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学习·劳动·老师·同学

黄晓捷

纪律严明、管理严格、活动规律的住校生活一点儿也不好玩儿。

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上课，按时劳动，按时睡觉，不请假不准外出，什么事儿都在老师的管控之下。不像在金口镇下了课就是我们的天下，自由自在，四处游荡，干什么都行。所以开始的一些日子，我很不习惯，觉得特别的拘束和别扭，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委屈和难过。不过，没过多久，与同学们相互熟悉并融入这个集体之后，我也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喜欢上了这里。

不知是由于师资有限，还是暑假期间，我们四年级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习课程很简单，每天两节课，一节算数，一节语文。即便是这样，也不能天天保证。有时开会，有时政治学习，有时老师有事。课也就不上了。学习内容也非常简单，算数是学习小数点加减法，语文忘记是什么内容了，基本没有什么生字，根本不费力气，没有预习，没有复习，好像连作业也没有。从7月入校到11月离开，几个月都是这样上文化课的，简单轻松得让人难受。

从金口去咸宁的共产主义小学之前，父母和我自己本来还有些担心学习跟不上。因为我从1969年初参加了学校宣传队，为准备建国20年大庆的演出，到那年的十一之前基本没有上课。那年的11月到1970年的7月又去了金口镇，大半年也几乎没有上什么课，所以底子非常薄。到了咸宁共产主义小学，学习的内容和进度居然还不如金口子弟小学，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半天劳动也没有什么重体力活，11岁的城市孩子们能干什么像样的农活？拔拔草，挖挖坑而已。留在记忆里的只有一次在山坡上挖坑种南瓜。活不累，挺热闹，同学们拿着锄头非常不熟练地挖坑，由于在金口镇的时候跟着大人们用过锄头和铁锹，所以我干起来活来还算熟练，加上干活不惜力，不怕脏，当时就受到老师的表扬。受到表扬的我热血沸腾，干得更加欢实了。干活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自己种的南瓜呢？那么一颗种子，什么时候才能发芽长大结果呢？好像特别久以后，又好像忽然之间，我们就开始吃自己种的南瓜了。中午吃，晚上吃，天天吃。清水咸盐煮南瓜，甜滋滋的吃得伤了口，伤了胃，伤了心。后来几十年见到南瓜我就想吐。再后来，几十年之后，忽然发福了，天天担心三高。偶然听说南瓜里可以提炼治疗糖尿病的元素，多吃南瓜能降血糖，于是又开始吃南瓜了，味道还可以，没那么难吃了。

班主任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老师。那是我们个子小，觉得大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老师好像姓许，叫什么记不清了。许老师人很瘦，属于特别精干的哪一种。老师对我们很是和蔼，因为他的和蔼可亲，所以我从心里喜欢许老师。

与许老师有关的记忆有两件事。一件是他让我们班里每个同学唱京剧选段。我记得轮到我唱时，我选了“今日同饮庆功酒”一段，唱得一塌糊涂，旁边的几位同学差点崩溃，而许老师则一脸可惜的神色。后来去了丹江口，我才知道许老师为什么一脸的可惜了。因为我要是唱得稍微好一点点，有略微培养可能性的话，他可以让我去扮演郭建光团政委一类角色的。因为在丹江口我被妈妈和老师逼着演过这个角色。演完节目我跳河的心都有，因为唱得实在太难听了，幸亏我的眼神不济，看不清台下观众难受的神态。

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女同学在洗马桶时，不慎将马桶掉到操场东边那个臭水塘里去了。大家看着水面上越漂越远的马桶不知所措。忽然一位同学说黄晓捷会游泳，让他游过去拿回来吧。很多同学看着我，立马让我浑身不自在。虽然革命口号喊了很多年，可真让我跳到臭水塘里捞一只马桶，我还真是不想去，那实在是太脏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永远当不了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了。

这时候许老师来了，他站在我的身边，搂着我的肩膀，看着飘荡在池塘中间的马桶说，再让马桶漂一会吧。靠着许老师的肩膀，我对许老师是十二万分地感激，觉得许老师真是太好太好了。那天早饭还没吃完，就有同学来报告说那只马桶飘到臭水塘对岸了。

离开咸宁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许老师。回北京后影影绰绰地听说其他同学经常结伴儿去看他。因为在校时间太短，没有记住许老师更多的趣闻轶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在心里祝愿许老师福寿安康长命百岁。

记忆中还有一位女老师也管我们班。对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个周日我们几个男生出去爬山。上午出去，午后才回来。回校时已经错过了午饭时间，这是违反纪律的。但当我们忐忑不安地站在公路上手搭凉棚眺望食堂时，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站在食堂的东门口，也是手搭凉棚地向我们张望。眼尖的同学说是那位女老师。这时女老师也认出了我们，她向我们的方向走了好几步，大声喊着什么。从老师的步态和身态看，我们觉得老师没有发怒和生气，于是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们向老师和食堂飞奔而去。我们跑到老师身边时，老师的第一句就是：饿坏了吧？快去洗手吃饭，就等你们啦。我们本以为她会臭骂、批评或责备我们一顿的，可是没有。因为没有，所以这件事才印象深刻。可惜没有记住那位女老师的名字。当然理由还是因为在学校呆的时间太短了。

还有一位范老师，带着我们种过南瓜。记住她不仅是因为劳动时她表扬过我，更重要的是回到北京后她也住在地坛北里，我们两家住同一个单元，她住一楼，我家住四楼。有一年夏天和平里街道组织大家拔草，可地上没什么草，我说了一句今年雨水少，草都不长了。于是又受到范阿姨的表扬，她说只有去过干校的人才知道不下雨草都不长的道理。她是文化部杨炎副部长的夫人。她的女儿叫杨红，是我们班的同学。不过当时杨红身体不太好，总是住在向阳湖的干校总部。能常与父母住在一起，真是让我们无比的羡慕。

在文化部咸宁共产主义小学四年级，我还遇到了两位熟人，都在和平里地坛北里三号楼文化部政治部宿舍住过。一位叫何兵，一位叫薛文杰。

我与何兵住一个单元，他家住三楼，我家住四楼，楼上楼下。薛文杰家住一单元，我与河兵住三单元。文杰与我是和平北路小学的同班同学，何兵在地坛二小上学。熟人相见自然十分亲热，我不再感到孤独。何兵后来随父母去了西安，在外域学校学的法语，毕业后做旅游。我大学毕业后，因为学的是日语，有一次陪团去西安，接待我们的是西安的一家旅行社。通过旅行社的地陪我找到了何兵。在餐桌上见过一面后，各自忙于生计，加之交通通讯不便，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薛文杰却做了一件惊天大事。

文杰很聪明，但不大爱上学，喜欢玩儿，喜欢看报。据小脚侦缉队老太太们的侦查监控报告，在和平里地坛北里三号楼有两个爱看报纸的孩子，一个是小杰，一个是文杰。小杰就是我。我有一个习惯，放学后不回家，先从报箱里把单元里各家订的报纸全都拿出来，然后坐在单元门口一平米见方的水泥墩子上，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依次看下去，看完后才回家。参考消息最好看，要等回家后慢慢地看。文杰虽然不喜欢上学，却很爱看报，也是什么报都看，也是坐在单元门口的水泥墩子上一份份地看，而且比我看得仔细，而且能牢牢记住。他能够讲出当时中国政坛上所有政治人物的排序和背景。自毛林刘周朱以下、开国元勋、十大帅，十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中央各部位及各省领导，没有记不住，没有不知道的。中国革命战争史记得滚瓜烂熟。还常常去各家去串门，与大人们聊革命战争时代的详详细细。

文杰有一点点非常轻微的智障，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邋遢，鞋带系不紧，裤腰带系不好，冬天鼻子上拖两条清鼻涕，走路做派和常人有些不一样，但记忆力非常好，表述也没问题。那时文杰的父母都上班，工作闹心，哥哥姐姐也都当了兵，平时没人照顾。大人们也不懂，以为没事儿，以为长大就好了。其实如果早去治疗、矫正和训练，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可是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疗知识也不普及，谁也不懂，谁也没注意，就这么耽搁了。初中高中的时候，文杰还是那个样。高中毕业后，我去郊区插队。一次回城时，母亲告诉我文杰去世了，这我吃了一惊。细问缘由，母亲说她也不知道详细，只是听说文杰是跳金水河死的。文杰跳天安门前的金水河自杀了？这真让我惊了很久。

文杰生得很平凡，活得也有些窝囊，可死得却是惊天动地。紫禁城自建成到如今怕有700年了吧，北京城死人无数，但有几个是跳金水河自杀死的呢？怕是不多吧。文杰却是一个。既然不能轰轰烈烈地活着，那就轰轰烈烈地死去。能够有这样的想法、胆量与决断，文杰就不是一个凡人了。

文杰的去世是薛家的伤心事儿，本不应该记在这里。可我觉得文杰死得惊天动地，而且他是我小学同时入校、天天一起上学的同班同学。每天早上，我都是先去他家，与他一起去上学。因为他的姐姐们交代我的任务是让我带着他一起上学，并让我看着他好好上课，不要让他到处跑，到处玩儿。我当然看不住，却觉得自己有了一份责任。那以后，直到上高中，直到插队前，如果有谁欺负文杰，只要我看到，我都会出头。所以记下这件事，算是对故人的一个怀念吧。

敢跳金水河自杀的人，不是一个凡人。

记住名字的同学还有一位叫黄钺，是班里个子最高的，也是不爱上课，喜欢四处转悠的人。记住他，还因为他在1970年的夏天去了丹江口，与我在一个班，一直到小学毕业回北京。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学问家，十分和蔼善良的人，对狗特别好。虐待狗就是犯罪，要好好爱护狗就是黄钺父亲，那位爱酒的老人家教给我的。我牢记一生。

没有记住名字的，第一位是班长。记住班长首先是因为男生都很尊重他，张口班长，闭口班长，班长说的话好似佛语纶音一般。还有就是他与五年级的同学好，休息时总是去找五年级的同学玩儿。在班里的时间好像很少。记得我刚入校时，为了自保，对同学说话口气很重，颇有攻击性，还时不常带些脏字。有一次在大门口遇到班长，他问我是不是叫黄晓捷，我说是。于是他很义正词严地对我说以后对大家说话客气些，不要带脏字。我与他对视良久，然后说谢谢班长，我知道了。我觉得班长是位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人。被班长警告之后，我对同学们说话自然是客气了，而且不再有攻击性，不再带脏字了。从那以后我回复了本性。因为我本性善良。

还有一位男同学，家住在二楼走廊的最西头，与父母住在一起。他与何兵好，所以我们接触的多一些。他是一个很机灵的人，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很是遗憾。

还有一位男生，与我同宿舍，秃头，很是强壮，特别活泼，总爱大喊大叫，十分夸张。他的嗓子特别结实，那样地高喊大叫，居然从来没有哑过。我学着他喊了几嗓子，哑了一个星期才恢复，从此不敢大喊大叫了。

女生只记住了杨红，她的妈妈就是范老师，回到北京后我们住在一个单元。那时男女生不说话，我因为跳级去了142，她去了171。几乎没有接触。

还有一位得过大脑炎的同学。他的哥哥是五年级的，每当休息、大家在操场玩耍的时候，他的哥哥总是与他在一起，保护着他。

还有一位同学，名字记不清了，不过回到北京以后我见过他，因为他与我在丹江口分校的同学同住一个院，他告诉过我回北京以后很多同学去看过许老师。

还有一位同学，姓名没记住。他母亲是金口镇家属连医务室的医生。这位同学成熟得早，已知道男女之事。夏天，光着膀子，穿着性感的小裤衩，在农校院子里溜达。

因为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共产主义小学的时间只有3、4个月，又过去了四十多年，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其他同学的影子模模糊糊地在眼前晃悠。很多同学，都有自己拿手的看家本领。吹口琴的，吹笛子的，下象棋的，下围棋的，沉稳的，活泼的，会交际的，会唱京剧的，好像人人都几下子。特别是唱京剧的几位同学，唱得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声振屋瓦。同学们时不时亮一亮自己的绝活，让我羡慕不已。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练就的那些绝活本领。比起金口镇同学们的野战本领，这里同学们手中的绝活更胜一筹。可惜与大家相处的时间太短，又是几十年前的事，名字完全想不起来，甚至人都想不起来了。

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