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周末回胡黄张

黄晓捷

文化部接到中央疏散的命令不知1968年还是1969年。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文化部去湖北建设五七干校。文化部把五七干校建在湖北纯属偶然。因为当时文化部政治部有一位湖北来的同志，他想念家乡，于是建议去湖北。湖北正好在中国的腹地，万一中苏开战，苏联一时半刻也打不到那里，于是文化部决定建干校于湖北，并决定由那位同志回湖北联系。文革结束后，那位老同志回湖北担任了重要职务。

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匆匆上马，一边开荒，一边建设，条件十分艰苦。其中最困难最紧张的就是住房。向阳湖没有那么多住房，大家都住在老乡家里，或是仓库里，边生产，边盖房。一时盖不出那么多房子，老乡家也没有那么多房子，于是没工作的家属都分散住在湖北各地，金口只是家属驻地之一。因为没房，双职工的孩子们也不能与父母住在一起，都集体住在干校子弟小学，就是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共产主义小学。

学校规定，每两周的周末孩子们可以回湖区与父母团聚。但盖房速度实在赶不上趟，也没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油，所以执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大打折扣。但学校和总部还是尽可能想办法，安排同学们回湖区与父母团聚。

1970年8月，我到咸宁干校子弟小学后，不知过了多久，在无比期盼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延期失望中，终于有一天盼来了学校宣布大家可以回湖区与父母团聚的好消息。孩子们无比兴奋。回湖区的头一天晚上，大家高兴得睡不着觉，闲聊很久，不肯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就起了床，早早吃完早饭，背着小书包，到操场上耐心等候。可是等啊等啊，就是等不到来接我们的大卡车。天空中耀眼的太阳暴晒得我们汗流浃背。老师几次劝我们回宿舍等候，说大卡车一来就通知我们。但是大家宁可暴晒，谁也不愿意回宿舍，生怕一个瞌睡，错过了时间。

酷热的阳光早已把孩子们晒蔫了，大家都坐在阴凉里没有了说话的兴致和情绪。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操场东北边的路口，无比心焦地等待着。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无比沉重的担心，总部别忘了派车啊。更加沉重的担心是，总部不要忽然取消今天回湖区的决定啊。

在流火般的阳光下，几乎被烤干汗水的孩子们无比期待地看着食堂的路口。忽然之间，大家都竖起了耳朵仔细听将起来。不久，一个似有似无比蚊子声还小还要飘忽的声音穿透了我们的耳膜，大家都在凝神判断，是不是大卡车的马达声？突然之间，全体起立，大家几乎同时山呼海啸般地欢呼起来，来啦！来啦！就在大家无比兴奋地朝着东北角食堂路口高呼着来啦、来啦的时候，几位自愿担任前方哨探的同学，从操场的东北角路口飞奔而出，嘴里大喊着，来啦、来啦、来啦。我们可以回家啦、我们可以回家啦。

在沸腾人群的欢呼中，一阵高过一阵的马达轰鸣声从食堂的那条路上传来，在孩子们的无比期盼中，干校最牛逼的那辆十轮大卡车首先映入了我们的眼帘，之后车队缓缓地开进了操场中夹道欢迎的人群。孩子们山呼万岁，不等车停稳，就从车的四面八方蜂拥上车。

司机们已经在颠簸的土路上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他们满头满身大汗地下了车，顾不得休息，抓紧与中转站的人进行交接。之后，往车里加油加水，维修队的师傅都在里里外外地检查车辆。老师们说师傅们一大早就出发了，现在还没有吃午饭，说让师傅们吃完午饭在出发吧。

可师傅们太知道孩子们的期盼了，他们喝口水，抽颗烟，处理完工作的交接后，稍事休息，在孩子们无比热切期待的眼神注目下，决定马上出发回向阳湖区。

司机们跳上车，开始发动车辆。可是第一辆车的马达就是发动不起来，啸叫几声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晃荡两下，停止转动。一练几次，都是发动不起来。我们的心随着发动机的熄火狂跳起来，大家都在紧张地想，卡车别坏了吧？在我们无比担心的目光中，副驾驶跳下车，拿着一根之字形摇把潇洒地走到车头，把摇把深深地插到车头前的一个小窟窿里，先摆了一个姿势，然后使劲儿把摇把向下摇去。马达爆响了几下，然后有气无力地停了下来。年轻的副驾驶又摇了一次，依然没有结果。副驾大概觉得在孩子们面前丢了丑，有些慌，又摇了几次，马达依然毫无动静。我们那颗吊在嗓子眼儿的脆弱的小心脏仿佛一下子掉到了冰窟窿里，全体都没有了声音。

这个时候，驾驶室里的老师傅开门下车，让年轻的副驾坐到方向盘前，他自己熟练地检查了一下摇把，把摇把又往深处插了插，然后摆了个马步，深吸一口气，看了一眼驾驶室里的副驾，微微一点头，粗壮有力的一双大手猛地向下摇去，之后飞快地摇了几下，随之马达声轰鸣而起，越来越雄壮，一声通畅无比的轰鸣声过后，马达启动了。

在孩子们乌拉的欢呼声中，卡车晃动了一下，然后缓缓启动，缓缓地开向操场的东北路口，缓缓地驶过食堂大门口，缓缓地穿过食堂前的林荫路，右拐，左拐，穿过铁路桥，左拐，开足马力，沿着阳光大道，朝着向阳湖区飞驰而去。

头顶是毒日头，公路是泥土路，卡车是敞篷车，迎面是热浪，我们浑身是土，浑身是汗。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左摇右晃的我们双手死死地抓住槽帮，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卡车在飞驰，可我们还是司机开得太慢，不时有人喊出我们共同的心声，再快点儿！再快点儿！我们不怕颠！头顶的烈日，迎面的尘土，上下的颠簸，根本没让我们觉得辛苦和不适，因为大家的心早就飞进了向阳湖，飞到了父母身边。飞到了各个连队的食堂里。

终于进入了向阳湖区。卡车不断地停下，又不断地启动。同学们不断地下车。每个停车点都有人接。下车后同学，向车上的同学挥挥手，然后向着树林中的林荫小路飞奔而去，很快地消失在树林背后。

卡车在最后一声轰鸣中，冲上了452高地，停靠在一大队的食堂前。我和最后几位同学跳下车，道一声再见，头也不回地飞奔向父母的房子。

我背着小书包，满头大汗地来到上次插秧时父亲住的房子前。正要举手敲门，却忽然发现房门是锁着的。我向旁边的房门看去，也是锁着的。我转过身，走出几步左右看去，附近没有人，也没有看到我们家养的那几只鸡。我们到咸宁的时候，家里养的几只来航鸡也带到干校总部来了。

我到其他门口去看，屋里都没有人。又去了前后几家熟悉的人家，也没有人。我有些奇怪，今天是周6下午，家里应该有人呢？以前这个时候都是有人的。今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都去哪里了呢？

各家各户都锁着门，周围也没有人。于是我向食堂走去。在伙房里见到了那位夸我让她知道了什么叫落汤鸡的阿姨。她看到我，没有等我张口就惊奇问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说学校放假，我回来看父亲。她说你父亲早就不在这里了。这让我有些吃惊，父亲这么会不在这里了呢？我问父亲去了哪里？她说父亲去了四连，还说早就去了。说父亲到四连当指导员去了。她还有些奇怪地问我，你不知道父亲去四连吗？你爸爸没有告诉你吗？你哥哥妹妹跟着一起去了。

我一听，当时就懵了。爸爸去四连了？怎么可能呢？这儿不挺好的吗？

我有些发懵，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胖阿姨说你赶紧去四连吧。再不走，天就是黑了，晚了就赶不上吃饭了。路上小心点，草里上有蛇，别掉到水坑里。

我告别胖阿姨，走出食堂，站在门口，尽量让发懵的脑子安静下来，仔细回忆四连怎么走。

四月份来插秧时，我只去过一次四连，还是跟着大人们的屁股后面溜达去的，当时根本没有认真记路，又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差不多都忘了。

我站在452高地上，一边想着上次是怎么走的，一边辨认着方向。慢慢地我辨认出了方向，并确定了上次去四连时的那个大斜坡路口。虽然具体路径不清楚，但大方向不会错啦。正当我要出发时，食堂那个胖阿姨跑了出来问我认不认识路？别走丢了。还说要不住一晚上，明天有人去四连，让我跟着那个人一起去。我充满自信地对阿姨说没问题。我知道怎么走。然后快步下山，飞也似地往四连驻地胡黄张奔去。

下了山坡走出没多远，在一个干净的池塘里，看到一群人正在游泳。我真的很羡慕他们。路过那个池塘时，忽然一个人喊我名字，定睛一看，原来是班里的一位同学。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四连的胡黄张。他问我去那里干嘛？告诉他我父亲调到四连去了。他问我认识路吗？我说只去过一次，不太认识。大约是这个方向，是这条路。他们当中的一位大哥马上说，方向对，一直走，过一个高坡就到了。他还说，快点儿去吧，天快黑了。路上小心，别让蛇咬着。那位同学还要送我。谢过他们，快步向胡黄张走去。

夕阳下，我在满是杂草的小路上走着。那条小路蜿蜒地伸向远方，好像一直到天的尽头。视力可极，有的地方是稻田，有的地方是荒坡，有的地方是水塘，有的地方树林。太阳已经西下，缓慢地向地平线滑去。天边的云彩好像燃烧一般，红得有些晃眼。茫茫的田野里，一个人都没有。田野的小路上就是我一个人匆匆走着。

激情已经过去，疲惫慢慢袭来。双脚越来越沉重。走着走着，我感到累了，也感到了饿，突然想起，我还没有吃下午饭。一想起还没有吃下午饭，我忽然感到身心疲累，饥饿难当。步伐一下子慢了下来。我看着渐渐西沉的落日，忽然感到四周寂静异常，周围茂盛的草丛在微风中慢慢摇弋。那位胖阿姨和那位大哥说的话在我的耳畔响起，小心路上有蛇！别让蛇咬了。看到那晃动的草丛，一瞬间我感到毛骨悚然，恐怖的念头瞬间充满我的脑仁，草里都是蛇。威风吹得我后背发凉，鸡皮疙瘩爬满了全身。可是我已经走了那么远，走了那么长的时间，不能走回头路了。再说走回头路，会让人笑话的。买办法，只好咬着牙，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正当我胆颤心惊地往前走着，忽然想起“打草惊蛇”那句成语。我马上取下身上的挎包，一边走，一边抡着挎包击打路边的草，藉此希望把蛇吓跑。

我一边使劲儿抡着书包击打路边的青草，一边加快脚步赶路。我不敢回头，生怕回头之间被身后悄悄跟随的大蟒蛇一口锁喉，惨死水塘。我的眼睛死盯着脚下的小路，恐惧让我的脚步越来越快，饥饿和疲惫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我一路狂奔，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个高坡顶上。站在高坡上往下看去，我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因为我看到胡黄张大队部那所高大的房子耸立在坡下几百米远的地方。大房子右边伙房的烟囱冒着烟，鼓风机的声音清晰可闻，很多人在厨房前忙碌。大房子左边的连部仿佛也有人在走动。我欢呼一声，到家啦。然后沿着山坡飞快向大队部飞奔而去。我正在路上飞跑着，忽然看到村口站着一个人，手搭凉棚往我这边看。我没带眼镜，远远地看不清楚是谁。但我心里一动，只觉得那个人是那么的可亲可敬，说那么的让我放心。跑得更近一些的时候，终于看清楚了，那是我的父亲。听胖阿姨说父亲是到四连当指导员的。

父亲看到我跑到他的面前，十分惊喜，多长时间没有见到的小儿子忽然出现在眼前，哪个父亲不高兴呢？父亲见到我张口就问，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刚才大队部来电话，说你到了大队部。我还要派人接你去呢。你怎么认识路？我的突然出现显然让父亲吃惊不小。父亲大概觉得还在吃奶的孩子怎么会突然一个人找到从没有来过的胡黄张。我说上次不是跟着你们来过一次吗？所以就来了。父亲显然对我的记忆力比较惊奇，问我走过一次你就能记住吗？我说记住了大概的方向。父亲看着我说好一会儿说，你去当侦察兵还是满不错的。父亲看到我很高兴，特别对我能够凭着记忆沿着只走过一次的路就找到四连的能力更是感到满意。我想那一瞬间父亲觉得我长大有用了。

父亲问我不在学校上学，来四连干什么？我说学校放假让我们来看望父母。父亲问我呆几天？我说呆两天就回学校。父亲说那就好！那就好！先想办法找个睡觉的地方再说。我奇怪地看着父亲。父亲懂我的意思，他对我说，不是不想让你回来，是这里的住房实在太紧张了，今天晚上还不知怎么住呢？说着带我去了连部。一进门就看到二哥和两个大个儿在下棋。二哥看到我，微微一笑，抬抬手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埋头继续看他的棋。父亲让我先洗脸洗手洗脚擦身子，等着吃晚饭，然后出去了。

我洗好手脚，将脏水倒房子前面的水塘里。放好脸盆后，坐在床上细细打量这个房间。房间里沿着两边的墙放了六七张双层的单人床，上下铺都铺着被褥。房间挤得很，两行床铺之间的走道也就是一米不到距离。北窗下有一张方桌子，桌子底下、床底下全都堆满了箱子物品。床铺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父亲回来了，指着一张床对我说今天晚上就睡这张床，明天再说。然后出去办事了。父亲是四连指导员，事情多得很。那时四连的连长是陈福今叔叔，一位带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

离吃饭还有些时间，我有些累，于是爬上床铺想休息一下。床上正好有一份报纸，我顺手拿起来，可是屋里已经暗了下来，看不清楚。于是我从书包拿出眼镜戴上，然后看报纸。忽然之间，我感到有些天旋地转，眼睛完全失去了焦距，眼前一片混乱。我赶紧眨眨眼睛，仔细向报纸看去，结果还是一样，眼前一片混乱。我不用自主的用手摸了一下眼镜，没想到摸了一个空，食指和大拇指没有摸到玻璃镜片，居然碰在了一起。我又摸了一遍，结果一样。我飞快地摘下眼镜一看，左边镜框里的眼镜片没了。一整恐惧袭遍全身，回到父亲身边的喜悦一扫而光。

我跳下床，飞奔到村口外的山坡上向着我来时走过的那条小路眺望。我侥幸地希望能够在落日的余晖里看到小路远方的某个地方有玻璃反射的阳光。也许那就是我为了打草惊蛇失落在小路草丛里的镜片。但是我什么反射的阳光也没有看到。这时落日的余晖早已消失，天已经快速地暗了下来。

我的眼镜片一定是在刚才用书包打草惊蛇时掉了，那么远的路，那么密集的草丛，我到哪里去找啊。我欲哭无泪。那时，爷爷奶奶还活着，每月父亲都分别给他们寄钱，母亲病重住院，因母亲没工作，一切医药费都是自己负担，我们都上学，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紧张，父亲的担子越来越重。那时的一个眼镜片要好几块钱，很贵的。想着又给父亲添了麻烦，想起重病住院的母亲，我是欲哭无泪。

我站在高坡上发呆一动不动。不知什么时候，二哥来到我身边，问我怎么了？怎么叫了半天也不答应。我带着哭腔说刚才来到时候怕被蛇咬，就用书包打草惊蛇，没想到把蛇惊跑了，眼镜片也弄丢了一个。二哥听后说，丢就丢了吧，哪里找去？找个爸爸高兴的时候让爸爸再给你配一个吧。我说什么时候爸爸会高兴呢？二哥说不用担心总会有高兴时候的。然后拉着我去吃饭。

眼镜片丢了，让我郁闷了很久。不过日子总还是要过的。

晚饭时，大家来打饭，我看到了许多认识的叔叔阿姨，都是地坛北里政治部宿舍的。还有更多的叔叔阿姨不认识。让我惊奇不已的是，那么多当大官的叔叔，在四连食堂做着各种打杂的工作。

我问二哥爸爸怎么到四连来了，一大队队部不是挺好的吗？二哥说领导的决定，他怎么知道。去哪里不去哪里，担任什么职务，都是组织和上级领导决定的，爸爸个小官服从命令而已。

然后悄悄地对我说，四连有很多大人物。我问什么大人物？多大的大人物？二哥说都是文化部顶尖的大头子，官大得很。我说一个小小的四连能有多大的官儿呢？司局级顶天了吧？再大还能大过一大队大队部去？可是二哥神秘地说，大队部算什么。这里很多人官儿大得很。然后让我发誓不对外人说后低声告诉我，这里有很多大官，不是部长就是副部长，官大得很。不过现在都很倒霉，全都在劳改队里。我问他们解放了吗？二哥说解放了还关在劳改队里干什么？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错误，怎么如今还关在劳改队里？二哥说谁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谁敢问呢。不过也没关着，都挺自由的，每天都去劳动。我问他们都做什么。二哥说去湖里放鸭子。咱们吃的鸭蛋咸鸭蛋都是他们放的鸭子下的。我说那个活挺轻松的吧？二哥说轻松个屁，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凄风苦雨日晒雨淋，天天都得在外边呆着，苦着呢。二哥悄悄指给我看了几个人说他们都是劳改队的。眼镜片儿丢了，我也没带眼镜，也没看清楚什么，只觉得他们比较沉默，穿得更朴素更破旧一些。当时我觉得自己特没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因为我觉得那些叔叔伯伯们挺可怜的。那么大岁数，去还要去做那么辛苦的工作，当部长挺不值的。我把这个感受对二哥说了，二哥奇怪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说，你真是连个屁都不懂。好好把嘴闭上吧。

父亲是四连的指导员，从一大队大队部调到四连的。四连的连长叫陈福今，住在连部里，和二哥是上下铺。陈福今是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和父亲在一个处工作。那时陈叔叔很年轻，怕是还没有三十岁吧。那么年轻就当了连长，与父亲做搭档。文革结束很久很久以后，我已经有了一些浅薄的人生经历，也有了一些皮毛杂碎一样的知识和三脚猫混饭吃的技能，一天瞎想时忽然明白了父亲和陈叔叔为什么是四连的搭档了。

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也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和的人。陈叔叔也是一个有知识有原则性格温和的人。干校总部让他们做搭档不就是利用他们原则性强却又不走极端不蛮横粗暴的温和性格保护四连劳改队的领导们吗？母亲说过一件事，说干校的日子稍微好转一些、大家有时间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忽然上级来了指示要追查“五一六坏分子”，一些人又激动起来，说要坚决追查某某某，并对指导员和连长的消极态度提出严厉的批评。指导员和连长请他们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不好乱说的呀。在胡黄张那个地方，到哪里找证据材料去？此事三拖两脱，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最终四连追查五一六坏分子的事不了了之。母亲说要不是爸爸和陈叔叔是好搭档，不知又有多少人倒霉呢。

眼镜片丢了，我郁闷了一个晚上。父亲忙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时间顾得上我。

第二天，四连难得放假，叔叔阿姨们吃过上午饭一起去游泳。在一个所在，以大堤顶为界，男左女右，换好衣服后，下水娱乐。会游的在深水区，不会游的在浅水区。许多叔叔阿姨不会游泳，他们看到我游来游去的，居然向我请教如何游泳，还让我游给他们看。我小猴子献宝一样，在他们面前一遍一遍地来回游，游得腿脚都快抽筋儿了，可是他们就是学不会。我心里觉得他们挺笨的，不过没敢说出来。

游泳是快乐的，时间很快过去。大家收拾情怀，回家吃下午饭。

我忘了是饭后回的学校，还是第三天周一上午回的学校。那时我盼着赶紧回学校，见不到父亲也就不怕父亲发现我的眼镜片儿丢了。能瞒多久是多久吧。

那时，母亲还住在部队的医院。不久后的一天，父亲到中转站，带着我和妹妹去部队医院看望住院的母亲。我觉得总是瞒着父亲不好，于是当着母亲的面告诉父亲上次回胡黄张，路上怕蛇咬用书包打草惊蛇时把眼镜片弄丢了一个。本以为父亲会大怒，可父亲只是叹了一口气说，丢了就丢了吧。就是咸宁不好配，怕是要到武汉去配眼镜了。后来我们去丹江口在武汉换车停留的时候，父亲给我配好了眼镜。

那天在医院我出了两档事。吃完饭洗碗时再水池子里打碎了一个碗。吃完饭去住院部上楼时，一脚踩空，膝盖下的软骨重重地磕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痛得我眼泪横流。我跪在地上、双手抱着膝盖，很久没有站起来。父又惊又气又心疼，因为母亲病重才没有发火。父亲问护士要了一个空房间，扶着我躺倒床上休息。那天下午我大睡一觉。那条腿很久才恢复。回校后一次早操时，走着走着，那个膝盖一阵剧痛，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在臭水塘那棵大树下站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这是我第一次回胡黄张的故事。

母亲出院后，我又回去过一次。那次的记忆是因为人多房子不够住，二哥带着我换了两次地方，好像是双职工的叔叔阿姨去别的连队看老婆老公空出来的床铺。因为地方不熟悉，夜里有狗叫，我怕掉到茅坑里，又怕被狗咬着，所以夜里想撒尿，却不敢起床，一直憋着。憋得好辛苦。都是等到二哥起夜时我才跟着去。

那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经过治疗的母亲身体恢复的挺好，情绪开朗多了，精神也好多了。妹妹的病也好了，二哥的病也好了。本来他们都已经去了干校小学上学的，因为都得了痢疾，所以都回了四连与父母住在一起。那些日子，父亲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我们家在金口买的来杭鸡也长大了。到了胡黄张母亲天天带着我，不让我走远，因为只有我不在她的身边。

上学后，发现我的视力极度低下后，母亲一直非常担心我的眼睛。那时针灸风靡全国，被说得神乎其神，大有银针一扎，百病消除的意思，就差银针神穴万岁千秋了。不过那个时代的胡说八道与现在祸害神州的胡逼乱侃相比简直就是菩萨心肠了。看一个社会风气正不正，只要看那些闹神闹鬼的胡说八道在哪里蹦跶就知道了。

不过也有真才实学的。去干校离开北京前，在和平里商业大厦旁边的一个小诊所里，来了一个年轻的针灸大夫，针灸技术不错。我在那里扎了一个疗程，视力居然明显提高了。正准备第二个疗程的时候，我们去了干校。

因为这次插针比较有效果，母亲自己开始看书研习针灸。在四连修养时，大概是有了点心得，于是要给我扎针。我有些害怕，但没有顶住诱惑，或者说是迫于母亲的压力，不敢不从，于是同意母亲在我的脑袋上试针。母亲的胆子真够大的，一边着书，一边按照书上说的穴位给我扎。开始两次，我还能忍受。但最后一次，母亲试着扎我耳朵后边的一个穴位。一针下去，痛彻骨髓。我惨叫一声，泪流满脸。我大喊着，妈，快把针拔出来，疼死我啦！母亲吓得赶紧拔出银针，看着我慢慢地安静下来后问我说：真疼嘛？

半天我才缓过劲儿来。生气地对母亲说可不真疼嘛？求求你，妈！千万别再给我扎针了。别没治好眼睛，耳朵又被扎聋啦。求求你了，妈！然后不管母亲怎么动员我，再也不让母亲把银针往我脸上扎了。

在干校小学时，由于四连住房过于紧张，我只回去过两次胡黄张与父母团聚。多少次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坐着卡车回向阳湖区，我是那么地羡慕，那么地想念，可是母亲二哥妹妹都在胡黄张，父亲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我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不能再给父亲添麻烦了。

我一个人去食堂去打饭，在硕大的宿舍里住，在院子里晃悠，等着同学们回来。

我咬住了牙，再也没回过胡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