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学习·劳动·老师·同学
黄晓捷
纪律严明、管理严格、活动规律的住校生活一点儿也不好玩儿。 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上课,按时劳动,按时睡觉,不请假不准外出,什么事儿都在老师的管控之下。不像在金口镇下了课就是我们的天下,自由自在,四处游荡,干什么都行。所以开始的一些日子,我很不习惯,觉得特别的拘束和别扭,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委屈和难过。不过,没过多久,与同学们相互熟悉并融入这个集体之后,我也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喜欢上了这里。 不知是由于师资有限,还是暑假期间,我们四年级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习课程很简单,每天两节课,一节算数,一节语文。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天天保证。有时开会,有时政治学习,有时老师有事。课也就不上了。学习内容也非常简单,算数是学习小数点加减法,语文忘记是什么内容了,基本没有什么生字,根本不费力气,没有预习,没有复习,好像连作业也没有。从7月入校到11月离开,几个月都是这样上文化课的,简单轻松得让人难受。 从金口去咸宁的共产主义小学之前,父母和我自己本来还有些担心学习跟不上。因为我从1969年初参加了学校宣传队,为准备建国20年大庆的演出,到那年的十一之前基本没有上课。那年的11月到1970年的7月又去了金口镇,大半年也几乎没有上什么课,所以底子非常薄。到了咸宁共产主义小学,学习的内容和进度居然还不如金口子弟小学,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半天劳动也没有什么重体力活,11岁的城市孩子们能干什么像样的农活?拔拔草,挖挖坑而已。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一次在山坡上挖坑种南瓜。活不累,挺热闹,同学们拿着锄头非常不熟练地挖坑,由于在金口镇的时候跟着大人们用过锄头和铁锹,所以我干起来活来还算熟练,加上干活不惜力,不怕脏,当时就受到老师的表扬。受到表扬的我热血沸腾,干得更加欢实了。干活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自己种的南瓜呢?那么一颗种子,什么时候才能发芽长大结果呢?好像特别久以后,又好像忽然之间,我们就开始吃自己种的南瓜了。中午吃,晚上吃,天天吃。清水咸盐煮南瓜,甜滋滋的吃得伤了口,伤了胃,伤了心。后来几十年见到南瓜我就想吐。再后来,几十年之后,忽然发福了,天天担心三高。偶然听说南瓜里可以提炼治疗糖尿病的元素,多吃南瓜能降血糖,于是又开始吃南瓜了,味道还可以,没那么难吃了。 班主任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老师。那是我们个子小,觉得大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老师好像姓许,叫什么记不清了。许老师人很瘦,属于特别精干的哪一种。老师对我们很是和蔼,因为他的和蔼可亲,所以我从心里喜欢许老师。 与许老师有关的记忆有两件事。一件是他让我们班里每个同学唱京剧选段。我记得轮到我唱时,我选了“今日同饮庆功酒”一段,唱得一塌糊涂,旁边的几位同学差点崩溃,而许老师则一脸可惜的神色。后来去了丹江口,我才知道许老师为什么一脸的可惜了。因为我要是唱得稍微好一点点,有略微培养可能性的话,他可以让我去扮演郭建光团政委一类角色的。因为在丹江口我被妈妈和老师逼着演过这个角色。演完节目我跳河的心都有,因为唱得实在太难听了,幸亏我的眼神不济,看不清台下观众难受的神态。 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女同学在洗马桶时,不慎将马桶掉到操场东边那个臭水塘里去了。大家看着水面上越漂越远的马桶不知所措。忽然一位同学说黄晓捷会游泳,让他游过去拿回来吧。很多同学看着我,立马让我浑身不自在。虽然革命口号喊了很多年,可真让我跳到臭水塘里捞一只马桶,我还真是不想去,那实在是太脏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永远当不了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了。 这时候许老师来了,他站在我的身边,搂着我的肩膀,看着飘荡在池塘中间的马桶说,再让马桶漂一会吧。靠着许老师的肩膀,我对许老师是十二万分地感激,觉得许老师真是太好太好了。那天早饭还没吃完,就有同学来报告说那只马桶飘到臭水塘对岸了。 离开咸宁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许老师。回北京后影影绰绰地听说其他同学经常结伴儿去看他。因为在校时间太短,没有记住许老师更多的趣闻轶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在心里祝愿许老师福寿安康长命百岁。 记忆中还有一位女老师也管我们班。对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个周日我们几个男生出去爬山。上午出去,午后才回来。回校时已经错过了午饭时间,这是违反纪律的。但当我们忐忑不安地站在公路上手搭凉棚眺望食堂时,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站在食堂的东门口,也是手搭凉棚地向我们张望。眼尖的同学说是那位女老师。这时女老师也认出了我们,她向我们的方向走了好几步,大声喊着什么。从老师的步态和身态看,我们觉得老师没有发怒和生气,于是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们向老师和食堂飞奔而去。我们跑到老师身边时,老师的第一句就是:饿坏了吧?快去洗手吃饭,就等你们啦。我们本以为她会臭骂、批评或责备我们一顿的,可是没有。因为没有,所以这件事才印象深刻。可惜没有记住那位女老师的名字。当然理由还是因为在学校呆的时间太短了。 还有一位范老师,带着我们种过南瓜。记住她不仅是因为劳动时她表扬过我,更重要的是回到北京后她也住在地坛北里,我们两家住同一个单元,她住一楼,我家住四楼。有一年夏天和平里街道组织大家拔草,可地上没什么草,我说了一句今年雨水少,草都不长了。于是又受到范阿姨的表扬,她说只有去过干校的人才知道不下雨草都不长的道理。她是文化部杨炎副部长的夫人。她的女儿叫杨红,是我们班的同学。不过当时杨红身体不太好,总是住在向阳湖的干校总部。能常与父母住在一起,真是让我们无比的羡慕。 在文化部咸宁共产主义小学四年级,我还遇到了两位熟人,都在和平里地坛北里三号楼文化部政治部宿舍住过。一位叫何兵,一位叫薛文杰。 我与何兵住一个单元,他家住三楼,我家住四楼,楼上楼下。薛文杰家住一单元,我与河兵住三单元。文杰与我是和平北路小学的同班同学,何兵在地坛二小上学。熟人相见自然十分亲热,我不再感到孤独。何兵后来随父母去了西安,在外域学校学的法语,毕业后做旅游。我大学毕业后,因为学的是日语,有一次陪团去西安,接待我们的是西安的一家旅行社。通过旅行社的地陪我找到了何兵。在餐桌上见过一面后,各自忙于生计,加之交通通讯不便,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薛文杰却做了一件惊天大事。 文杰很聪明,但不大爱上学,喜欢玩儿,喜欢看报。据小脚侦缉队老太太们的侦查监控报告,在和平里地坛北里三号楼有两个爱看报纸的孩子,一个是小杰,一个是文杰。小杰就是我。我有一个习惯,放学后不回家,先从报箱里把单元里各家订的报纸全都拿出来,然后坐在单元门口一平米见方的水泥墩子上,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依次看下去,看完后才回家。参考消息最好看,要等回家后慢慢地看。文杰虽然不喜欢上学,却很爱看报,也是什么报都看,也是坐在单元门口的水泥墩子上一份份地看,而且比我看得仔细,而且能牢牢记住。他能够讲出当时中国政坛上所有政治人物的排序和背景。自毛林刘周朱以下、开国元勋、十大帅,十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中央各部位及各省领导,没有记不住,没有不知道的。中国革命战争史记得滚瓜烂熟。还常常去各家去串门,与大人们聊革命战争时代的详详细细。 文杰有一点点非常轻微的智障,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邋遢,鞋带系不紧,裤腰带系不好,冬天鼻子上拖两条清鼻涕,走路做派和常人有些不一样,但记忆力非常好,表述也没问题。那时文杰的父母都上班,工作闹心,哥哥姐姐也都当了兵,平时没人照顾。大人们也不懂,以为没事儿,以为长大就好了。其实如果早去治疗、矫正和训练,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可是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疗知识也不普及,谁也不懂,谁也没注意,就这么耽搁了。初中高中的时候,文杰还是那个样。高中毕业后,我去郊区插队。一次回城时,母亲告诉我文杰去世了,这我吃了一惊。细问缘由,母亲说她也不知道详细,只是听说文杰是跳金水河死的。文杰跳天安门前的金水河自杀了?这真让我惊了很久。 文杰生得很平凡,活得也有些窝囊,可死得却是惊天动地。紫禁城自建成到如今怕有700年了吧,北京城死人无数,但有几个是跳金水河自杀死的呢?怕是不多吧。文杰却是一个。既然不能轰轰烈烈地活着,那就轰轰烈烈地死去。能够有这样的想法、胆量与决断,文杰就不是一个凡人了。 文杰的去世是薛家的伤心事儿,本不应该记在这里。可我觉得文杰死得惊天动地,而且他是我小学同时入校、天天一起上学的同班同学。每天早上,我都是先去他家,与他一起去上学。因为他的姐姐们交代我的任务是让我带着他一起上学,并让我看着他好好上课,不要让他到处跑,到处玩儿。我当然看不住,却觉得自己有了一份责任。那以后,直到上高中,直到插队前,如果有谁欺负文杰,只要我看到,我都会出头。所以记下这件事,算是对故人的一个怀念吧。 敢跳金水河自杀的人,不是一个凡人。 记住名字的同学还有一位叫黄钺,是班里个子最高的,也是不爱上课,喜欢四处转悠的人。记住他,还因为他在1970年的夏天去了丹江口,与我在一个班,一直到小学毕业回北京。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学问家,十分和蔼善良的人,对狗特别好。虐待狗就是犯罪,要好好爱护狗就是黄钺父亲,那位爱酒的老人家教给我的。我牢记一生。 没有记住名字的,第一位是班长。记住班长首先是因为男生都很尊重他,张口班长,闭口班长,班长说的话好似佛语纶音一般。还有就是他与五年级的同学好,休息时总是去找五年级的同学玩儿。在班里的时间好像很少。记得我刚入校时,为了自保,对同学说话口气很重,颇有攻击性,还时不常带些脏字。有一次在大门口遇到班长,他问我是不是叫黄晓捷,我说是。于是他很义正词严地对我说以后对大家说话客气些,不要带脏字。我与他对视良久,然后说谢谢班长,我知道了。我觉得班长是位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人。被班长警告之后,我对同学们说话自然是客气了,而且不再有攻击性,不再带脏字了。从那以后我回复了本性。因为我本性善良。 还有一位男同学,家住在二楼走廊的最西头,与父母住在一起。他与何兵好,所以我们接触的多一些。他是一个很机灵的人,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很是遗憾。 还有一位男生,与我同宿舍,秃头,很是强壮,特别活泼,总爱大喊大叫,十分夸张。他的嗓子特别结实,那样地高喊大叫,居然从来没有哑过。我学着他喊了几嗓子,哑了一个星期才恢复,从此不敢大喊大叫了。 女生只记住了杨红,她的妈妈就是范老师,回到北京后我们住在一个单元。那时男女生不说话,我因为跳级去了142,她去了171。几乎没有接触。 还有一位得过大脑炎的同学。他的哥哥是五年级的,每当休息、大家在操场玩耍的时候,他的哥哥总是与他在一起,保护着他。 还有一位同学,名字记不清了,不过回到北京以后我见过他,因为他与我在丹江口分校的同学同住一个院,他告诉过我回北京以后很多同学去看过许老师。 还有一位同学,姓名没记住。他母亲是金口镇家属连医务室的医生。这位同学成熟得早,已知道男女之事。夏天,光着膀子,穿着性感的小裤衩,在农校院子里溜达。 因为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共产主义小学的时间只有3、4个月,又过去了四十多年,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其他同学的影子模模糊糊地在眼前晃悠。很多同学,都有自己拿手的看家本领。吹口琴的,吹笛子的,下象棋的,下围棋的,沉稳的,活泼的,会交际的,会唱京剧的,好像人人都几下子。特别是唱京剧的几位同学,唱得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声振屋瓦。同学们时不时亮一亮自己的绝活,让我羡慕不已。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练就的那些绝活本领。比起金口镇同学们的野战本领,这里同学们手中的绝活更胜一筹。可惜与大家相处的时间太短,又是几十年前的事,名字完全想不起来,甚至人都想不起来了。 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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