐好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麻利地拧钥匙点火，挂挡踩油门，倒车拐弯儿，前行拐弯儿开上大路。司机师傅的动作流畅自如一气呵成。爸爸妈妈满口夸赞师傅开车技术好，技术过硬。受到夸奖的师父神清气爽，把车开得又稳又快，向着丹江口分校飞驰而去。

这里的马路白晃晃的，特别平整。司机叔叔说丹江口很多马路都是用水泥做的，夏天不会软，车行起来很稳当。父母问为什么用水泥铺路？司机师傅说夏天热，沥青路一晒就会软，很快路就会坏掉。这里正在建造丹江口水库大坝，运货的都是载重汽车，吨位大，沥青路根本受不住，必须用水泥。父母说哪要用掉多少水泥啊。那时水泥金贵，干校建房子都拿不到足够的水泥，都是用石灰拌沙子垒墙盖房子。丹江口正在建造百年大坝，而且是毛主席指定的重点工程，自然水泥不缺了。

第一次坐美国小吉普，我们特别兴奋。反复学着电影《奇袭》里的台词，“美国大老板说了，回去就给换新的”。还学《南征北战》中张军长的著名台词，“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呦”。还有就是那句“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一边说还一边晃得身体，显得车很颠簸的样子。说得父母和司机不停地笑。

那辆美式小吉普车不知是解放战争时期从老蒋手里夺来的，还是朝鲜战场上从老美手里夺来的。下了城里的水泥马路，来到普通的土路上时，嘎吱嘎吱乱响。

车子一路前行，我们坐在车里扒着车窗看外边的景色。马路很宽，两边都是平房和空地。县城给人很空旷的感觉。司机师傅说丹江口镇是均县新县城所在地，老均县县城已经淹没在丹江口水库库底了。

不久，分校的美式小吉普飞快地冲下一个大坡。坡底两边是小河。然后开足马力吼叫着冲上了对面的大坡。这一个冲刺让我们十分兴奋又十分过瘾。上高坡后不久，车左拐上了一条土路，沿着山边一路前行。然后前面出现了围墙和高大厂房。司机师傅说那些厂房是605厂的，一个从上海迁来的保密工厂，专门印刷机密文件资料的，也是文化部系统的。

车子开过605厂的大门后，两边都是红砖盖的平房。司机说那些平房都是605的家属宿舍，本来都是文化部的，现在都给了605厂。

很快，车子前面出现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渠，水渠两边都种着树，树干都很细。司机说这条水渠的西边是605厂的，东边就是丹江口分校的宿舍大院了。我从车窗里仔细看了一下周围，这个大院没有围墙。我觉得司机师傅说的不对，没有围墙的院子不叫大院。

车开过水渠，上了缓坡后右拐前行，开到山边再左拐，在一排房子最东边的门洞前停下。

我们都下了车，门前有几位叔叔阿姨等着我们。大人们寒暄过后，其中一位告诉我们那个朝北门洞里的三个房间是我们的家。迎接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帮我们把行李搬进房间，热热闹闹得寒暄后纷纷离去。

那天搬行李的时候，二哥特别兴奋，一直在那辆吉普车的驾驶座上学着国军美军军官的样子和台词玩儿，舍不得下来。一位叔叔说小朋友，别只顾玩儿了，下来帮助搬搬行李。

自己的儿子当众被数落，父母觉得很是难堪。当时就把二哥吼了下来。为这事儿，加上在武汉火车站候车室二哥不愿意穿那件蓝色破旧大衣的事，父母训了二哥好长日子，说的话很重，诸如思想意识有问题、忘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看不起劳动人民等等，还严厉教育我不要向二哥学习，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其实我也很不喜欢那件破旧的蓝大衣，要不是冷得过分，我也不会穿那件满眼黑乎乎手摸上去油腻油腻的蓝大衣。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劳动人民为什么就要穿这么破旧肮脏的大衣？好看的谁穿衣服？不过没敢问。后来回北京上中学开批判会老师给出了答案，戴手表穿好看的衣服就是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无产阶级必须艰苦朴素不忘本。

当迎接我们的叔叔阿姨走后，我们在父母的带领下打扫房间，拆解行李，在地上的木板上铺床。铺好床，洗干净手脸，看着三个空荡荡的房间，爸爸妈妈对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除了1970年初参军的大哥，奔波分散一年多的我们一家五口终于又住到一起。与父母兄妹住到一起的感觉是温馨的，因为我们又有了自己的“家”，我也不再孤单。比起总部的拥挤，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了。在北京我们都没有三间房子，在向阳湖总部在四连我们连一间房子都没有，这里居然有三间。我觉得丹江口分校的人们比向阳湖总部的人们幸福了不知多少倍。

11月咸宁的天气还挺暖和的，满目绿色。但靠近北方的均县丹江口已经进入了冬季。

到达丹江分校没几天，我们家的行李到了。星期天，早饭后，父亲说要出去。母亲问父亲出去干什么？父亲说分校今天收萝卜。母亲有些奇怪地说，怎么星期天也不休息呀。父亲没说什么就出去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妹打扫房间，打开刚到的家具，架好一张大床三张小床，铺褥子铺床单摆放好被子，摆放好写字台，摆放好家具，将日常生活用品摆放到位，整个上午忙个汗流浃背不亦乐乎。其实那个时代家里除了几张大小床、两张书桌、几把椅子、小桌子、小凳子、小柜子、十几个皮箱、木箱外，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那架收音机和放在箱子里的德国蔡司照相机了。

正当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浑身灰土、满头大汗收拾的时候，父亲下工回来了。

母亲和我们本想向父亲显示一下上午的劳动成果，可是没等母亲开口，父亲劈头盖脸地对着母亲气哼哼得大声说，在家里收拾什么行李？上午大家都去劳动收萝卜了，连小孩子们都去了。下午不用收拾房子了，下地干活收萝卜去。

母亲一楞，问父亲是怎么了？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父亲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看着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家，缓和了语气说上午干活儿的时候，有人当众问他，老黄，别人的家属都来干活了，你爱人为什么不来？别人家的孩子都来干活了，你的孩子怎么不来？你爱人和孩子为什么搞特殊？搞的我当众下不来台，只好硬着头皮告诉他们家具刚到，小罗正带着孩子们收拾家里。那些人才没有往下说。不过临下工还不忘说一句下午让他们来拔萝卜。

母亲听了非常生气。那时母亲的病还没有好利落，听不得刺激的话。父亲的一席话当即惹恼了母亲，她愤愤地说，是谁这么说的？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不知道我们刚到丹江吗？不知道我们一家子一直睡在冰冷的地板上吗？家具刚到，我们收拾一下房子怎么了？我是家属，我为什么要下地？要下地也可以，让组织立即恢复我的工作。再说今天是星期天，是休息日，为什么要星期天下地干活？搞什么形式主义？装什么蒜？收个破萝卜非要星期天把老老少少轰下地干活吗？大冬天让孩子们下什么地？大冬天让老弱病残下什么地？不怕冻着孩子们吗？不怕冻着那些老弱病残吗？不去。下午上工，你让所有的孩子回家，让所有身体不好的老弱病残回家。春天夏天农忙，下田插个秧也就算了。冬天不忙，搞什么星期天突击劳动？以后星期天就是休息，不下地干活。谁家星期天没点儿事儿？咸宁还休星期天呢，毛主席还休星期天呢。为什么这里乱搞？太过分了吧？

母亲是越说越气，但医嘱是母亲不能生气，不能受刺激，万一复发，后果不堪设想。父亲赶紧劝说母亲，让母亲不要生气，说只是个别人在说话，不要计较，人家也就是问问。下午他会处理的。

当时妹妹6岁，我11岁，二哥13岁。我的同学陈小川的妹妹南南6岁，万小元、陈小川、尤国丰、张浩、董京斌、小不点儿陈建义、袁小牧等与我一样大，11岁，其他的孩子也就十二三岁，初中的孩子不过十四五岁吧。不知谁那么狠，大冬天的星期日也不让那些老弱病残休息一下，还让这些小孩子们下地收萝卜。

在父亲的意识里，干活是成年人的责任，不是孩子们的。另外周日是用来休息的，迫不得已除外。所以那天早上父亲根本就没想过叫我们去下地劳动。结果被人抓住把柄当众羞辱。

那顿中午饭吃得很是气闷。我们一上午整理家的快乐全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不知道后来父亲是怎么处理的？反正那个周日的下午我们没去收萝卜，以后的星期天也没下地劳动过，除了分菜分肉的时候。

我的记忆里丹江分校只有一次集体劳动。那是1971年的春天，分校大队人马老老少少几十号人到大礼堂前土路东边岔道口正对面的山上种地瓜。那天劳动，校部没搞挑水上山那一套。分校的大卡车先把所有能上山的大人、孩子和他们的劳动工具-脸盆、水桶一类的用具以及地瓜苗送上山，然后下山拉水。卡车下山拉水的时候，大家先把地瓜苗按规定的间距插好，人多地少，一会就种完了，然后就在山上等。大卡车来了，大家用桶、脸盆接水，然后按照指示一点一点地洒在地瓜苗的周围。劳动强度不大，而且大卡车下山拉水时，大家可以休息很长时间。

不过我当时想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么高的山上能长地瓜吗？要是不下雨，我们也不来浇水，地瓜秧还不都旱死了？我们也不可能天天用大卡车往山上送水呀。肥料怎么办呢？当然我也只是瞎想，也没问问父母以后怎么办？过后也就忘记了。分校的大队人马轰轰烈烈得去干农活只那么一次。以后孩子们再也没有上去过。也不知那里的地瓜秧后来长得怎么样？收获了没有？

星期天休息，不再搞形式主义的无聊加班，这大概是父亲到丹江分校当领导后为那些老弱病残和孩子们做的第一件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