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开学

黄晓捷

1969年底，我们到了金口镇以后，一直没有上学。之所以没有上学，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与今天农民工子弟不能在当地上学一样的问题，当地的税收和财政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们也就一直没有上学，于是无所事事，天天闲逛，浪费着大好时光。大人们大多是没用工作的家属，本来就没班上，但他们不能容许孩子们天天东游西逛荒废青春，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反映。

在母亲们向上级一次又一次地反映孩子们上学问题的时候，我们在金口镇家属连认识了很多小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口镇农校除了文化部部机关家属连之外，又来了文化部其他口的家属，我记住的有故宫博物院的，还有电影口的，其他的记不清楚了。孩子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闹。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到的，所以也就成了老资格。二哥又有一种天生的领袖能力，于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头儿。小孩子是指小学以下的孩子。大孩子是指初中以上的。还有一拨儿小小孩子，是那些母亲们到哪里都要带着的还没有上学的孩子。

在我支离破碎不完全的记忆里，除了地坛北里文化部政治部一起来的姜阿姨家和张阿姨家的两位大哥哥和两位小姐姐之外，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又高又胖、比我高一年级的男孩子。让我十分吃惊的是他居然是廖沫沙的小儿子。文革刚开始时的几年里广播报纸隔三差五地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不是好人，说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因此在我刚刚开始的人生记忆和想象里，被广播报纸批得一塌糊涂的廖沫沙是一个张牙舞爪、青面獠牙的人，而他的孩子也应该是天天不知躲在哪里干坏事儿的人。没想到是一个高高胖胖、十分和气、见人就笑的人，实在和坏人联系不到一起。因此我的革命警惕性也就没怎么提起来，还断定他不是坏人。我们天天在一起玩儿，四处游逛，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二哥看他胖，开玩笑地说你太富态了，以后不叫名字，就叫“屁个”吧。于是“屁个”就成了他的雅号，但我们谁也不知道“屁个”是个什么意思，我二哥也不知道。后来上中学学了英文才知道，每当念到pig时，我都会会心地一笑。不知高大胖现在怎样了。高大胖还有一个高大瘦的姐姐，比我们大得多，不爱说话，总是低着头，脸色阴郁地来去匆匆。不爱搭理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大出门。从天上人间忽然坠入十八层地狱，那个滋味不是好受的。自然，高大胖的母亲也在金口镇家属连，模模糊糊地印象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

还有几位上初中的女生。她们自成体系，不搭理我们这些脏兮兮的孩子。

一起来的人当中还有两兄弟，他们的父亲是专门管采购的。两兄弟的哥哥比我大一岁，就是那位扒车不慎摔在地上蹭破脸皮的，弟弟当时大约小学一二年级，就是那位冬天拔青草给水牛吃被感激的水牛用大大的犄角轻轻碰了胳膊疼得蹲在地上满眼流流泪的。哥哥会吹口琴，聪明得很。他会下象棋，大约与我二哥旗鼓相当。我下不过他，同样的棋局他能赢我，我赢不了他。他弟弟帮我，有时候能下平手。可是很奇怪，他们哥儿俩的学习成绩好像都不太好，不知为什么？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只隔一个门，因此天天见面，最后几乎到了形影不离。

还有一个与我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被关在屋里不出来玩儿的小朋友，后来与我一个班。他的妈妈很爱他，管得也很严，他们家好像这么个孩子，爱得有些过，所以这孩子说话细声细气，做派十分女孩子气。大约怕他出来被人欺负，有可能是怕他磕着碰着，所以不让他出来玩儿。也可能是他身体先天有些弱，经不住孩子们的东奔西窜。总之，除了打饭和后来上课，很少见他出来。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穿着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的人。我觉得家属连出发时的欢送仪式上就是他代表小学生们发的言。

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还有几位与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都是一个班的，但因为闹男女界限，交往不深，半年后，我们一家去了咸宁干校总部，后来又去了丹江，所以不仅名字没有记住，连人都是模模糊糊的。

金口家属连医务室是后来成立的，从咸宁来了一位女大夫，对孩子们很和气，我经常去医务室玩儿，喜欢闻那里消毒水的气味。女大夫有一个儿子，也是四年级的，从咸宁来。时代久远，我已经忘记了女大夫的姓名和她儿子的姓名。

王仁道伯伯的夫人和孩子也在金口，住在洼地东边的房子里。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阿姨和两个男生，名字也都忘记了。

地坛北里3单元502的海子与他姐姐和阿婆也去过金口镇，后来他们与阿婆去了上海。

另外就是一群朋友。那时的文化部是大文化部，不是现在这种谁都不看在眼里的鸡头小部，有很多口，诸如出版口，图博口，新闻口，电影口、文物口等等。后来陆续来到金口农校的都是各个口的家属。那群小朋友都是各个口的子弟，他们住在农校大操场东边的一大片房子里。那片房子的北边是一个百米宽阔的湖。我就是在这些小朋友的鼓励下度过那个小湖，完成学会游泳大业的。我没有记得我们之间是否打过架，是否发生过冲突。但是后来在一个学校上学，关系好得很。

大约在70年3月份左右，在母亲们的强烈要求下，干校总部决定利用金口农校的教室成立一所文化部金口子弟小学，不久派来两位文化部干部做老师。

教室在院子里第一排的房子里，宽敞明亮。教室里的黑板桌椅板凳都是现成的。教室外边是一个长满青草的广场。没记得费什么事儿，也没举办什么仪式，从接到通知到上学好像一瞬间的事儿。不过只有小学，没有中学。后来中学生去金口镇里的中学上学。他们回来的报告是，最不能忍受的是吃饭的时候当地的学生死盯着他们的饭盒看。搞得他们吃不下饭。

开学了。疯玩儿了小半年的我们终于又一次背着书包上学了。

各个口的家属连的孩子少，不够一个年级一个班，只好一、二年级一个班，三四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一共三个班。为了下地干活，很多家长把5、6岁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小小孩子都送到了学校，跟着一、二年级班上学。妹妹当时只有6岁，也上了一年级。另外由于老师少，孩子多，所以只能上算术课和语文课。上课时，上半节三年级上课，四年级做作业。下半节四年级上课，三年级做作业。这种课不大好上。孩子们很容易受影响，注意力很难集中，该听课的不听课，该做作业的不做作业，互相听。特别是四年级的同学，很多男生自己的课听不大懂，就不好好听，却捣乱地听三年级的课，不断举手发言，不断接下茬儿。加上任课老师不会管理学生，所以课越上越乱。

课虽然上得挺乱，但我很高兴。因为由于参加69年建国20周年大庆的演出耽误了许多功课，所以不管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课我都听，作业也都做，也不断举手，不断接下茬儿。不过老师不管，但也不大叫我发言，这让我很失望，觉得老师不重视我。后来老师对母亲说，你家孩子聪明好学，一听就懂，我不能总是叫他发言，也要给别的孩子机会。我问母亲老师怎么知道我听懂了？母亲说老师当然知道了，看你的眼神和表情就知道了，容易得很。

不过听懂归听懂，但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爱动手做练习，特别是不爱练习默写课文，不爱写作文。这个习惯持续了很久，一直影响到现在。有一次，我们学完了毛主席诗词《长征》后，老师让四年级的同学默写，并让同学自告奋勇到后边的黑板上默写。我举了手，荣幸地被老师点名儿上黑板去默写。与我同上黑板的是一位女生，洋洋气气文文静静，穿着漂亮的花衣服，还带着一个眼镜。我搬了一个凳子到黑板下，自信满满地踩到凳子上，拿起粉笔就写。可是忽然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拿着笔的手悬在黑板前一动不动。我不会背了，更不会写了，刚才的自信全都飞到九霄云外，我站在那里后悔，在心里骂自己充什么大头鬼啊。几个淘气跟我要好的男生一下子看出我的问题，立刻大声念起书来，而且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得特别清楚。可是就是这样，我还是有些字不会默写，我的手一犹豫，同学们立刻感应，马上念偏旁，念部首，念笔划。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好歹写了一半，这时已经是汗湿重衣。幸好，铃响了，下课了，于是男生们跳起来，拉着我出去玩了。这时他们已经把我看成了贪玩儿好动的同道中人，认为为哥们啦。

冲出教室的一瞬间，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位戴眼镜的女同学还在站在凳子上一笔一划地认真写字。

再上课时，我看到后面的黑板上那位女生默写的整整齐齐的诗词。而我的只写了一小半，而且字体歪七扭八。我觉得被那位女生给灭了，太过丢人。于是拿着粉笔正准备再去写时，一位同学拿起板擦上去就把黑板上的内容都给擦掉了。还大声说上算数，上算数，老师上算数。那节课确实是算数课。下课后，老师也没再提重写的事儿。放学后，老师找到母亲，请母亲抓紧我的默写。

两个班合在一起上课有些乱，老师不会管理学生，更加乱。渐渐地课堂越来越乱，一些同学闹起来时有些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了。终于有一天，出了事。

学校上下课没有铃声，都是用老师自家的小闹钟。小闹钟一响，上课，再一响，下课。有几个男生闹得出了圈儿。有一天下课后，老师出教室门的时候，他们故意推门撞老师。老师一边出门一边与几个同学说话，没留神几个男生故意地推过来的门。老师躲闪不及，被门撞得一个趔趄，一把没抓住，放在教科书上的小闹钟啪地一声掉在坚硬的水泥地上，闹钟的玻璃蒙子摔得粉碎。所有的孩子都吓傻了，愣在那里目瞪口呆，一起看着老师。老师怒不可遏，狠狠瞪着几个淘气的男生。那几个推门惹祸的学生，呆呆地站在那里，大气也不敢出一口。不过老师什么也没说，弯腰捡起摔坏的小闹钟，生气地出门回了办公室。那时大家的工资都不高，一个小闹钟几块钱，算是很贵的物件了。我不清楚这件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但从那以后，上课时班里再没人敢乱闹了。

坏事变成好事，我们终于可以在安静的教室里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