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初到金口

黄晓捷

金口新家的生活开始了。这一年我满10周岁。

1965年夏天从唐山搬到北京时，我没有任何搬家的记忆和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的感受。

而1969年的12月，搬家的记忆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而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的感受更是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第一个感受是上厕所太不方便了。

65年搬到北京后的住处可以说是当时在全中国都是最现代化的住宅了。五层单元楼，每层2～3户，独立带抽水马桶的厕所，独立带煤气的厨房，南北两个阳台，两个房间、走廊、厨房和厕所都有独立的电灯，厕所里有一个盥洗台用的地漏，还有一个洗澡盆用的地漏。这在当时乃至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都是很少见的。北京市和平里小区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建设的，是当时北京市最现代化的小区，也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小区，在建设和平里小区时两颗新中国的政治新星在这里升起，李瑞环，张百发。新中国现代化住宅小区的建设也从这里开始。

到了金口，尽管在我们所借住的金口农业学校的学生宿舍的走廊里也有厕所，但是不让用，因为没有人洗厕所。第一天夜里，当我们被尿憋醒的时候，母亲发现她必须让我们穿好衣服，在寒冷的冬夜里，穿过长长的黑咕隆咚的走廊，到西门外的公共厕所解决问题。而这所公共厕所里当时还没有电灯。母亲最担心的就是睡得迷离马虎的我们一脚踩空掉到深不可测的粪坑里。当母亲带着我们开门刚刚走出房间的时候，好像约好了似地，左邻右舍的房门都开了，阿姨们都压低嗓子轻轻地说，小罗，咱们一起去。开始我还挺奇怪，怎么那么巧呀。后来我明白了，阿姨们都怕黑，都怕鬼，都不敢第一个出去被鬼给收拾了。母亲不知是真不怕鬼，还是憋得受不了了，才勇敢地第一个开门带我们出去。群威群胆，不过大家都垫着脚尖、捏着嗓子轻声说话，不知是怕惊醒了人，还是怕惊醒了鬼。第二天一大早，所有在这座学生宿舍里度过下放生活第一个夜的母亲、孩子和老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匆匆忙忙急如星火地奔向西门外的厕所。幸好那座公厕很大，茅坑很多，才没把谁憋出毛病来。

无比舒服之后，大家立即集体决定，今天上镇里买痰盂。我们这伙人里没圣人，大行李没到，谁家也没带着马桶走长路。

那天很多人家去镇上买了痰盂。以后每天早上的第一道景色就是房门一开，家家都有一个人端着骚气四溢臭气熏天的痰盂马桶奔跑到100多米外的西门公厕倒粪尿，然后到水管子前面刷马桶。那以后，每家每户都了至少一个以上的痰盂。听说尼克松和随从第一次访问中国到中南海拜访毛主席时，看到主席房间里有痰盂，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又好奇又不好问，还以为是古老中国的什么装饰器物，很多人回国时都卖了痰盂回国做艺术装饰品放在家里。大家当笑话在坊间流传。不知是真是假。听说还有很多美国人买了中国古代的夜壶当珍贵文物放在屋子里当文物供着。中国人看了微微一笑还不点破，大夸这个文物真好。也不知是真还是假。

后来，不知道哪一天，大家接到通知，可以使用宿舍走廊里的厕所了。没人欢呼，因为本该这样的。不过最高兴的是我，因为我再也不用带着5岁的妹妹到西门外上厕所了，再也不用倒尿盆洗痰盂了。

第一天早上下路急的问题刚一解决，舒畅无比的人们发现热水、热饭的问题又来了。大行李还没到，谁家也没带着炉子辗转迁徙几千里。就是暖水瓶也没有，这么一路颠簸数千里，那种竹套铝套玻璃胆的暖水瓶早碎一千次了。没办法，只好用冷水。问题是冷水洗脸刷牙没关系，可小孩子吃饭、病人、老人吃药没热水就不好办。可也得忍着，因为没炉子，没烧水壶。还好，那个院里住着一户学校的职工，他们家有一个小煤炉子，凑合着解决了小孩子、病人和老人的问题。

幸好，没几天，总部派来的大师傅们很快就开了火。伙房在数百米开外的大食堂里。每天三顿饭，大师们都挑着担子走好几百米的土路，将饭菜送到我们住的学生宿舍。看着大师傅们挑着沉重的放满热饭热菜的担子来到我们的住处时，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感动。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雨天，尽管道路泥泞湿滑，大师傅们依然挑着沉重的装满热菜热饭的担子，一步一滑、一日三餐地给我们送饭。他们为了不让雨水淋湿盖在饭菜上的棉被，把应该自己穿的雨衣盖在饭菜上的棉被上。不用说更多的话，我们知道什么叫人间的温暖，什么叫做活雷锋，什么叫无名的英雄。

不过热饭好吃，热菜却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口感极差，而且难以下咽。大家几乎都是放进口里的一瞬间就立刻就吐了出来。太难吃了。所有的人都奇怪地看着大师傅，虽然没说话，但眼神里明白无误地问这是什么做的？大师傅十分尴尬，反复说：请原谅!这里没有花生油，只有棉籽油。棉籽油就是这个味道，这里的人都吃这种油。习惯就好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呼说：棉籽油？是人吃的吗？不管是不是人吃的，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天天就只能吃这种味道十分奇特的棉籽油。后来在丹江口，好像也吃过这种棉籽油，但已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那种奇怪的味道，也不那么难吃了，因为习惯了，而且菜里有油和没油完全不一样。不知道今天国内还有没有人吃这种棉籽油？

到了金口没几天，大行李到了。各家的大行李都是从北京用火车运到咸宁，再用卡车从咸宁运到金口。一卡车一卡车的行李从咸宁运到金口。家属们都在路口等着。卡车远远开来，大家就仔细辨认，看看谁在押车？押车的都是我们的父辈。孩子们一旦认出了自己的亲人，就飞奔向卡车的方向，然后跟着卡车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爸爸爸爸。那时我们的父辈大都四五十多岁，很多人是部队下来的军师团干部，他们穿着洗的发白的军装，戴着发白的军帽，风尘仆仆押车几百里。在部队这些大行李的捆扎、装车、卸车、搬运、摆放等重体力活都是年轻战士们做的。在北京也是单位里的年轻人来做。但这时，在金口，没有年轻的战士，也没有年轻人，都是这些老战士们和一群妇女、孩子、老人将沉重的行李一件一件地搬下卡车，然后再脚步趔趄地搬到各家各户。父亲们卸完行李，没有与家人团聚，没有帮助家人把那些大行李摆放好，当天就赶回了咸宁。之后大家互相帮助，忙了很久，才算真正地安顿下来。

大行李安防好了。棉籽油的事儿也过去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到了金口没多久，总部来了命令，要大师傅们立刻赶回咸宁报到，因为大批五七战士开赴向阳湖畔围湖造田，大师傅不够。所以家属连要自己开伙，因为大家都有两只手，不能闲着吃闲饭。其实不用说“都有两只手，不能闲着吃闲饭”之类貌似豪迈其实刻毒的话，家属们早就想自己开伙了。大家的收入都不高，食堂的饭菜贵，所以正好开伙。

许多人家有炉子，因为在北京住平房，但也有许多人家没炉子，因为在北京住楼房。还好，我们来北京之前在部队里是烧煤炉子的，母亲未雨绸缪，在北京就买好了炉子，是那种可以装烟囱、冬天可以放在屋子里的炉子。光有炉子没有煤也不行。于是大人们搞到了煤票，到镇里煤场买回了煤粉。光有煤也不行，还要柴米油盐酱醋茶，还要副食品、青菜之类的必需品，那个时代供应比较紧张，鱼肉禽蛋的没有。于是大人们推着排子车一趟又一趟地到镇里拉货。回来后大家排队去领。分米分面分盐的时候，大人们特别认真，一个人用勺子从大口袋往小秤里一点儿一点儿地放，一个眼神儿好的人看秤，看得特别仔细，一个人记账。领货的和后边等待的人假装不在乎地聊天，其实都瞪大眼睛仔细地看。领货的怕分少了，等待的人怕分货的人有私心。孩子们在旁边看着，嘴里不说，心里明白，觉得大人们特无聊。后来孩子们长大了，成家了，这才发现自己和当年的大人们一样无聊。

分完了东西，该做饭了。要做饭就得生火。要生火就得有煤球，可大家有煤粉，没有煤球。因为谁也不知道煤球怎么做？因为大家在北京要不用煤气，要不用蜂窝煤。不知谁从哪里知道了做煤球的方法，告诉大家煤里要放一些黄土，要放适当的水，要将黄土、煤和水和匀，不能太稀，也不能太干，做煤球时，不要太松，要捏紧，以免散了架。于是大人孩子们按照这个方法热火朝天地做起了煤球。弄一堆煤粉，加点儿黄土，加点儿水，也不知道够不够，于是再加点儿黄土，加点儿水，然后汗如雨下，挥锹和煤，然后东问西问，和的稀煤的软硬是不是正好？有人装聪明，说很好很好，可以做煤球了。于是我们开始捏煤球。按照“不能太松，要捏紧”的要求，使劲儿地捏，使劲儿地捏，再使劲儿地捏，直到捏不动了，再在手掌里反复轻轻地搓，一直搓到溜圆溜圆为止。一个煤球终于做好了，我们像欣赏世界上最好看的艺术品一样看着手掌上的煤球，一会儿将手掌放在鼻子前面，近近地看，一会儿又将手臂伸直，斜着脑袋远远地看。这样多少次之后才舍不得地将溜圆结实的煤球轻轻地放在地上。然后又做第二个，再做第三个，一个一个，做得特别认真，特别开心。整整忙了一天，一大片、几百个、排列得整整齐齐、溜圆结实、大小一样的煤球做好了。我们欣赏完自己的杰作后，开始参观各家各户做的千姿百态的煤球，嘴里见谁夸谁都说好，可心里只觉得自己做得最好。很多大人过来看我们做得滚瓜溜圆排列整齐的煤球，顺口夸我们能干，做的特别好看，我们听了不管真假都欣然接受，心里特别得意。院子里，门前，朝阳的地方到处都晾着各家各户做的各式各样的煤球。当我们分手回家的时候，大家都做着同一个动作，就是不断地抬头看天，心里想，嘴上说，老天，求求你，千万别下雨呀。那天夜里没睡好，一直惦记着天，求老天爷不要下雨。那天夜里没下雨，第二天是个大晴天。第三天，还是个大晴天。煤球晒干了。

我们拿着晒干的煤球在高人的指点下生炉子。先放劈成香蕉大小的干柴火，再将煤球放在干柴火上，然后用火柴点着废纸，再将点着的废纸塞进炉底点着干柴。这个动作做了无数次，鼻涕眼泪流了无数，可煤球就是烧不起来。这时，真会生炉子的人说话了：你们捏的煤球硬得像石头，怎么烧得着呢？要做地松软些才行。于是我们按照那个人的做法，将和好的煤泥平摊在地上，用小铲子切成一个一个小方格，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这回好多了，虽然也挺费劲儿，但可以烧着了，可以烧开水，可以做饭了。有一天，我们在做煤饼时，不知谁先兴起，抓起一把和好的煤泥往墙上一摔，奇迹发生了，煤泥没掉下来，而是像一块桃酥一样紧紧地贴在了墙上。大家觉得很好玩儿，于是有样学样，把做媒饼的无聊工作当成了游戏，将煤泥一把一把地摔在了墙上。墙是热的，在太阳照射下，干的很快。墙上煤饼不仅形状想桃酥，而且质地也很像桃酥，一点就着，特别好用。孩子们学东西快，掌握技术也快，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做的煤饼也越来越好，没多久，煤炉子就成了我们的奴隶和工具。

冬天过去了，屋子里不能用炉子了。于是各家各户的炉子都放进了一间事先准备好的空房子里，这间房子成了共用厨房。天热得很快，共用厨房也越来越放不住封火的炉子了。怎么办？活人当然不会被尿憋死。很快，神通广大、专管外出采购的邻居叔叔在镇子上买了砖，还请来一个专门给人垒柴草灶台的小炉匠。小炉匠被好烟好酒好菜伺候着，装腔作势拿捏作态地干了好几天，还真垒出了一个灶台，挺好看的。可专业小炉匠垒的灶台好看不好用，柴草的烟不从烟囱里走，专往屋子里窜，搞的大家鼻涕眼泪乱流。那小子改了好几次都没用。母亲看那小子垒完灶台后，嘴一撇说，这叫什么玩意儿，看我的。于是带着我们兄妹在农业学校的大院子里捡来到处乱扔的砖头，和好黄泥，拿着瓦刀自己垒起了灶台。一天就垒好了，一个灶台两个锅灶一个壶灶，烧饭炒菜烧开水一气呵成，快得很，好用得很，也省柴草得很。后来大家都用我母亲垒的灶台。邻家叔叔自我解嘲说请了一个行家做了一个不好用的灶台。邻家阿姨觉得特别没有面子，大骂那个专业小炉匠是个骗子，白费了那么多好烟好酒好菜，说还不如喂狗。

灶台用的柴火很好办，农业学校的周围到处都是干草和树枝，特别是江边上，到处都是顺水留下来的树枝，随便捡捡就是一大捆。很快，厨房里就堆满我们捡来的树枝和干草。阿姨们夸我们特别能干，越夸我们越能干。可母亲不让我们捡了，怕屋里柴草太多引起火灾。

我们住的房间是农校的学生宿舍，每个房间里都没有自来水龙头，要用水，必须到水房去打水。所以用水很不方便。于是家家都买了水缸，每天到水房用水桶打水，倒在缸里，供洗手洗脸烧开水用。打水的工作由二哥和我负责。打水的活挺烦人，缸大桶小，要把水缸装满水，必须来来回回走很多趟。为了少走几趟，我们把水桶装得尽可能地满。装满水的桶很沉，拎起来很费劲儿。不过很快我们就掌握了要领。把装满水的桶慢慢晃起来，顺着水桶晃悠的巧劲儿，走之字，能省不少力气。边晃悠水桶边走之字还挺好玩儿，因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韵律在里面。

不过有一天，我晃悠着沉重的水桶走之字，在楼道遇到好几位阿姨，她们看到勤快工作的我大声夸赞我真能干，真会用巧劲儿，真棒，说小罗同志（就是我母亲）真有福气，孩子教育得真好。被大人们一夸，我历时来了精神，桶晃得更高，之字走得更飘逸了。可是没走几步，桶晃悠得大发了，一下子没收住，连人带桶直接晃悠到了墙上。咣当咣当两声过后，我和水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第一声咣当是桶撞在了墙上，第二声咣当是桶摔在了地上。桶里的水洒满了楼道。大人们惊叫过后，看着龇牙咧嘴满手满脚满身都是水从地上爬起来的我，问有事没事？痛不痛？伤着没有？痛彻骨髓的我两只手不够用不知道捂着哪里好，可嘴里却说没事没事。我的话音还没有落，楼道两边的房间里就传来惊呼声，简直就像炸了营一样。因为宿舍门的底缝特别大，满满一大桶水顺着宽宽的门缝流进了各家各户。幸好那天是大太阳，农校院子里的树上都系上了绳子，晒满了衣服被褥。母亲说我真不经夸。大人们说以后要注意，桶里还是少放些水吧。

生活的基本问题解决了，家属连的生活步入了正常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