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回到金口

 

黄晓捷

 

我们穿着秋天单薄的衣服,在瑟瑟的寒风中的咸宁火车站,终于坐上了回金口镇的火车。父母将马袋铺在地板上并铺好被褥,我们睡在地板上的被褥里,真缓和啊。不久疲惫一天的我们,很快沉沉睡去。

经过大半夜的颠簸,凌晨时分,父母叫醒我们,收拾好被褥后不久,我们在一个小站下车。停车的地方不知是站内还站外,条件十分差,连月台也没有。我们拎着行李从火车的扶梯下车,扶梯的最后一个台阶离地面还有大半米的距离。二哥先下,接着是我,接下父母从火车递下来的行李后,先把妹妹抱下下车,再扶着母亲下车。父亲最后一个下车,他人还在最后一个台阶上时,火车已经汽笛长鸣,缓缓开动了,列车员大声喊着快点快点。当我们扶住跳下车的父亲时,火车已经在我们面前开过。父亲气得破口大骂,说怎么搞的,人还没下完就开车,出了危险怎么办?乱弹琴。

母亲劝父亲说这里不是北京,不是部队,不是干校,不要生气。老百姓不就是这么过日子吗?二哥脱口而出,还领导阶级呢。领导个屁。父亲大喝一声,住嘴!不要胡讲乱讲,然后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我们背着行李,在灰蒙蒙的晨雾中,冒着寒风,沿着铁路边的小路,高一脚一脚地往前走。来到了小得不能再小、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一个豆腐块一样的火车站。出站时,问清楚了方向。

不久找到了长途汽车站,买了票,吃了简单的早点,上车去金口。因为在火车上,怕过了站,我们都没有好好休息,现在上了长途车,放了心,车还没有开动,我们都已沉沉睡去。

下午时分,车到金口镇。

因为行李多,又是回到了地头,父母说我腿脚快,让我先回家属连,请家属连的大人们派一辆排子车到镇上长途车站接我们,帮助我们拉行李。

听完父母的吩咐,我转头向镇内飞奔而去。

镇内熟悉的街道,两边熟悉的店铺,让我感到亲切。出了镇口,看到了那家制瓦场。很快远远地看到了那个大水闸,轰鸣的水声已经消失。走在大堤上,左边是那个养了很多鱼的大湖和水田,右边是大坑,洪水早已退去,坑底恢复了我去年刚到金口时的模样,只是多了很多树枝和烂泥。偶尔还可以看到干死的小鱼。

在我的内心深处金口镇家属连才是我的“家”。因为在这里有我们家一间房子,这个间房子就是我的“家”。从北京带来的家具物品都放在这个叫做“家”的房子里。“家”是温暖的,是我们的归宿。周围是属于“家”的环境,是“家”的一部分。而我熟悉的小伙伴们也在这个“家”所在的金口镇文化部子弟小学里。放家具物品的“家”,“家”周围的环境,“家”里的学校和熟悉的小伙伴们构成了我的“家”。

咸宁共产主义小学在我心里只是个寄宿学校,一个上学的去处,尽管后来我也很喜欢那个学校了,但那里不是我的“家”。向阳湖干校,胡黄张,我觉得那里也与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那是双职工和他们的孩子呆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甚至连名分都没有。妈妈是家属,我们也是家属。属于我们家属的地方就是金口镇家属连。我们是金口家属连的人。

回到金口就是回到“家”了。其实我在这里前后加起来不过住了几个月,最多也就是半年吧。可是我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我从大堤顶部飞快向大坑底部跑去,然后利用从高坡跑下来的惯性又飞快的跑上农校院子的西门,一溜烟跑进了农校第三排的家属宿舍。从阳光灿烂的外边跑进宿舍楼道的一瞬间,我两眼漆黑,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了。抬头望去,只见远远的前方有一个明亮的洞口,那是家属宿舍的东门口。从东门口进来的南面第三家就是我们“家”了。

我没有回家,先去找家属连负责的阿姨(我忘记了那时姜阿姨是不是还在金口镇),告诉她我爸妈在车站等他们,带了好多行李,拿不动,请叔叔阿姨派辆排子车去车站接他们。大人们听我说完话,先问妈妈身体怎么样,病好了没有。是不是没事了。我说我也说不清楚是好了还是没好,说你们见到就知道了。负责采购的叔叔和几位阿姨说这孩子几天没见懂事多了,会说话了。然后拉着排子车奔长途汽车站而去。

我站在家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镇静了一下,然后拿出钥匙,打开锁,推开门,一步跨进了自己的家。

屋里暗暗的,窗户上挂着窗帘。床上家具上都盖着报纸。地上厚厚一层灰。一股带有发霉味道的湿气冲鼻而来,让我下意识地咳嗽了两声。这里我熟悉,该干什么我知道。我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透空气。窗户开启的一瞬间,扑鼻而来的是外边常年不见阳关的下水道特有的味道。

我拿起扫帚扫地。拿起拖把去水房冲洗后回房间拖地。然后收拾家具上的报纸,拿着抹布擦桌子擦床。

正当我馒头大汗打扫房间卫生的时候,一位家属连子弟小学的同学晃晃悠悠地走过我家窗前,无意中回头看了一下屋内的同学一下子看到了我,微微一愣,然后大声问黄晓捷是你回来了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等我回话,转头飞快地跑向仅有一 之隔的金口子弟小学。一边跑一边喊,黄晓捷回来啦!黄晓捷回来啦!同学的那个激动劲儿让我十分感动。我真得感到是回家啦。

仿佛一瞬间,同学们闻风而至,三四五六年级的都有。很多同学跑进我家,还有的同学趴在我家的窗户台上,大家兴奋地七嘴八舌,一下子问了很多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哥回来吗?你妈妈回来了吗?阿姨病好了吗?咸宁小学好吗?你们打架吗?向阳湖好玩儿吗?那边房子盖好了吗?你还回去吗?问得我应接不暇。被大家这样围着问东问西,我好激动啊。这才是我熟悉的环境,这才是我的熟悉同学。这才是我熟悉的生活啊。

我激动得都快哭了。共产主义小学的同学们也很好,可是还没有混到这般熟悉嘛。我先回答五六年级二哥同学们的问题,他们比我大,问候的又是二哥,必须先回答。我说我妈病好了,我二哥陪着我爸我妈拉着行李在后边,一会儿就到。我先回来打扫卫生。咸宁小学很好,人特多,院子也大,管得严,不敢打架。我不大去向阳湖,不知道盖了多少房子。都是农村,稻田,跟这儿差不多。大家都特别高兴,七嘴八舌地问问题,我听到什么顺嘴回答什么。热闹非凡。

突然有人问,班长,你还回咸宁吗?我一愣,这是问我吗?我是班长吗?没记得金口学校的老师任命我当班长呀。好像是男生们跟老师作对起哄喊我做班长的。不过被喊做班长的感觉也是挺舒服的。怪不得刚到咸宁时十分别扭,十分孤独,十分不适应,还份儿份儿得见谁都给几句,差点儿被班长带人给捂一顿,原来是没人把我当班长啊。

被叫做班长的感觉挺好,我也没反驳,大家也没反对,好像同学们认可了我这个班长似的。大家都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愣了一会儿才无奈地说,这次回来是搬家的,我爸爸调到丹江口分校去了,我们要跟着一起去。大家好像有点儿失望。二哥人缘好,大家都愿意跟着他玩儿,我是弟弟,自然跟着沾光,受到大家的尊重。因为受到尊重,加上老师庇护,又有一个“家”,所以我才更喜欢金口些。

那个时代,调来调去是常有的事。大家头一次听说丹江口觉得挺新鲜的,于是问起了丹江口。我说我也不知道丹江口在哪里,好不好玩儿也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是文化部干校的一个分校,有很多老弱病残。父亲调到那里当领导。大家听说我们不会在金口待下去了,多少有些失望和无奈。我们都是10岁上下的孩子,都是从北京坐火车到咸宁,又坐卡车在寒风中从咸宁到金口,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我就是跟着这些小朋友在金口的池塘和小湖里学会游泳的。我第一次游过一个近百米的湖面,就是在这些同学的护卫和鼓励下游过去的。我真不想离开他们。可是没办法。北京都必须离开,何况一个金口镇。

我们没有去上学,而是在家里,在母亲严格的督促下,日夜忙碌,收拾行李,装箱,捆包,写地址。多少次小朋友们来约我们出去玩儿,都被母亲拒绝了。因为父母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上级的指示就是命令,执行起来必须一丝不苟,毫不含糊。我们必须按时赶到丹江口。小孩子们的儿女情长固然可爱,但是在组织纪律面前必须让路。我父母都是15、6岁就参加革命跟定共产党并且一生心里只有党的人,而且一生无怨无悔。

那一次搬家,我学会了拆卸床、收拾行李、装箱、捆包、编号、写地址。

不过,那次搬家我又惹了祸。最后一天晚上,要拆卸床。正当父母与邻居说话的时候,我拿着锤子学着拆小床。当我拆下两根横挂在两个床头上的床帮时,忘了扶没有挂靠的床头。床头倒了下去,一下子砸在完全没有防备正在与邻居说话的母亲的脚上。毫无防备的母亲疼得大叫一声,捂着脚一下子蹲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儿来。

邻居们赶紧劝,夸我能干,夸我懂事,夸我为父母分忧,要是有女儿就嫁给我收我当女婿云云。说得母亲捂着脚龇牙咧嘴哭笑不得。我战战兢兢在哪里站着,手足无措。父亲看我是主动干活儿,无心犯错,只是不悦地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改改你那莽莽撞撞的猛张飞的性格呢?能不能稳重点儿啊?母亲捂着脚被妇女们说得没了脾气,而且确实我是在努力工作,积极性是不能打击的。疼痛稍微好些,母去说小心点儿不会吗?没卸过床帮子吗?怎么不好好看看?砸断了我的脚趾头找你算账。二哥也过来说,真是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很丧气,觉得自己特别笨,什么事儿也做不好。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是个废物。总是给家里惹祸。

第二天一大早天才蒙蒙亮,几辆排子车把我们家的家具拉到一条小河边,几名壮汉车夫将那些家具行李装上停靠在河边的一只小木船上。船老大与父母及大人们说了很久的话,然后上船,用长长的竹竿在水里左推右推,将小船推离了岸边。看着装满我家行李的小木船摇摇晃晃地在晨雾中像一片小树叶一样顺着那条小河消失在远方浩渺无边的长江水面时,我十分担心小木船不要在长江里翻船,那可是我们家全部的家当啊。

看着远去的小船,母亲埋怨父亲说,总部应该派辆车来帮助我们往丹江口送行李,万一船翻了怎么办?全家喝西北风去吗?父亲心里也担心,可嘴里还得安慰母亲,干校总部太忙,派不出车。要体谅组织。船老大是老船工了,没问题的,放心好了。解放前不都是这么托运行李吗?母亲马上说解放前你们家是大地主啊,这么多行李?父亲马上对母亲说不要胡讲乱说好不好。我们家是小商小贩,被国民党土匪抢了多少次,哪里有哪么多行李,吃饭都成问题嘛。

其实父亲有一句话不能讲,因为三十年代,共产党也动员过老百姓吃过爷爷家的大户。爷爷年轻的时候闯荡过南京,在总督一类的大官家当护卫马弁,见过世面。大清灭亡之后,没有了生计,于是回老家,做小买卖为生。因为知道南京,又了解乡下,所以小买卖做得风生水起,算是当地的大户人家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成了大户自然就有人盯着你,一会儿土匪来抢,一会儿国民党乱兵来抢,一会儿当地的税官来收税,一会儿镇里的头子来要点儿什么。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被组织起来的农民也来分大户。爷爷能干,都应付过去了。三十年代,爷爷收留了一位从南京逃出来的大学生,请他在家里开私塾,教我父亲兄弟姐妹几个学文化,邻居的孩子们也免费来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家成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就在离爷爷家不远的地方。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爷爷成了开明士绅。后来父亲兄弟几个都参加了共产党。解放战争爆发,都跟着解放军走了。解放后定成分时,县里讨论来讨论去决定给爷爷定一个小商小贩。因为爷爷的钱都拿去做买卖了。爷爷认为有钱就应该囤货做买卖,这样比买土地赚得快,赚得多。因为没有购买土地,所以定成分时没有定成地主,只给了一个成分中没有的小商小贩。因此逃过一劫。

再后来那位从南京逃出来的大学生去老家看望爷爷,他告诉爷爷当年他是地下党。父亲兄弟几个对那位老地下党特别尊敬,一直交往到老地下党过世。但是介绍父亲参加革命、入党的却不是这位地下党,而是当地的一位游击队长,名字叫保晴,解放后当过滁州地委书记。他到北京时,父亲请他到家里吃饭。喝酒时,他们两个说话我听不懂,不是口音的问题,是内容。保晴伯伯走后,我问父亲他们讲的是什么话?保晴伯伯是不是座山雕的人?父亲凝视着我,然后说你偷听我们的说话吗?我说没有没有,是你们的说话飞到我的耳朵里去了。父亲说他们讲的是江湖黑话,打游击时用的。然后看着我嘿嘿地笑。我也看着父亲嘿嘿地笑。我们都知道对方笑的意思是什么。我心里想原来你们真的都是土匪啊。

我在旁边一边听父母斗嘴一边想,这么点儿行李就是大地主啊?不会吧?地主家还会吃不饱吗?

我理解的大地主是故宫收租院展览里刘文彩那个级别的。

看着摇摇晃晃飘飘荡荡远去的小木船,我都不放心,何况妈妈。

看着远去的小木船,我知道,我们从此离开了金口,也许这一生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一年,我11岁。离开金口镇至今已经40多年了,我一次也没有回去过。不过我一直关注着金口镇。当我在海外从报纸上看到金口镇挖掘出中山舰时,我想金口镇如果会搞,很快就会名扬天下的。不知从江里挖出的中山舰现在怎么样了。

金口镇是我童年中一个美好的记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