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母亲重病

黄晓捷

1970年的夏天，母亲突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症状是在工作时会突然晕厥，人事不省。

这时如果让她一个人休息，不与她说话，她就会安安静静地睡觉，醒来后，虽然浑身无力，精神不太好，但神智却很清醒。但是母亲昏厥的时候，如果谁去安慰她，与她没完没了地说话，她就会特别暴躁，双手捂着头大喊大叫。特别严重时，会痛骂安慰她的人。当她熟睡醒来后，母亲会完全不记得晕倒后发生的事儿，完全不记得谁劝她安慰她，也记不得骂过人家。后来去医院诊断，医生说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是长期的压抑和劳累造成的。

但开始时大人们谁都不懂。只以为是累过了头，因为母亲是家属连的副连长，不拿工资，却帮着拿工资的指导员兼连长管理着几百人的家属连。老人、妇女、孩子几百口子的吃喝拉撒睡不那么好管，各种琐事细事烦心事多如牛毛，把母亲忙的脚底板朝天。母亲又是一个善良和蔼细心好强的人，谁家有事儿，不论大小都去帮着解决。这几乎占用了母亲所有的时间。

如果单单就是家属连老人妇女孩子日常的吃喝拉撒睡和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也就罢了，可是干校总部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压力，向家属连下达了自己就地解决蔬菜粮食肉蛋的指示，让家属们开荒种菜、种粮食、养鸡养猪。家属连的指导员兼连长是一位部队出身的十二级老干部，叫王仁道，只好坚决照办。但家属们照顾老人和孩子、一日三餐、收拾打扫、缝衣补鞋已经忙得累得够呛，哪里还有时间精力种菜养猪种粮食？再说都在城里住了很久，谁还会种菜种粮食的农活？谁还会受得了开荒种地的那种辛苦和劳累？而且没有拖拉机，没有耕牛，甚至没有锄头铁锹镰刀等基本劳动工具。

王仁道伯伯接到等于命令的生产自救的指示后，心里一定大骂给总部领导出这种馊主意以及发出这个指示的人是天下头等混蛋，一定想过让那些说话轻巧的王八蛋们来家属连试试，极左说大话不腰疼，一定在心里骂过奶奶个熊，一群狗娘养的杂种。一个大老爷们，一个带兵打仗的老军人，一个国家部委机关的高级干部，突然面对上百个家庭妇女，每天头大如斗是肯定的。但没有办法，明知困难重重，总部指示也得执行。王伯伯从总部开会回到金口后，就把动员、组织家庭妇女们下地开荒种地的具体工作着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估计为开荒种地的事儿母亲没少与王伯伯理论。王伯伯为了贯彻上级开荒自救的指示也没少压我母亲，两个人的积怨很深。这在母亲病后得到了验证。

上边说过我母亲得的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发作时，谁劝她，她骂谁，而且骂完了完全没有记忆。刚刚得这种病时，一次最大发作就是当母亲在地里干活时晕倒被大家送到家里后，王伯伯急得不行，反复说着，小罗醒醒，小罗醒醒。然后大声张罗给我母亲喝水、擦汗、吃药。母亲突然坐起来，放声大哭，几乎是吼叫着大声对王伯伯说：你给我走！你给我走！我不要看到你！你叫王仁道，什么仁道？你惨无人道。你为了升官发财，你为了保住乌纱帽，你为了讨好上司，你为了完成任务，不惜让我们妇女老弱下田拉梨，下冰水插秧，让我们用手拔稻子，不惜累死我们。什么困难留给自己，什么为总部排忧解难，装什么蒜？总部给我们拖拉机，你不要。总部给我们水牛，你不要。你要什么？你就要我们累死吗？什么王仁道，你惨无人道！你给我出去！母亲声嘶力竭，放声大哭，泪流满面。全体在场的阿姨都傻了眼，呆若木鸡。王伯伯更是不知所措，不知是走还是留下。忽然张阿姨清醒过来，赶紧拉着王伯伯出了门。医务室的阿姨看到王伯伯走了，赶紧对大家说：小罗要休息，大家先走吧。等大家走了，医务室阿姨轻声哄着母亲，很久很久母亲才慢慢地安静下来，吃了药，沉沉睡去。医务室阿姨临走时对我们兄妹说，不要大声说话，不要吵醒母亲，母亲怕烦，怕吵，需要安静，只要安静，母亲就会好。医务室阿姨的老公是不知是司局长还是副部长，自己又是正式职工，又是医生，所以在家属连很有地位。

那些日子，母亲一直卧床养病，每天吃很多药，都是安神药，然后就是睡觉，白天黑夜都睡觉。我们在屋里不能大声说话，所有的孩子都被告知不要在楼道里大声喧哗，要玩儿外边去。医务室阿姨叮嘱大家不要打扰小罗休息和静养，所以只有左邻右舍的阿姨每天悄悄地过来看看。经过一段日子的休息静养和简单治疗，母亲慢慢地好了起来。一天医务室阿姨看过后对母亲说，再静养几天就好了，以后不要生气，不要累着，有事儿不要憋在心里，找好朋友说出来。然后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的妈妈快好了，以后你们可以在家里大声说话了。听了医务室阿姨的话，我们母子都很高兴，家里有了欢快的气氛。看到母亲和以前没什么分别了，我们就将母亲大骂王伯伯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非常吃惊地说：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吧。我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呢？这太不好了。于是母亲让我们去把王伯伯请来，当面向王伯伯道歉。医务室阿姨说母亲这种病就是这样，一旦发作，六亲不认，而且没有任何记忆，所以王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又过了些日子，母亲能够下地走动了。一能下地走动，母亲立刻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辛苦、疲惫和劳累还不是压垮母亲身体的所有原因，那只是体力上的。精神上的诸多不愉快也是让母亲身患重病的重要原因。

母亲一生失去过三次工作。第一次是十万女兵复员转业，母亲脱了军装，离开了部队，没有了工作。第二次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当时在唐山一所小学当教师，被领导说服动员为减轻国家负担又离开了工作，后来母亲发现除了她离开了学校，其他教师一个也没走。第三次是文革开始后，母亲单位的人闹派性，以单位养不起临时工的理由把母亲解雇了。这次被迫离职对母亲的打击很大，是母亲罹患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母亲无数次找单位解决问题，但都没能解决，母亲至死都没有原谅把她解雇的北京幻灯制片厂的那帮人。北京幻灯制片厂在北新桥丁字路口往西不远的路北，每次我路过那里时都会以极其复杂的心情久久盯视那扇灰色的大铁门，因为母亲的半条命和后半生的健康全都被那扇灰色大铁门后边的空间夺走了。

1965年母亲随父亲到北京后其实是有过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的。单位是中华书局，工作是给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送书，一个风光体面轻松愉快政治上很被信任的工作。但母亲轻易的放弃了。原因很简单，当就职面试结束后，人事干部笑容满面地告诉母亲，很好，回去等通知，过几天就可以来上班了。母亲16岁就参了军，一直在部队里。那时部队的人都很纯朴，都住在封闭的军队大院里，人事关系比较简单，人也比较很简单。母亲以为中华书局和部队一样，政审面试通过，大家就是一家人了，看到人事干部笑容可掬谦虚温和的样子，母亲顺口问了一句：听说咱们单位的待遇挺好的，是吗？人事干部们笑着没有回答，只是客气地说来了就知道了。

母亲高高兴兴地回家等通知。通知还没到，却从父亲的嘴里听到一句，文化部政治部的家属没上班就闹待遇。这让母亲很不理解，我问一句怎么就是闹待遇了？一气之下，拒绝去中华书局上班。父亲倒是反复劝说母亲去上班，认为“闹闹待遇也没什么”，更不能因小失大。但母亲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度伤害，认为还没去工作就被当成了“闹待遇”，影响太不好，今后还怎么做人和工作？所以到底也没去。后来去了那个要了她的半条命和健康的北京幻灯制片厂。再后来，也就是我长大成人大学毕业海外留学就职工作之后，与母亲探讨人生时，母亲说她那时的做法就是小知识分子的冲动，完全是没必要的冲动，并谆谆告诫我小知识分子的冲动害人害己，是万万要不得地。到今天我也没太明白小知识分子的冲动具体指的是什么？根据我浅薄的人生经验大约就是“好面子”吧。

让母亲心情不愉快的还有几件事儿。一件是姥姥的成分被定为“破落地主”。姥爷是大学教授，去世的早，家里没有什么财产，更没有土地。姥姥只是靠着姥爷兄弟们的接济和做点儿针线零活养活三个孩子。母亲的老家很重视教育，不管家里多穷都要让孩子读书上学，女孩子也不例外。那时家里没钱的就去上师范。姥爷家虽然是大户人家，但姥姥没钱，所以我舅舅、母亲和小姨上的都是师范学校。他们兄妹三人都是一笔好字，不知怎么练的。快解放的时候，了解时局的叔外公几个兄弟一商量，把家给分了，于是从来名下无土地家里没财产的姥姥一下子有了土地、房子和财产。于是成分就被划为“破落地主”。

这个“破落地主”的成分一直压着母亲抬不起头。文革时，家族里还有人为了政治清白不被牵连，要我父亲与母亲离婚。这件事儿对母亲刺激很大，一辈子也没原谅要我父亲与她离婚的族人。父亲虽然是党员、军人、政工干部、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中央走，永远看人民日报，永远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永远看中央电视台，永远按照中央文件办事，但在文革那种极左的大动乱年代，却没有听从族人的唆使，顶住压力，没有与我母亲离婚。

母亲虽然经常数落父亲，但对父亲文革时顶住压力没有因为她的成分是“破落地主”而与她离婚却是一辈子赞赏有加。

还有一件事就是母亲一直没能入党。入党是母亲一辈子的追求。我也一直奇怪，母亲那么爱党，那么敬业，工作那么不要命，那么严格要求自己，那么严格地要求我们教育我们，不论到哪里，不管干没干过的工作，短短时间内就能拿得起放得下，却一直没能入党。直到母亲退休后，我才听母亲说没能入党是因为老家有人揭发她有杀人嫌疑。在母亲7、8岁时，家族里的一个女亲戚不明不白地死在我外婆家屋外的水沟里，据说是淹死的，有人怀疑这件事儿是我母亲干的，于是写材料揭发，于是组织上要我母亲说清楚，可母亲说不清楚，于是继续考察，于是母亲一生也没能入党。

还有就是母亲与父亲对钱的态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父亲节约却不会过日子，母亲大方却会过日子。我的记忆里只要父亲管钱，家里就开始过紧日子，因为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只要母亲管钱，家里很快就会顺风顺水，虽然钱依旧紧张，但家里总会置办些什么，我们也会有新衣服、新鞋。为花钱的事儿父母没少吵架。为管钱花钱父亲把母亲气得够呛，是真得气得够呛，也成了母亲老了以后天天数落父亲的罪状之一。

母亲心很细，也很敏感，遇事总是放在心里，很少说出来。所有这些不愉快母亲都放在心里不说，久而久之，积重难返，加上家属连的没完没了的琐碎事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母亲的身体终于垮了。

那以后，母亲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很快就不能进行日常的工作，也不能操持家务了。家里做饭收拾的工作都由二哥和我承担了。我们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彻底学会了做饭、洗衣服和打扫卫生。

1970年的夏天，大约是7、8月份吧，父亲到金口接我们去咸宁。二哥、我和妹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金口家属连子弟小学的小朋友们，跟着父母，带着行李，坐着长途车去了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