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父母兄妹都病了

黄晓捷

我们一家到咸宁后，我在干校子弟小学住宿上学，父亲带着母亲、二哥和妹妹去了向阳湖。妹妹小，还不到上学年龄，父亲忙，平常没有时间照顾母亲，所以二哥随父母去了向阳湖区帮助父亲照顾母亲。

可是母亲病的越来越重，靠在家吃药调养已经完全不能控制住病情，犯病越来越频繁。但母亲不愿住院，因为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有工作有收入，每月父亲还要给爷爷奶奶分别寄钱，然后才是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费，母亲看病，我住校，花费都不轻，再去住院，家里的经济实在是不堪重负了。

但是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还是决定送母亲去住院。在政治部叔叔的介绍和帮助下，母亲住进了一家离咸宁不远的部队医院。

母亲住院后，二哥和妹妹都到干校子弟小学来上学。我们兄妹在课余时间又有机会见面了。

母亲住院后，尽管从向阳湖干校去那家军队医院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尽管工作劳累、身体不好，但父亲还是抽时间去看望病重住院的母亲。因为经济拮据，父亲只带我和妹妹医院看过母亲一次。那次看望母亲，虽然让我很高兴，但我忽然有了自己是家里丧门星的恐惧之感。

前面说过，我在第一次回胡黄张的路上因为怕蛇咬用书包打草惊蛇时将眼镜片弄丢了一个。我怕父亲责备一直没敢对父亲讲。这次跟着父亲去看望母亲，趁着父亲看到我们兄妹都还健康，心情不错，旁边又有一个兴高采烈的妹妹，于是我抓紧空隙，在长途汽车上战战兢兢抖抖索索地将自己把眼镜片弄丢了一个的事告诉了父亲。兴致勃勃地父亲听完了我的报告，脸色沉重起来。只有六岁、马上就要见到母亲而兴奋异常的妹妹听完我的话也知道我闯了祸，一下子不笑了，只是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用眼光为我求情。

父亲看到我恐惧的神情，看到妹妹为我求情的可怜眼神，过了过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你太不爱惜东西了。 然后问我没眼镜能上课吗？看得见黑板吗？平常没没事儿吗。我说课不多，又坐在第一排，不影响学习。父亲说不影响学习就行，咸宁大约配不了你的眼镜，只有等机会去武汉给你配了。妈妈住院，你们又都住校，家里经济压力大，以后好好爱惜东西吧。

父亲没有发火揍我让我感到万幸，心里长舒一口气，算是逃过一劫。

到了医院，高兴之余，妹妹向母亲汇报了我把眼镜片弄丢一个的事，母亲听了也只是对我说，你太不懂事儿了。好好爱惜东西吧。

那天本来很高兴，逃过一劫，见到了母亲，父亲又给我们改善了伙食，吃到了部队医院食堂香甜可口的饭菜。本来是高高兴兴皆大欢喜的。

可那天真是祸不单行，吃完午饭我本来想表现表现自己，让父母高兴以减少我丢失眼镜片的罪过，于是抢着洗碗。可是没想到碗上的油太重，洗碗时手一滑，不慎摔碎了一个碗。父母一看我摔了一个碗，都是一愣，满脸都是不悦的神色。父亲真有些生气了，家里经济正紧张，对父亲来说每一分钱都宝贵得不得了，可我却一天两次破财，颇有些雪上加霜的意思。

父亲尽管生气，可也没有抬手抽我抬脚踢我，只是气得用手里的筷子打我的脖子，顺便说一句，父母从小没打过我，最多就是父亲用筷子敲我脖子两下。父亲没打两下，就被母亲吆喝住了。母亲小声对父亲说，当着那么多人打孩子很好看吗？不就摔碎了一个碗吗？又是他主动洗碗不小心摔的，有什么呀？至于这么生气吗？父亲听了觉得也对，于是缓过神色对我说，以后小心，不要毛手毛脚的。

我又逃过一劫，心想今天这是怎么啦？怎么这么不顺呢。

我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小心，再也不能犯错，惹父母生气了。

从食堂出来，乖乖地跟在父母后边慢慢溜达回母亲的病房。住了一些日子的医院，母亲的病好些了。母亲的病房在住院部的三层，到了大门口，母亲把钥匙给我，要我先上去开门。我拿了钥匙，奉了圣旨，飞奔三楼开门。可是那天医院搞卫生的刚刚擦完地，大理石面的楼梯不知是用油擦的还是用水擦的，滑的不得了。正在我飞奔上楼拐一个弯儿时，一脚踩滑，手没有抓住扶梯，一跤摔倒在楼梯上，膝盖下部软骨重重地磕在台阶的尖角上。我一声惨叫，跌倒在地，重重撞到石头台阶上的膝盖弯儿仿佛碎裂一般，痛彻心肺的剧痛让我无法站立起来。我抱着膝盖在地下打滚，咬着牙不敢喊叫。心里却想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接二连三地惹祸，给父亲惹麻烦，我真是个废物。

父母在楼下听到我的惨叫，惊得毛骨悚然。母亲顾不得身体虚弱，飞奔上楼，看到我捂着膝盖满脸眼泪痛苦不堪地在地上滚来滚去，父母立即蹲下身子，紧紧地抱住我的肩膀，神情紧张地问我，怎么啦？磕到哪里啦？骨折了吗？要紧不要紧？怎么这么不小心呀。父母的心痛溢于言表。父亲抱起我就要下楼去找医生。倒是母亲镇定，说先休息一下，看看再说。实在不行，下午再去看医生。父亲这才想起当时正是午休时间，于是要抱着我上楼。我捂着膝盖龇牙咧嘴地说，没事，没有骨折，就是磕着膝盖骨了。不用去看医生，好点儿了。父母问怎么磕着的？我说跑得快，地滑，不小心，就摔倒了。哎呦。啊。没事儿。没事儿

这时值班护士也跑来看。然后扶着我到了一间空房间里，让我躺在床上。然后问我磕了哪里，按照说叙述，用手轻轻地在我磕着的膝盖按来按去，又在膝盖周围按来按去，问我哪里痛？我一一回答后，护士对父母说，没有骨折，也没有骨裂骨碎，就是软骨受了点儿伤，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不用吃药，也不用开刀。

父母这才长出一口气，放下心来。我也放下心来。没有骨折，父亲也没有发火，心里一阵轻松，锥心的痛疼似乎了也好了些。不过为了彻底逃避父母的责备，我大半真小半假地躺在床上做出痛苦不堪的神态。护士给我的膝盖上不知擦了什么药，清凉清凉的，说躺一会儿就好了。父母和护士嘱咐我不要乱动，好好躺着，然后关上门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揉着红肿的膝盖，看着雪白天花板，一边忍着痛，一边想，今天我可真够倒霉的，接连犯错。幸好没有骨折，否则又要花钱了。我怎么跟丧门星似的啊。这么粗头粗脑笨手笨脚的。要是二哥在这里一定会骂我废物的。

我的眼神不好，上面又有两个心灵手巧做什么像什么的哥哥，所以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是笨手笨脚学得特别慢，而且做得十分粗糙丑陋不成体统。我十分羡慕那些手工巧写字好会讲故事会背诗歌会吹口琴会下棋会刻剪纸会打弹球会耍烟盒会砸杏核儿会做泥炮会做弹弓会做木头枪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

虽然连续惹祸，但父母并没有责备我，这让我的心里十分轻松。胡思乱想之间不知不觉沉沉睡去。直到父母来看我才醒来。

时间到了，我们必须坐最后一班长途赶回咸宁学校。与母亲分别的时候，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注意安全，不要再摔跤了。还要我不要贪玩儿，好好照顾妹妹，每天早中晚都被妹妹打开水。还要我自己管理好自己，好好学习，不要着凉，不要得病。那天与母亲分别时，我和妹妹都没有哭反而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看到母亲病好了许多，知道母亲出院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多么盼望母亲早日康复出院，带我们回金口的家啊。当然要是能去胡黄庄与父亲住在一起就更好了。不过，胡黄庄、咸宁子弟小学都是双职工和双职工的孩子们的去处，我们的大本营只能是金口。

膝盖的伤很久才好。秋天到了，我们每天早上都队列练习。有一次早操时，走着走着我的膝盖突然剧痛难忍，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一下子软瘫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老师吓了一跳，赶紧过来扶着我走到操场边上的大树底下，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老师是去医院看母亲时摔跤磕的。老师让我去医务室看看。我说大夫说的没关系，过几天就会好的。老师还是带着我去了医务室。医生敲了敲我的膝盖，又摸了摸膝盖周边，然后说，不要紧，休息几天就好了。不过这几天不要出操练习队列了。在医生的嘱咐和老师的特许下，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练习队列。很多同学羡慕我说他们要是也磕一下就好了。我有些吃惊，居然还有想自己磕死自己的，我这辈子宁可出早操也不想再磕那么一下了。

单调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有一天下午，课后饭前，班里的一个同学忽然跑来找到我说，你妹妹病了，重病，正住在医务室隔离呢。你赶紧去看看吧。我听了吓了一跳，上午我还给妹妹打开水，没听她说病呀。我赶紧跟着那位同学，朝着医务室飞奔而去。到了医务室，跟医生说我是谁谁的哥哥，就是那个住隔离室的小女孩的哥哥，我想看看她。但医生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大夫说妹妹得的是痢疾，挺严重的，为了预防传染，正在隔离室观察。所以不让探视。不论我千求万恳，大夫就是不答应让我看看妹妹。那位同学看求医生没用，于是拉着我来到小楼外边的一个窗户底下，指着那扇窗户说，你妹妹就在这间房子里，你爬上窗户就能看见你妹妹了。

窗户台离地面挺高的，还不大好爬上去。我看了一下，离地面两三尺高的地方有一个窄窄的转缝，脚踩着这个转缝上就能爬到窗户台上看见房间里的情形了。这不是什么难事，我找来几块砖头，一脚踩在砖头上，一脚踩到砖缝上，双手轻轻一撑，身子就扒到了窗台上。隔着窗户，看到妹妹小脸蜡黄，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脑门上还盖着一块白毛巾。妹妹正在迷迷糊糊地睡觉。于是我轻声地叫着，小妹，小妹，小妹。妹妹睁开眼，循声往望来。看到我，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哥。我问，小妹，你病了吗？什么病？什么时候病的？妹妹说：昨天晚上就拉稀，上午下午又拉了，去了好几趟厕所。值班老师带我来看医生，说是中毒性痢疾，怕传染，要隔离。我问妹妹现在怎么样？妹妹说吃了药，打了针，不拉了。看着妹妹痛苦的样子，我心里不舒服，可是又无能为力。只好安慰妹妹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按时打针吃药。妹妹看到挺着急的，反而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早上老师已经给爸爸去电话了，爸爸说今天晚上就到。听说爸爸今天晚上就能到，我放了心。

爸爸来了，什么都好办了。

晚上父亲就赶到学校，匆匆看了我一眼后，就去忙妹妹的事儿。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爸爸到子弟学校照顾妹妹没几天，妹妹刚好些，二哥又病了，得的也是中毒性痢疾，不知是二哥照顾妹妹时传染了，还是自己不注意。

这下子父亲更忙更累了。不几天，父亲的老病根儿慢性肠胃炎也犯了，那是1963年父亲得中毒性痢疾后落下的根儿。

妹妹、二哥、父亲都病了，都是痢疾，都是拉稀。

我一下子成了家里的主力。那几天，我想去招待所尽量帮助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但父亲怕我也染上中毒性痢疾，不让我去他们的房间。没几天，父亲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心急如火，不顾自己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立刻决定出院回干校。父亲把我叫去，告诉我母亲出院的日子和长途汽车的到达时间，要我去咸宁长途汽车站接母亲。

第二天，我和发小及同窗何兵一起去车站接母亲。前面讲过，何兵的父亲也是文化部政治部的，他们家也住在和平里地坛北里文化部政治部宿舍同一个单元，他家住303，我家住403。何兵的生母1967年得癌症去世，去世时才三十多岁。部里让我母亲和几位阿姨帮助何家料理丧事。给何兵母亲办完丧事后，母亲回来说：何兵太可怜了，这么小就没了母亲。要我以后好好对待何兵，把他当做自己的兄弟，凡事让着他。

我和何兵一路走，一路聊，何兵还拿着口琴，不时吹上几口。我很羡慕何兵有个口琴。那时谁要是有个口琴那可是很奢侈的事儿啦。我上了高中，二哥当兵去了，家里经济条件改善不少，父母才给我买了一个口琴。回北京上初中后，我们能够买的乐器就是几毛钱一只的竹笛。而一个口琴要好几块钱，贵重物品啦。

当我们拐出铁路桥走过进城前的那座石桥时，正议论着石桥周边弥漫着的酒糟味道好闻难闻时，忽然听到一个既熟悉又甜美的声音说你们要去哪里啊？我们一愣，回头一看，母亲正站在桥的那头笑嘻嘻地看着我们。我大呼一声妈、何兵大叫一声阿姨，然后飞跑向母亲。

有些日子没看到母亲了。母亲的气色和神态都比重病时好了许多。我问：妈，你的病好了吗？母亲说：好了，都好了，没事儿了。母亲看到何兵也很高兴，摸着他的头说，你也来了，谢谢你。你父亲好吗？你妈好吗？那时何兵的父亲已经再婚，他继母就在子弟学校工作。

母亲从书包里掏出两个茶叶蛋，给我们一人一个。我与何兵都舍不得吃那个茶叶蛋，紧紧地握在手里。母亲说吃吧还有呢。那个茶叶蛋特别好吃，因为是母亲给我的，也因为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太过匮乏了。我与何兵吃完茶叶蛋，母亲又给我们一人一个，说晚上吃饭时再吃。我们把茶叶蛋放在衣服兜里，分别拿起母亲的行李高高兴兴地往学校走去。

其实母亲还没有好利索，大夫是不同意母亲出院的。大夫说这次要是不治好，以后再犯病就很麻烦了。不过没办法，父亲已经扛不住了。

母亲到了招待所，父亲就病倒了。过了些日子，才缓过来。那时二哥与妹妹都好些了，也许是年青，也许是1965年刚到北京都得过中毒性痢疾已经有了抗体。招待所房子紧张，又收费，不能长住，没两天，母亲就带着父亲、二哥和妹妹回了向阳湖干校总部。我又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干校子弟小学。

不过这次，我坚强了许多，心里也不那么难受了，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住宿生活，并已经融入四年级这个班集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