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文化部丹江口分校

 

黄晓捷

 

“文化部丹江口分校”的正式名称是“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丹江口老弱病残留守处”,但去过那里的文化部干部、文化名人和家属们都不用这个名称,习惯的称呼是 “丹江分校”,正规或正式点儿的叫法是“文化部丹江口分校”。本文主要使用后两种叫法。

1969年,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骤然紧张,双方均调集百万重兵防守边界,随时准备开战。为防备中苏开战,保存国家精英,毛主席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五七指示,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林彪事件发生后,“一号命令”被视为林彪迫不急待篡党夺权的重要罪证之一),中央迅即决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务必须在1969年10月前出京。我父亲于1969年9月与文化部部机关出京去湖北咸宁。而我和母亲、二哥、妹妹于1969年12月出京到了湖北武昌金口镇。

文化部丹江口分校除了安置不能去咸宁干重体力活的老弱病残和文化名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文化部档案的地方保存基地。据原在文化部政治部工作、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任党委书记的陈福今同志和夫人郭司长介绍,当时中央有规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档案在北京要保存一份,另外还要在地方保存一份,以备不测。

有关文化部丹江口分校的事我于2010年7月4日拜访了组建分校的第一任领导谢广仁谢老。那天的日志如下。

2010年7月4日(周日)

下午回和平里,到3单元102拜访谢广仁谢老。

谢老是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的第一任领导,是父亲的战友,同事,是我们家几十年的老邻居。谢老的小儿子谢苏宁是我的发小,莫逆的朋友,清华大学毕业,现在美国硅谷。

谢老80多岁了,疾病缠身,但精神还好。谢老与夫人看到我来访,打起精神,热情接待了我。

告知丹江口市委正在整理文化部丹江口分校资料,想要记入丹江口市志的事儿。本来市委的同志想来看望谢老,但考虑到谢老的年龄和健康还是忍住没来。转告了丹江口市委对谢老的问候,然后请教当年的史实。

谢老说当年他与文化部的大队人马于1969年7月先去了湖北咸宁。1970年(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初,谢老奉命率领先遣工作小组赴湖北均县文化部丹江口基地打前站,腾房子。

文化部丹江口基地是60年代中期,在建设三线的高潮中,文化部遵照中央指示为保存档案在丹江口建设的,其范围就是现在605厂的全部土地。在谢老和先遣队去之前,部队的一个炮团在那里驻扎。谢老率领先遣小组到达丹江口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部队商量炮团搬家的事。

谢老讲,丹江口基地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安置和保护文化部不能去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本部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老弱病残和国宝级的文化名人。先遣小组也就是日后工作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他们安排好住,安排好吃,安排好医疗看病。为了照顾好这些老弱病残和文化名人的日常生活,干校总部特地配备了几位大师傅专管做饭,配备了医生和护士专管看病和照顾,还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

谢老讲,房子腾好后不久,第一批大约200多文化部从北京疏散的老弱病残、文化名人和家属就到了,同时还有大批的文化部档案随车到达。谢老说40年了,太久远了,记不得那么多了。

老人望着窗外,想了很久。忽然很气愤地说,“胡闹!浪费了多少东西啊!”然后闭目沉思。

老人家累了,我告辞离去。

 

丹江分校坐落在一个东、南、北三面环山、东西狭长的小山坳里。山不高,山坡上植被稀少,没有高大的树木,仅有些灌木,很多地方裸露着千万年的灰褐色岩石。

  • 土路从小山坳的中间穿过,往东到山边分南北叉道通向山里,往西穿过605厂通往城里江边。这条路是丹江分校的核心区域,也是均县的一条生命路。每天就是在这条土路上,在山里隆隆的崩山炮响后不久,一辆辆装满山石的排子车在强悍车夫们的操控下沿着山里的坡道飞驰而下。一路狂奔而来的车夫们高声喊着震撼山谷的号子,提醒人们让路,然后迅速地穿过我们分校,继而穿过605厂,直奔江边大坝工地。
  • 一条小河从岔道南边的山里流出,沿着北山脚下向西蜿蜒流去。小河沟里的水很清澈,夏天时河边水草茂盛。

丹江分校的核心建筑是一座礼堂。那时候,每个新建单位的大院里都建有这种格式统一的礼堂,开会、演出、放电影。礼堂的正南面是伙房和食堂。伙房南边是一排九间可住三家的平房。我家刚搬到丹江口时就住在这排平房东边的第一套房子里。

礼堂正北面是那条穿越而过的土路。越过那条土路是一个没有篮球架子的篮球场,1972年开春后这个篮球场被开垦,种上了芝麻。稀稀落落得不像丰收的样子。篮球场的正北面是三排平房,后来我家搬到第二排中间的三间房子住。西边是一片空地,空地的北面是六排平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老先生就住在第一排最西边的第一套房子里。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李可染老先生住在第二排西边起的第二套房子里。中国京剧板鼓演奏家白登云老先生一家住在第三排。第四排起住的是部队家属。

篮球场东面是四座盖得很精致很洋气的二层小楼。本来校部安排我们家住小楼里,但父亲说不要搞特殊,还是住平房的好。另外住小楼不让养鸡,我们家养了几只鸡,所以不能住平房。很多人都住在小楼里,不知父亲为什么认为住小楼是搞特殊?著名俄罗斯与苏联文学翻译家金人老先生也在其中的一座小楼里住过,家里遭过盗贼,并不幸在这里逝世。小楼二层的房子大多是封着的,因为里面放着文化部档案。四座小楼的东边是一片肥沃的菜地,菜地东边是车库。

礼堂东边、土路南边并列着五、六排平房。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著名书法家陈树亮老先生、著名油画家许幸之先生就住在那里。我在跃进门小学的同班同学张浩、万小元、陈高、董京冰、尤国丰等都住在那片房子里。

越过东边的小桥,还有一大片房子,71年夏天之前是部队住在那里。71年的夏天,陆陆续续从干校总部和其他干校家属点儿来的人们住在那里。

礼堂的西边、土路的南边有两、三排房子。西南边山脚下是猪圈。猪圈西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泄水渠,一直通到北山下流出的小河,是丹江分校与605厂的分界线。

平房是用红砖砌的,外表看上去挺新的,比起周边暗灰色的库区移民的住宅好看多了。里面四白落地,有电灯,但地面是没有平整过的土地,疙疙瘩瘩凹凸不平。这种房子在当地是上好的房子了,但对于离开北京被疏散到这里的文化部的干部和文化名人来说却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楼房好多了,都是平整的水泥地面。

1970年12至1972年9月,我在这里生活,学习,玩耍和劳动。那时一段难以忘怀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