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七战士的回忆

林阳

文化大革命中，我随家长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那年，我13岁。对于众多文化名人，那是个漫长的难以忍受的黑夜；相反，对于半大孩子的我，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有幸认识了真正的大自然，并与之成为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审美、我的许许多多在以后可能发挥出的潜能正是在这时产生的。我总在思索，为什么13岁的我，不断地执着地认为，那肯定是一段永远不会重复的美好的时光。

即使在今天看，当年我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7）捉八哥

     捉八哥是件极偶然的事。

    那年冬天，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下了一场大雪，很难想象湖北也会下雪，夏季持续40多度的高温，让人误认为这地方不可能有雪。但雪偏偏来了，是那种北方都很少见到的大雪，雪花又轻又软，飘飘柔柔的，全无北方寒冷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雪住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房上、地下、竹枝上，到处堆积着厚厚的松软的白雪。我们在雪里打雪仗、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我们知道，湖北的雪再大，太阳一出，用不了多久，就会化的。

   这时，还在上小学的小胖跑过来喊道：“快去看，抓八哥了，抓八哥了！”我们根本没有思索是真是假，抬腿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跑。那个方向是连队的猪圈。

    果然，连队的几个年轻的叔叔守在猪圈旁，在捉八哥。连队的猪圈是一排低矮的房子，房顶上是一片洁白，但看得见中间有些黑色的印迹。没有箩筐，没有拽立棒的绳子，不知道叔叔们如何捉八哥，看他们躲在猪圈旁抽烟，他们好象挺有把握似的。一片黑色的八哥在不远处盘旋着，有的落在附近的猪圈的房顶上。八哥就和动物园里的八哥别无二致，腊黄的喙，黑色的小凤头，只是平时很少见到这么多。

    叔叔们向我们招手，意思是藏起来，不要声张。我们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躲在猪圈旁，看叔叔们怎样捉八哥。

    八哥们的扑扇的翅膀仿佛就在头顶，但他们是在叔叔们捣了鬼的地方，像是在吃食。叔叔们将烟从嘴角移开，露出得意的笑容。我们轻声地问，怎么捉八哥？他们不回答，问得急了，就说，一会儿就知道了。

    我们几个小黑脑袋一会儿浮上看看，一会儿潜下去，搞得叔叔们不耐烦。他们又不好说我们，因为我们正是半大不小的年龄，又是连队干部的子女。一个叔叔露头看了看，说，行了！他刚慢慢站起来，我们早已站直身子向黑色的八哥望去。天啊！房顶上竟躺了一片八哥。没等几个叔叔行动，我们已经抢先跑过去，扑向八哥，八哥努力地挣扎着，惊恐而又无力地扑打着双翅。我们按住挣扎的八哥，一只、两只、三只，数一数，捉了14只八哥。他们的头在动，翅膀在无力地耷拉着，肯定是中了圈套，原来叔叔们将敌敌畏拌上米粒，放到房顶上，大雪天，八哥找不到吃的，看到米粒就毫无防备地吃，结果中了毒。

   叔叔们让我们抱着八哥，催我们快往回跑，等我们抱着八哥回到宿舍时，他们将一只一只八哥的嘴掰开，往里灌凉水，灌完凉水，告诉我们，放到屋里，八哥一会儿就可以缓过来。

   我们满心欢喜地把八哥放进宿舍，心想叔叔真好，他们仅要了几只八哥，其余的都给我们了，真大方。我们开始观察八哥的动静，被灌了的凉水的八哥果然有救了。刚才还蔫头耷脑，眼皮都睁不开，现在精神了，眼睛开始放光，翅膀也有力了，竟然飞起来，有的扑到窗户，有的站在晾衣绳上，有的来回扑腾，撞得电灯不停地晃动。

   我们正在高兴，坏了，八哥开始拉稀了，一滩又绿又黑又绿的八哥屎浇到了“猴子”的被子上。大家怔住了，这八哥竟——敢！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又是一泡。大家急忙去抓八哥，可这时八哥全都活过来了，哪里抓得着，费了半天力，一只也没抓着。可八哥刚才吃的是敌敌畏，后又灌了凉水，现在一扑腾，一紧张，稀拉得更多了，一时间，十几只八哥在屋里乱窜，而且一边飞一边拉稀。捉八哥本是极有意思的事，可现在搞得我们兴致全无，不知谁说，放了吧。立刻，开门的开门，开窗的开窗，八哥仿佛变魔术一般，一瞬间，都飞走了，空气中，只留下最后一只扑扑的扇动翅膀的声音。再看看床铺，不说了，一片狼籍，证实刚才并不是做梦。

   叔叔们大概也没有尝到好果子，只留下了一只八哥，关在一个临时做的笼子里，他们想训练这只八哥说话，天天向它问好，这只八哥只是愤怒地在笼子里扑腾，一言不发。有人出主意，说让它天天吃生米，它的舌头就会褪下一层皮，才会说话。不过生米喂了不少，它仍然拒绝讲话。

再后来，大概因为无趣，那只八哥也被放生了。

（8）英语汤老师

   在“五七中学”，初一，新开了一门课，英语。

   上课铃响了，在乱乱烘烘的课堂上，悠闲的飞标，像子弹似的泥块，在教室上空交织着，教室，就是主战场。不知什么时候，抱着讲义的英语汤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

    不知是汤老师的儒雅，还是他的威严，乱烘烘的班级忽然出现了奇迹，居然一片寂静。每只眼睛都在看这位英语老师的一举一动。

    汤老师大约五十多岁，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那种茶色的眼镜。在那个年代，宽边眼镜也是一种个性，要知道，如果说它是封、资、修，戴眼镜的人就可能因此而倒霉。他头上不多的白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夹克衫，显得与众不同。他普通话说得并不好，但声音里透着沧桑，带有磁性。

    汤老师的英语造诣一定很高，我们推测他很可能是个著名的翻译。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有数千名知识分子，能让他离开农田，来学校教英语的人一定非常出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照顾。

    记得学的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汤老师带着大家读。大家照猫画虎地跟着读。汤老师的发音绝对和大家的都不同，是卷着舌头念，大家无论怎么学，也学不像，也许是不同，他才不厌其烦地带着读。他反复纠正live的发音，然而，同学们似乎忘性很大，一转眼，又都错了。

    教完课文，汤老师教我们26个字母。他将26个字母的大写、小写都写在黑板上。字是花体，非常漂亮。我们一笔一画地模仿，以为英语字母就该是这个样子，就该这样写，后来转学，才发现，我们学的是花体字。时至今日，我的英文花体字常常受到朋友的表扬。可惜，英语又还给了汤老师。

    有个词，现在用得不多了。Revolution，革命的意思。其中“露”的发音在湖北的意思是小鸡鸡，“露”在词中恰恰是个重音，每当读到“Revolution”时，男生开心极了，只是不开口说话。女生知道男生的坏心眼，不想读，又不敢不读。所以读书声显得零零落落，惟有汤老师，旁若无人地大声读着：“Revolution, Revolution。”

    那时，外语是没有什么人学的。所以，没有多久，班上又恢复乱烘烘的景象。汤老师显然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气得脸发青，又不知如何控制局面，几次被气得离开教室。班上的人开始似乎有些害怕，后来见校方也没有处罚，再以后仿佛对汤老师视而不见，乐得自在，有的人竟然经常在上课时为点小事大打出手。

    不怪汤老师，英语课文实在没劲，到了第十课，初一的最后一课时，学的课文还是两句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

    渐渐地，一些本还乖乖学习的同学也不好好学了。汤老师也失去了威信，像落败的公鸡，常常无奈地自说自话，再没有往日的绅士风度了。

    等到再度开学，英语汤老师不见了。想来，他一定不忍心看着我们糟蹋他心目中神圣的英语，所以，他宁肯下田劳动，也不当孩子王了。

（9）蛇的故事

     刚到干校的的时候，听到了许多有关蛇的故事，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听五七战士讲，某位五七战士在夜里回家，路上，月光下看见一条黑白相间的皮带，便宜事，于是下车去拣。想不到，那条皮带竟动起来，原来是一条银环蛇。幸亏没有拣到手。

    还有一次，战士们在地头干热了，就脱下衣服，继续干。等收工时，那位战士正要穿衣服，突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原来衣服里钻进了一条蛇。

    传说，还有人亲眼看见过，一个农民天天要去一棵大树下睡午觉，说那棵大树荫凉，舒服极了。结果有一天，村民路过大树，看见他正在睡觉，他睡觉怎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躺下的。在往上看，原来有一只碗口粗的大蟒蛇在树上，正在呼吸，将农民吸起来，又放下，听起来真吓人。

    干校蛇多，关于蛇的教育就多。我第一次去向阳湖的田里就独自遭遇了一条蛇。

    那天早春的清晨，阳光特别好，大人们犁地的犁地，做农活的作农活，我的任务就是玩。在田里跑来跑去，突然，我在田的角落上看见圆圆的一堆东西，猛一看，有点像牛粪，颜色也是那样深褐色的。但光滑的表面反着光，使我一下子知道，这是个没见过的东西。定睛一看，果然，是一条蛇。它懒懒地盘在那里，嘴里吐着长长的暗红色的信子。看上去不是毒蛇，它的头并不是明显的三角形。有些发圆。

    几乎想都没想，我转身抱一块大土卡拉，向它砸去，正中它的身上。土卡拉较为松软，除了主要部分砸在它的身上，其他部分已经松散，落在旁边。看看它没有跑，又去搬土卡拉砸，砸了几下，它不再动了。

    看了几分钟，我的胆子大起来，去抓蛇的尾巴。倒拎起来，好家伙，足有一米多长。我拎得最高，它的头部也仅仅离地一两寸高。

    蛇渐渐苏醒过来，它的头开始向上勾起来，如果它的头部勾过来，就会咬我。我非常紧张、害怕，赶忙按照大人的嘱咐，拎着蛇的尾巴尖，不断地抖动它，据说，可以把蛇的骨头节之间晃散，它就勾不上来了。果然，在我拼命晃动下，它已经不再勾头了。看着它现在不再动，赶紧向地上摔去。摔了七八下，发现从蛇的嘴里摔出一只完整的青蛙，青蛙已经死了，大概是闷死的。

     我第一次遭遇的蛇叫火赤练，它的脖子上有黑红相间的颜色，无毒蛇。

     在干校的几年，见过水蛇、草蛇、腹蛇、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蛇，也见过四脚蛇和眼睛王蛇。

    四脚蛇是那种我们不喜欢的动物，它长得丑陋，全身光滑滑的，比我们在城里看见的壁虎大几倍。没有壁虎那样敏捷、轻灵。在草丛中发现“唏唏唆唆”的声音，当你十分警惕地追寻它时，本想发现一只山鸡、野兔、穿山甲一类的动物，可是，爬出来的却是它，浅褐色的皮肤，油得发亮的鳞甲，不知这么，让人生出一种厌恶。

    五步蛇据说是很毒的蛇，人被它咬了，走不出五步，就会死掉，可惜我没见过。眼镜王蛇是湖北地区最毒的蛇。我见过连队里的叔叔曾带回一条打死的眼镜王蛇。那条眼镜王蛇大约有两米多长，是叔叔们用铁锹打死的，那眼镜王蛇是主动进攻，立起来，有半人多高，腮下鼓出扁扁宽宽的形状，发出嘶嘶的声音。

    于是，我们总想亲手打死一条眼镜王蛇。

     我们小伙伴拿着棍子，作为武器，走进树林，就“打草惊蛇”，希望看见眼镜王蛇，哪怕是一条眼镜蛇呢？但越是主动找，越是找不到。

    一天早上，我们照例去后山玩，几个人排成一排向后山走去。头一天刚刚下过雨，地上有泥，走着走着，前面的人一声惊叫：“蛇！”后边的人不知是该往后撤，还是应该上前帮忙。我们隐隐约约看清是一条小蛇，与其他不同的蛇，它是挺直上半身，但未等它有下一步的举动，前面的人已经一棍子横着抡过去了。小蛇被打死了。

    回到连队，叔叔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眼镜蛇。我们有些奇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眼镜蛇。我们又有些后怕，如果是一条大蛇的话，会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真不知是祸是福。

（10）朱章超之死

    在五七干校，印象深刻的还有朱章超的死，他是淹死的。直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不知是恐惧还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淡淡的，又无法忘却。

    朱章超叔叔是我们连队的，大概也是位画家。平时不爱说话，与众不同的是他个子很高，大约一米九零。一米九零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时，我们的眼里，他是个巨人。那年他大概30岁左右，驼背，严重的驼背，一直没有对象，他的姐姐在上海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

    他刚从上海见了对象回来，喜气洋洋的，而且，有个变化的是他买了一个钢背心，箍在身上，看上去显得更高了。

    湖北干校的夏天，温度高达40多度，因此，我们几个小伙伴天天去游泳。离我们最近的池塘是连队东面的一个池塘。大约一里路的样子。那个池塘约有两亩地的样子，一大半是深水，两米多深，另一小半比较浅，只有一米二的样子，平时，我和另一个伙伴就在浅处游泳，那时，我还不会游泳。

    朱章超也不会游泳，但他会仰泳，平时和我们不会游泳的人在浅处扑腾。

    那天我们相约去游泳，时间大概是午后一点多钟。

    太阳明晃晃的，晒得大家没有了话，我们六七个小伙伴，顶着毒太阳，懒懒的，沿着蜿蜒的小路，路边的大麦已经黄了，小小的绿色的蝉尖锐地鸣叫着，干燥的麦穗上的麦芒扑打着裸露的小腿，一阵阵刺痒。

    “嘿，有人。”不知谁先发现远处池塘里有个若隐若现的脑袋。

    “谁呀？”平时，我们是最先去游泳的，想不到居然有人在前面了。

    我们的脚步渐渐加快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水塘中的一个黑黑的脑袋。“哎，这是谁呀，真能憋气。”我说。

    “是啊，这么长时间了。别不是……”“马猴”没说完就突然顿住了。

    大家谁也不说话了，脚步却跟着前面的人快了起来。走到水塘边，我们清楚地看到，水静极了，水面上露出半个人头，黑头发随着水的波动漂浮着。

    还是吴平的胆子大，他的个子高，正上初三。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跳下水，而是从池塘的浅水边上溜下去。那个人正好在深水和浅水交界的地方。他往前趟了几步，在离那人两米的地方停下来，向“他”打水。

    “哗啦，哗啦”清脆的击水声音，在寂静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咕噜，咕噜。”随着几个气泡，那个人沉下去了。吴平可能感到恐惧，立刻扑向岸边。身后像鳄鱼犁过的白花花的水沟。水又合拢了，他已经跳上岸。但那人已无影无踪。

    “马猴，快去叫人！”吴平哆嗦着说，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

     “马猴”向连队方向跑去。

    我们在岸边却感到比“马猴”更难挨，大家都沉默着，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会儿，连队跑来许多人。看见来人了。吴平自报奋勇，去打捞那人。他看准了方位，一猛子扎下去，不一会儿，他翻上来，说：“就在这儿。”

    几位叔叔站在浅水和深水交界的地方，让吴平再下去。吴平又下去了。才将那人抓上来。几个叔叔一同把那人送上岸。

是朱章超。他们把朱章超抬上岸，放平。队医刘阿姨先是做人工呼吸，没有反应，又用听诊器听了听，打了强心针。刘阿姨站起来，没有说话。

    我觉得，朱章超这时个子比原来还要长，而且不驼背。他的肤色是那样白，白得令人羡慕。

    我不记得是怎样走回去的，整个一下午，我们小伙伴几乎没有话，时间难熬，就那样过去了。

    夜晚，我们躺在宿舍里，谁也睡不着。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风也一阵阵带着雨湿扑进屋里。一道明亮的白色闪电，令我们突然睁大眼睛。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窗外，几个穿着军用雨衣的人影抬着一个白色的大盒子，从东向西走去。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我们明白，这是给朱章超叔叔送葬……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到附近的山上去玩，在一个山坳里，看见一个小土堆，雨水已经把土堆冲得没了形状，一块歪倒的木牌子上写着被冲刷了的毛笔字：朱章超之墓。

文革期间，我总以为，这样死去的人没有更深的含义，今天，我发现，不是这样，对于历史，对于我们的人生，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对于朱章超本人的生命，尤其显得珍贵。我的成长，何尝没有那段历史的痕迹呢？

（11）学游泳

    在湖北干校，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只有我不会游泳，我是真想学会。可是，憋了一口气，无论如何不会换气。不会换气，一猛子扎得再远，也不行。我天天盼着有一天能够浮在水面上。

    像人家“马猴”、小宁等伙伴和大孩子在深水里游泳，玩得自由自在，我和牛儿在浅水里学游泳，说来，牛儿不是不会游泳，他能游几百米，可能是他的家长不让他到深水游泳。我挺高兴，毕竟有个伴儿。

    游泳的地方是个大池塘，水深的地方较宽阔，而我和牛儿游泳的地方较小，约二十米宽，深度正好到脖子，游来游去，倒也从容。

    有几天，天天下大雨，等再去游泳时，池塘的水已经涨了。可我不知道。

    一下水，我就发现我可以露出头游泳了，脚下也踩不到地。我又往前游几下，真的，我真的会游泳了。不踩地，露着头呼吸！我暗暗高兴，游到中间的地方。

    “我会游了！”我一边喊，一边试图像往常那样站立起来。但这句话也许仅仅说出了半句，我扑通掉进了水里，也就是将将没过我的鼻子。

    “啊！”我喊出来，一步用力蹬地，人窜了出去，呼了一口气，接着又掉了进去。又窜了出去，“救命！”

    我的喊声引起了牛儿的注意，开始他以为我是闹着玩，后来发现我真的不行，赶紧下河。他的个子只比我高一点，不过，在水里够用了。他仰着脖子，双手托着我，我的心急剧地跳着。按着他的肩膀。就这样，他把我托上了岸。

    我躺在岸边，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

    牛儿是我的救命恩人。

    有了这次历险，得到的收益是，我从此会游泳了。

    我到深水游泳，沿着岸边游，“马猴”、小宁等人陪着我，鼓励我，居然能游十几米。

    印象深的是第二天，下着小雨，大家把衣服放在凉鞋上，草帽扣在衣服上。大家在池塘里转圈，不知转了多少圈，上岸时，他们告诉我，游了500米。

    加入了大家的行列，有意思多了。“马猴”像非洲人，全身古铜色，小宁像浪里白条，怎么也晒不黑。两人在水上的一个平台上跳芭蕾，跳的是《白毛女》。一黑一白，在阳光下翩翩起舞，趣味横生。

    在我不会游泳时，我就天天看他们跳水。冰棍儿，就是脚朝下，直直地跳下去；镰刀，就是跑着跳，在空中有个拍腿再展开，再收腹的动作；燕式，是跳起来，展开双臂，昂首。还有跑跳过竿，就是在你面前横着一个竿或毛巾，你必须窜过去，再往下跳。

     跳水的高度也是慢慢升高的。大家都在玩高台跑跳，高度大约有两米。我在旁边看着，心里痒痒，便说：“我来跳。”我一说跳，他们都让开了。

    我不但低台没有跳过，站在原地也没跳过，一下子就要高台跑跳。大家都不信。

    “马猴”认真地告诉我：“注意要直，收腹，双手前伸。”说完，他给我做了个示范动作。很标准、漂亮。

    不就是水吗？怕什么！我运了运气，跑上前……完了，大家教我的所有技术动作都不知如何处理了，我明明看见我呈一个“大”字，扑向水面。

    结果不用说了，连胸脯、大腿都被拍得红红的。

这是我第一次跳水，不过，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再没有这样的惨剧了。

（12）干校中的文化

     谈起文化，作为文化部“五七干校”，似乎最有发言权。谁没有文化，文化部的“五七干校”也应当有文化。我当时所在的连队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版本图书馆三家单位组成，文化人可谓人才济济。像大画家邵宇、邹雅、刘继卣、许麟庐、卢光照、秦岭云等，都在干校的连队里。

    但说到文化，似乎很是可怜，当初大家下干校的时候，都已经决定要彻底洗心革面，除了《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过去熟悉的图书全部放在家里或作为四旧销毁，不带到干校。

    画家不画画了，尤其是老画家，看上去就像从未动过画笔似的。他们也不敢画画，谁知道会不会因此挨批。一些体弱的或者问题较多的人被放在偏远的牛棚或鸭舍。比较活跃的是当时年轻的刚刚从美院毕业的画家，像徐希、张广、张立辰等。我印象中，他们开始画，是在宿舍外的两面白墙上画，印象中线条挺粗，画的是拖拉机等劳动内容。能画画，就可以不去田里干活，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意外收获和快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崇尚的是力量，是肌肉，不是文化，我们连里有个翻译家叫平野，他是个文弱的文人，有趣的是他的夫人身体健壮，他的夫人能够挑着几十斤的担子连走三十里地不下肩。这个记录在连里被传为美谈，包括所有的男同志都做不到，还有的人为此嘲笑平野。无所事事的人们在猜想平野在家里的位置肯定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实在最艰苦的时候，仍然有一批人在默默地坚持读书。像连里的平野，他的本行是翻译，但那时是不允许有外文资料的，我经常在田间看见他，有一点空，就抱着一本俄文书，嘴里不断地读出来，那是一本俄文版的小的《毛主席语录》。读俄文的《毛主席语录》，谁也不敢说什么，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读外语。四人帮倒台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外国美术理论译著，这其中，有相当多的图书是他翻译的。

    后来好像形势宽松了一些，徐希、张广抱着速写本到处画，是公开地画，徐希最多画的是狗，而张广画得最多的是水牛，若干年后，张广以画水牛出名，是继李可染之后的画牛的大师，这多少与当年在干校画牛的经历有关。

    记得林彪事件之后，连里的气氛比往常好些，一天，大家拿起画笔，纷纷上阵。我印象中，画家邹雅画了一幅带有梯田的山水画，颇受好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老革命，在文革期间也受到迫害。还有一幅印象深刻，是许麟庐画的几条鳜鱼。在湖北干校，鳜鱼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肉质好，价钱也并不贵，一斤仅仅三毛五。鳜鱼很凶，是专门吃鱼的鱼。许麟庐是齐白石的弟子，不知他以前是否画过鳜鱼，但他把这鳜鱼的凶悍画得淋漓尽致。后来，许麟庐的鳜鱼也是无人能比的题材。          

    转过年来，各大军区开始借调连里的画家，用来培养部队的绘画骨干，1972年春节，我的父亲林锴和画家娄世棠奉命借调一段时间去武汉军区，我也一同去了一个星期。文化的力量渐渐显露出来。

    13岁的我，那时真正是在疯玩，每天从宿舍到学校，然后从学校到宿舍，再就是爬山、游泳、玩狗。不知什么事触动了我父亲的神经。一天，他提出让我学唐诗。今天的读者绝对想象不到，那时13岁的我对唐诗的了解是一无所知。

    每天晚上，父亲拿出一个自制的小本，没有书，就默写出一首诗，然后给我讲解，并让我回去背诵。第一首是孟浩然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后，几乎是每天一首，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就是这在今天幼儿园的孩子都比我会背诵的唐诗，在当时绝对是凤毛麟角。直到1978年我上了大学，狂背唐诗、宋词，心理优势明显，可惜直到今天，记住得不多，还是当年的几十首诗歌。

    不知是否有意识，父亲带我去胡家湾他的老朋友曹辛之家。曹辛之是活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之一，主持过刊物，是个很有名的诗人，后来可能因为写诗有风险，或不能发表，他居然成为极符盛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他极其好客，文革后，他的家一度成为新诗的沙龙，像北岛等著名新诗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他当时还是右派，不知在干校时是否摘了帽，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他的头发永远都是梳得一丝不苟，油亮油亮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听说我在学诗，用浓重的家乡口音狠狠地夸奖我，好像只要有人读诗，就能满足他的心愿似的。

    胡家湾是远离干校集体宿舍的农民家里，他的那间住所黑呼呼、潮呼呼的，灯很暗，现在想起来，估计只有一个十五度的灯泡。但屋里有一排书架，印象中的书架是两边都可以放书的那种，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我，问我喜欢读什么书。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我小学二年级，开始读文字书，读了不少，都是父亲从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馆里借来的，读得快时，一星期一摞，像《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繁体字版的《铁道游击队》都是那时看的。大概在1968年，父亲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我的看书的来源从此断了。到了干校，竟然找不到书看。记得不知从哪里借来一本少儿版的《诸葛亮》，字很大，薄薄的一本，看得如醉如痴。三气周谕，舌战群儒，我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干校的两年中，看过的书可能只有区区几本。曹幸之从书架上抽出诗词格律之类的书给我看，可惜我那时兴趣不大，只是表面上装作看看“平平仄仄”之类，其实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三十多年过去，我开始学写近体诗，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学些，学古诗需要童子功啊。

    对诗词的启蒙，是从那时开始的，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我一直以为，诗词就是毛主席诗词，最多是唐诗，都是那种很文邹邹的词汇。直到干校的画家王里写了打油诗，才思索诗原来可以那样写。那年连队里为插秧做宣传，王里写的贴在席棚上的一首诗让我吃了一惊，他的诗太有创意了。他的诗的第一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后面大概是“五七战士插秧齐”之类的，想不到七个数字可以做诗歌的第一句。这个事，对于缺少文化的我，想了很久，当然也从未和别人谈起，怕人家笑话。

    干校的文化生活，如此贫乏，从我的经历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