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黄晓捷

1959年6月26日，一个平凡的日子。

唐山解放军625医院的产房里，随着一声啼哭，一个又黑又瘦无精打采的婴儿出生了。

1959年，是“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的大饥荒开始的年代，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据说毛主席已经不再吃肉。那时，母亲的营养已经严重不足，还能生出什么样的白胖小子呢？为了生这个孩子，母亲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所以没记住那天有什么特征。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还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或是狂风怒号、飞沙走石？什么都没有，或是什么都不记得了。母亲只记得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父亲不在身边。为此事母亲一生都没有放过父亲。后来还是与护士医生串通一气谎报军情说生了个不带把儿的，孩子的父亲才带着两个儿子匆匆赶到医院，打开襁褓一看，还是个带把儿的，长叹一声，转身而去。中年的父亲多么想要一个女儿呀。5年后，母亲生了一个女儿，从此万千宠爱于一身。这个小三儿和那个大生产时代所有的小三儿一样，在家里基本不受重视，而且直到高中毕业插队回城，几乎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这个孩子就是我。

到北京。

1965年夏天，我刚满6岁。

7月的一天，跟随着父母、哥哥们和妹妹一起坐上了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了很久之后，在一个华灯似锦、人流如潮、巨大无比的火车站下了车。然后，迷了路。母亲抱着1岁多的妹妹，牵着我的手，在这个巨大的火车站里转来转去。不知过了多久，才与急得浑身冒火的父亲汇合。从那一天起我开始记事。那一天之前的事全部模模糊糊，而那一天之后的事大多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也许是那明亮的华灯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

我们出发的火车站是河北唐山。我们到达的火车站是北京。

那一年，父亲奉调，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和家一样的部队，进京到文化部政治部报到。从此我成了北京人，成了文化部子弟。至今我还认为自己是“文化部的人”，朋友们介绍时还说“他是文化部”的。偶尔去文化部部机关办事，觉得是“回老家办事”，为了方便，有时打出“我父亲是老政治部”的。还好，部机关里涵养深厚的精英们比较给面子，没把我轰出去。最有成效的一次是2010年6月，丹江口市委办政策研究室的朱自欣主任到北京找到我，希望找些当年文化部丹江口五七干校的资料和信息。我想都没想就陪着朱主任去了位于东二环东四十条的文化部部机关。“我父亲是老政治部的”还挺管用，档案处的两位处长特别给面子，在介绍信上立即签字，帮助查找。虽然最后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档案都没有进入电子档，所以没有查到有关信息。但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关照，使花费了13年精力都不明所以的丹江口市委的文化部丹江口分校的信息查找工作有了一个着落，有了一个结果。这也许是我作为“文化部子弟”为社会做的一点有益的贡献吧。

文革开始了

1966年的春天，我将满7岁。

7岁，是儿童时代的结束，少年时代的开始。因为这一年，所有的孩子们都要背起书包上学了。那一年本该是去学校上学读书的年龄。我充满了希望和幻想，时刻准备着结束楼前楼后一个人孤独游荡的生活，随时期待着去上学，去和小朋友们一起上课、玩耍。

但是就在那一年，神州大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

文革开始时，我还没有上学，也没去幼儿园，一个人在家里。那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收音机。我听收音机里说有人躲在阴沟里阴谋挖社会主义墙角，还有的人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要坚决捍卫伟大领袖，誓死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与那些挖社会主义墙角以及扇阴风点鬼火的人战斗到底。每当我一个人坐在桌子前听到这些，心里就毛骨悚然，一阵阵凉气直透后背，我不敢回头，生怕墙角里钻出一个坏人给我一棍子。那时每当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都会在上午或下午用记录速度广播，播音员念的速度特别慢。没事做的我就跟着播音员的记录速度慢慢地说。

然后就是哥哥姐姐们不上课了，大哥哥们以“老兵儿”的名头穿着黄军服黑皮靴，打着巨大的红旗，拎着大棒子，骑着锰钢28的自行车，成群结队，在大街小巷里，呼啸而来，飞驰而去。“老兵儿”不是解放军的老战士，而是文革开始时成立的“红卫兵”，因为是第一批或前几批，所以自称或他称“老兵儿”，有些自吹是老革命的意思。大姐姐们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着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军装到处表演革命节目。另外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成天玩耍，无所事事。而大人们似乎天天忙着写大字报，散发传单。

忽然之间到处都是大字报，漫天飞舞的都是传单。我每天满街溜达，看到撒传单的就飞奔过去。我收集了很多传单，很有成就感，可一个字都看不懂，后来都当废纸卖了。卖完不值钱的废纸，却把值钱的网兜给丢了。回家后被母亲一顿数落：连个废纸都卖不好，将来有什么用。

不久有人跳楼了，有人被抄家了，有人被揪出来了，有人深夜被带走了，有人被批斗了，有人被挂了破鞋，有人被剃了阴阳头，有人被五花大绑，有人被坐了飞机，有人用大木棒子凶狠地殴打被批斗的人。再不久武斗开始了。两派都穿着黄军装，打着红旗，带着红袖标，手举大棒子，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红色江山、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口号勇猛凶悍地冲向对方，手中的木棍呼啸着砸向对方的头颅和身体，惨叫连连，血肉横飞，恐怖异常。后来听说了很多关于“武斗”的故事，相比之下，我见到的“武斗”只能叫做打群架。

接着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全国各地无数的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青年男女大串联。化工部大院的大礼堂里住满了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他们说是毛主席要接见他们。之后北京各大机关的大礼堂都住满了要见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免费坐车，免费吃住，免费参观，然后到全国传播革命道理，继续免费坐车，免费吃住，免费参观，免费指导。这我羡慕的不得了，真想立即长大，先见毛主席，然后走遍祖国的红色山河，免费坐车，免费吃住，免费参观，免费指导。后来我见到了许多那个时代参加过大串联的人，他们说都是狗屁孩子，懂得什么革命道理，不过以革命的名义免费吃喝旅游而已。

有一天，不知什么人宣布说毛主席要环游北京，接见北京人民。于是大哥带着二哥和我来到和平西街与三环路的交叉路口，让我爬到铁丝网的一个木柱上坐好。当时和平西街与三环路的交叉口上已是人山人海。但全场异常安静，我们都紧张地静静地等待着。突然之间，远处传来隐隐的欢呼之声，欢呼之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忽然之间我所在地点的人群也爆发出轰雷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大地云霄。过了好一会儿，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辆绿色军用敞篷吉普车驶过和平西街与三环路的交叉路口。我只模模糊糊看到第一辆车上站着一位穿绿军装的人举着手缓慢地向大家挥舞。现场的人群沸腾了，大家都激动万分地说，毛主席！毛主席！然后所有的人都竭尽全力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那辆吉普车几秒钟就开过了和西三环路口，之后一辆接一辆的绿色吉普车跟着驶过。激动的场面很久太安静下来，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回家的路上，我问大哥毛主席坐在辆车上？大哥告诉我毛主席就在第一辆车上。我问大哥看清楚了吗？他说看清楚了。我说我没有清楚。大哥说怎么可能呢？多近，多清楚啊。可我觉得我就是没有看清楚，甚至没有看见。大哥二哥说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没看清楚。我真诚地告诉他们，真的，除了模模糊糊的车影身影之外，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但是他们不相信。

后来他们相信我确实没有看清楚了。因为上学以后才发现，我即使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去医院检查视力，裸眼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视力表的第三行，医生说我是高度弱视，左右眼各800度，散光200度。基本是个残废人。还说要是早发现，早矫正，还是有希望的。当时我对这句话没有感觉，但父母却后悔了一辈子。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视力表第三行，那基本就是个废人了，长大了能做什么呢？这是父母最担心的。

再后来“老兵儿”成了反革命，“西纠”、“联动”成了反革命组织。然后就是“刘邓修正主义集团”、“杨余傅”、“王关戚”、“彭罗陆杨”、“邓拓吴晗廖沫沙”、“二月逆流”等等一个接一个7、8岁的孩子搞也搞不懂的名称层出不穷。

不久，天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和平里地坛北里部委大院的孩子们开始祸害地坛公园建筑群上的琉璃瓦。他们到地坛公园的建筑物上扒下完整漂亮青黄釉相间的琉璃瓦，在大院里做各种各样砸来砸去的游戏，其乐无穷。无数明清时代的琉璃瓦因此被毁，成了永远无法复原的废屑。当时的这些孩子们全然不知“罪过”二字。大人们也不管，因为大人们自顾不暇。

上小学。

1967年底，游荡了近两年、到处祸害和被祸害的孩子们在最高指示的指引下，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

学校复课了。母亲带着我到学校报名，那是多么快乐而充满希望的时刻呀。尽管晚了一年半，但终于可以不四处闲逛、浪费光阴了。

1968年1月初，我终于背着书包上学了。学校的生活让我无比开心。因为在上学之前，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我已经会背诵、默写《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并会背诵《愚公移山》，所以上课不在话下，所以经常开心，所以经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坐在小板凳上一个人背诵《毛主席语录》。不久放寒假。寒假过后，我上二年级。再不久放暑假，暑假过后我上三年级。

1969年3月，上学刚刚一年的我，在老师的推荐和半逼迫下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开始练习基本功，下腰踢腿，痛苦不堪。而更加痛苦的是我认为男人跳舞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男人应该拿着刀枪上战场，而不是像小姑娘一样花里胡哨、挑来蹦出地给别人看。后来看了《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家丁们刚劲勇猛的小刀舞，才稍稍改变了看法。为了排练节目，为了参加国庆20周年大典，整整半年，没有上课。每天练习，反复练习，然后是彩排，彩排，不断的彩排，再然后就是审查，审查，不断地审查。最后，我们和平北路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终于通过严格的政审和艺审，获得了参加国庆20周年大典长安街联欢晚会的资格。

1969年10月1日晚上，我们和平北路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着千锤百炼后的歌舞节目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20周年长安街百万群众联欢晚会演出。我参加的舞蹈节目表现的是北京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无比快乐、无比欢欣鼓舞地告别父母、告别北京奔赴千里万里之外的农村大有作为的故事。舞蹈在我清脆稚嫩的“再见”声中结束。那晚热闹非凡，长安街上从东到西由北京市各个街道的妇女们围成一个一个方阵，载歌载舞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大庆。演出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老师说我们和平北路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圆满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

当时我想要是毛主席能接见我们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