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七战士的回忆
林阳
文化大革命中,我随家长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那年,我13岁。对于众多文化名人,那是个漫长的难以忍受的黑夜;相反,对于半大孩子的我,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有幸认识了真正的大自然,并与之成为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审美、我的许许多多在以后可能发挥出的潜能正是在这时产生的。我总在思索,为什么13岁的我,不断地执着地认为,那肯定是一段永远不会重复的美好的时光。 即使在今天看,当年我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7)捉八哥 捉八哥是件极偶然的事。 那年冬天,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下了一场大雪,很难想象湖北也会下雪,夏季持续40多度的高温,让人误认为这地方不可能有雪。但雪偏偏来了,是那种北方都很少见到的大雪,雪花又轻又软,飘飘柔柔的,全无北方寒冷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雪住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房上、地下、竹枝上,到处堆积着厚厚的松软的白雪。我们在雪里打雪仗、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我们知道,湖北的雪再大,太阳一出,用不了多久,就会化的。 这时,还在上小学的小胖跑过来喊道:“快去看,抓八哥了,抓八哥了!”我们根本没有思索是真是假,抬腿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跑。那个方向是连队的猪圈。 果然,连队的几个年轻的叔叔守在猪圈旁,在捉八哥。连队的猪圈是一排低矮的房子,房顶上是一片洁白,但看得见中间有些黑色的印迹。没有箩筐,没有拽立棒的绳子,不知道叔叔们如何捉八哥,看他们躲在猪圈旁抽烟,他们好象挺有把握似的。一片黑色的八哥在不远处盘旋着,有的落在附近的猪圈的房顶上。八哥就和动物园里的八哥别无二致,腊黄的喙,黑色的小凤头,只是平时很少见到这么多。 叔叔们向我们招手,意思是藏起来,不要声张。我们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躲在猪圈旁,看叔叔们怎样捉八哥。 八哥们的扑扇的翅膀仿佛就在头顶,但他们是在叔叔们捣了鬼的地方,像是在吃食。叔叔们将烟从嘴角移开,露出得意的笑容。我们轻声地问,怎么捉八哥?他们不回答,问得急了,就说,一会儿就知道了。 我们几个小黑脑袋一会儿浮上看看,一会儿潜下去,搞得叔叔们不耐烦。他们又不好说我们,因为我们正是半大不小的年龄,又是连队干部的子女。一个叔叔露头看了看,说,行了!他刚慢慢站起来,我们早已站直身子向黑色的八哥望去。天啊!房顶上竟躺了一片八哥。没等几个叔叔行动,我们已经抢先跑过去,扑向八哥,八哥努力地挣扎着,惊恐而又无力地扑打着双翅。我们按住挣扎的八哥,一只、两只、三只,数一数,捉了14只八哥。他们的头在动,翅膀在无力地耷拉着,肯定是中了圈套,原来叔叔们将敌敌畏拌上米粒,放到房顶上,大雪天,八哥找不到吃的,看到米粒就毫无防备地吃,结果中了毒。 叔叔们让我们抱着八哥,催我们快往回跑,等我们抱着八哥回到宿舍时,他们将一只一只八哥的嘴掰开,往里灌凉水,灌完凉水,告诉我们,放到屋里,八哥一会儿就可以缓过来。 我们满心欢喜地把八哥放进宿舍,心想叔叔真好,他们仅要了几只八哥,其余的都给我们了,真大方。我们开始观察八哥的动静,被灌了的凉水的八哥果然有救了。刚才还蔫头耷脑,眼皮都睁不开,现在精神了,眼睛开始放光,翅膀也有力了,竟然飞起来,有的扑到窗户,有的站在晾衣绳上,有的来回扑腾,撞得电灯不停地晃动。 我们正在高兴,坏了,八哥开始拉稀了,一滩又绿又黑又绿的八哥屎浇到了“猴子”的被子上。大家怔住了,这八哥竟——敢!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又是一泡。大家急忙去抓八哥,可这时八哥全都活过来了,哪里抓得着,费了半天力,一只也没抓着。可八哥刚才吃的是敌敌畏,后又灌了凉水,现在一扑腾,一紧张,稀拉得更多了,一时间,十几只八哥在屋里乱窜,而且一边飞一边拉稀。捉八哥本是极有意思的事,可现在搞得我们兴致全无,不知谁说,放了吧。立刻,开门的开门,开窗的开窗,八哥仿佛变魔术一般,一瞬间,都飞走了,空气中,只留下最后一只扑扑的扇动翅膀的声音。再看看床铺,不说了,一片狼籍,证实刚才并不是做梦。 叔叔们大概也没有尝到好果子,只留下了一只八哥,关在一个临时做的笼子里,他们想训练这只八哥说话,天天向它问好,这只八哥只是愤怒地在笼子里扑腾,一言不发。有人出主意,说让它天天吃生米,它的舌头就会褪下一层皮,才会说话。不过生米喂了不少,它仍然拒绝讲话。 再后来,大概因为无趣,那只八哥也被放生了。
(8)英语汤老师 在“五七中学”,初一,新开了一门课,英语。 上课铃响了,在乱乱烘烘的课堂上,悠闲的飞标,像子弹似的泥块,在教室上空交织着,教室,就是主战场。不知什么时候,抱着讲义的英语汤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 不知是汤老师的儒雅,还是他的威严,乱烘烘的班级忽然出现了奇迹,居然一片寂静。每只眼睛都在看这位英语老师的一举一动。 汤老师大约五十多岁,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那种茶色的眼镜。在那个年代,宽边眼镜也是一种个性,要知道,如果说它是封、资、修,戴眼镜的人就可能因此而倒霉。他头上不多的白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夹克衫,显得与众不同。他普通话说得并不好,但声音里透着沧桑,带有磁性。 汤老师的英语造诣一定很高,我们推测他很可能是个著名的翻译。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有数千名知识分子,能让他离开农田,来学校教英语的人一定非常出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照顾。 记得学的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汤老师带着大家读。大家照猫画虎地跟着读。汤老师的发音绝对和大家的都不同,是卷着舌头念,大家无论怎么学,也学不像,也许是不同,他才不厌其烦地带着读。他反复纠正live的发音,然而,同学们似乎忘性很大,一转眼,又都错了。 教完课文,汤老师教我们26个字母。他将26个字母的大写、小写都写在黑板上。字是花体,非常漂亮。我们一笔一画地模仿,以为英语字母就该是这个样子,就该这样写,后来转学,才发现,我们学的是花体字。时至今日,我的英文花体字常常受到朋友的表扬。可惜,英语又还给了汤老师。 有个词,现在用得不多了。Revolution,革命的意思。其中“露”的发音在湖北的意思是小鸡鸡,“露”在词中恰恰是个重音,每当读到“Revolution”时,男生开心极了,只是不开口说话。女生知道男生的坏心眼,不想读,又不敢不读。所以读书声显得零零落落,惟有汤老师,旁若无人地大声读着:“Revolution, Revolution。” 那时,外语是没有什么人学的。所以,没有多久,班上又恢复乱烘烘的景象。汤老师显然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气得脸发青,又不知如何控制局面,几次被气得离开教室。班上的人开始似乎有些害怕,后来见校方也没有处罚,再以后仿佛对汤老师视而不见,乐得自在,有的人竟然经常在上课时为点小事大打出手。 不怪汤老师,英语课文实在没劲,到了第十课,初一的最后一课时,学的课文还是两句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 渐渐地,一些本还乖乖学习的同学也不好好学了。汤老师也失去了威信,像落败的公鸡,常常无奈地自说自话,再没有往日的绅士风度了。 等到再度开学,英语汤老师不见了。想来,他一定不忍心看着我们糟蹋他心目中神圣的英语,所以,他宁肯下田劳动,也不当孩子王了。
(9)蛇的故事 刚到干校的的时候,听到了许多有关蛇的故事,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听五七战士讲,某位五七战士在夜里回家,路上,月光下看见一条黑白相间的皮带,便宜事,于是下车去拣。想不到,那条皮带竟动起来,原来是一条银环蛇。幸亏没有拣到手。 还有一次,战士们在地头干热了,就脱下衣服,继续干。等收工时,那位战士正要穿衣服,突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原来衣服里钻进了一条蛇。 传说,还有人亲眼看见过,一个农民天天要去一棵大树下睡午觉,说那棵大树荫凉,舒服极了。结果有一天,村民路过大树,看见他正在睡觉,他睡觉怎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躺下的。在往上看,原来有一只碗口粗的大蟒蛇在树上,正在呼吸,将农民吸起来,又放下,听起来真吓人。 干校蛇多,关于蛇的教育就多。我第一次去向阳湖的田里就独自遭遇了一条蛇。 那天早春的清晨,阳光特别好,大人们犁地的犁地,做农活的作农活,我的任务就是玩。在田里跑来跑去,突然,我在田的角落上看见圆圆的一堆东西,猛一看,有点像牛粪,颜色也是那样深褐色的。但光滑的表面反着光,使我一下子知道,这是个没见过的东西。定睛一看,果然,是一条蛇。它懒懒地盘在那里,嘴里吐着长长的暗红色的信子。看上去不是毒蛇,它的头并不是明显的三角形。有些发圆。 几乎想都没想,我转身抱一块大土卡拉,向它砸去,正中它的身上。土卡拉较为松软,除了主要部分砸在它的身上,其他部分已经松散,落在旁边。看看它没有跑,又去搬土卡拉砸,砸了几下,它不再动了。 看了几分钟,我的胆子大起来,去抓蛇的尾巴。倒拎起来,好家伙,足有一米多长。我拎得最高,它的头部也仅仅离地一两寸高。 蛇渐渐苏醒过来,它的头开始向上勾起来,如果它的头部勾过来,就会咬我。我非常紧张、害怕,赶忙按照大人的嘱咐,拎着蛇的尾巴尖,不断地抖动它,据说,可以把蛇的骨头节之间晃散,它就勾不上来了。果然,在我拼命晃动下,它已经不再勾头了。看着它现在不再动,赶紧向地上摔去。摔了七八下,发现从蛇的嘴里摔出一只完整的青蛙,青蛙已经死了,大概是闷死的。 我第一次遭遇的蛇叫火赤练,它的脖子上有黑红相间的颜色,无毒蛇。 在干校的几年,见过水蛇、草蛇、腹蛇、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蛇,也见过四脚蛇和眼睛王蛇。 四脚蛇是那种我们不喜欢的动物,它长得丑陋,全身光滑滑的,比我们在城里看见的壁虎大几倍。没有壁虎那样敏捷、轻灵。在草丛中发现“唏唏唆唆”的声音,当你十分警惕地追寻它时,本想发现一只山鸡、野兔、穿山甲一类的动物,可是,爬出来的却是它,浅褐色的皮肤,油得发亮的鳞甲,不知这么,让人生出一种厌恶。 五步蛇据说是很毒的蛇,人被它咬了,走不出五步,就会死掉,可惜我没见过。眼镜王蛇是湖北地区最毒的蛇。我见过连队里的叔叔曾带回一条打死的眼镜王蛇。那条眼镜王蛇大约有两米多长,是叔叔们用铁锹打死的,那眼镜王蛇是主动进攻,立起来,有半人多高,腮下鼓出扁扁宽宽的形状,发出嘶嘶的声音。 于是,我们总想亲手打死一条眼镜王蛇。 我们小伙伴拿着棍子,作为武器,走进树林,就“打草惊蛇”,希望看见眼镜王蛇,哪怕是一条眼镜蛇呢?但越是主动找,越是找不到。 一天早上,我们照例去后山玩,几个人排成一排向后山走去。头一天刚刚下过雨,地上有泥,走着走着,前面的人一声惊叫:“蛇!”后边的人不知是该往后撤,还是应该上前帮忙。我们隐隐约约看清是一条小蛇,与其他不同的蛇,它是挺直上半身,但未等它有下一步的举动,前面的人已经一棍子横着抡过去了。小蛇被打死了。 回到连队,叔叔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眼镜蛇。我们有些奇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眼镜蛇。我们又有些后怕,如果是一条大蛇的话,会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真不知是祸是福。
(10)朱章超之死 在五七干校,印象深刻的还有朱章超的死,他是淹死的。直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不知是恐惧还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淡淡的,又无法忘却。 朱章超叔叔是我们连队的,大概也是位画家。平时不爱说话,与众不同的是他个子很高,大约一米九零。一米九零在今天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时,我们的眼里,他是个巨人。那年他大概30岁左右,驼背,严重的驼背,一直没有对象,他的姐姐在上海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 他刚从上海见了对象回来,喜气洋洋的,而且,有个变化的是他买了一个钢背心,箍在身上,看上去显得更高了。 湖北干校的夏天,温度高达40多度,因此,我们几个小伙伴天天去游泳。离我们最近的池塘是连队东面的一个池塘。大约一里路的样子。那个池塘约有两亩地的样子,一大半是深水,两米多深,另一小半比较浅,只有一米二的样子,平时,我和另一个伙伴就在浅处游泳,那时,我还不会游泳。 朱章超也不会游泳,但他会仰泳,平时和我们不会游泳的人在浅处扑腾。 那天我们相约去游泳,时间大概是午后一点多钟。 太阳明晃晃的,晒得大家没有了话,我们六七个小伙伴,顶着毒太阳,懒懒的,沿着蜿蜒的小路,路边的大麦已经黄了,小小的绿色的蝉尖锐地鸣叫着,干燥的麦穗上的麦芒扑打着裸露的小腿,一阵阵刺痒。 “嘿,有人。”不知谁先发现远处池塘里有个若隐若现的脑袋。 “谁呀?”平时,我们是最先去游泳的,想不到居然有人在前面了。 我们的脚步渐渐加快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水塘中的一个黑黑的脑袋。“哎,这是谁呀,真能憋气。”我说。 “是啊,这么长时间了。别不是……”“马猴”没说完就突然顿住了。 大家谁也不说话了,脚步却跟着前面的人快了起来。走到水塘边,我们清楚地看到,水静极了,水面上露出半个人头,黑头发随着水的波动漂浮着。 还是吴平的胆子大,他的个子高,正上初三。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跳下水,而是从池塘的浅水边上溜下去。那个人正好在深水和浅水交界的地方。他往前趟了几步,在离那人两米的地方停下来,向“他”打水。 “哗啦,哗啦”清脆的击水声音,在寂静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咕噜,咕噜。”随着几个气泡,那个人沉下去了。吴平可能感到恐惧,立刻扑向岸边。身后像鳄鱼犁过的白花花的水沟。水又合拢了,他已经跳上岸。但那人已无影无踪。 “马猴,快去叫人!”吴平哆嗦着说,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 “马猴”向连队方向跑去。 我们在岸边却感到比“马猴”更难挨,大家都沉默着,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一会儿,连队跑来许多人。看见来人了。吴平自报奋勇,去打捞那人。他看准了方位,一猛子扎下去,不一会儿,他翻上来,说:“就在这儿。” 几位叔叔站在浅水和深水交界的地方,让吴平再下去。吴平又下去了。才将那人抓上来。几个叔叔一同把那人送上岸。 是朱章超。他们把朱章超抬上岸,放平。队医刘阿姨先是做人工呼吸,没有反应,又用听诊器听了听,打了强心针。刘阿姨站起来,没有说话。 我觉得,朱章超这时个子比原来还要长,而且不驼背。他的肤色是那样白,白得令人羡慕。 我不记得是怎样走回去的,整个一下午,我们小伙伴几乎没有话,时间难熬,就那样过去了。 夜晚,我们躺在宿舍里,谁也睡不着。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风也一阵阵带着雨湿扑进屋里。一道明亮的白色闪电,令我们突然睁大眼睛。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窗外,几个穿着军用雨衣的人影抬着一个白色的大盒子,从东向西走去。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我们明白,这是给朱章超叔叔送葬……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到附近的山上去玩,在一个山坳里,看见一个小土堆,雨水已经把土堆冲得没了形状,一块歪倒的木牌子上写着被冲刷了的毛笔字:朱章超之墓。 文革期间,我总以为,这样死去的人没有更深的含义,今天,我发现,不是这样,对于历史,对于我们的人生,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对于朱章超本人的生命,尤其显得珍贵。我的成长,何尝没有那段历史的痕迹呢?
(11)学游泳 在湖北干校,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只有我不会游泳,我是真想学会。可是,憋了一口气,无论如何不会换气。不会换气,一猛子扎得再远,也不行。我天天盼着有一天能够浮在水面上。 像人家“马猴”、小宁等伙伴和大孩子在深水里游泳,玩得自由自在,我和牛儿在浅水里学游泳,说来,牛儿不是不会游泳,他能游几百米,可能是他的家长不让他到深水游泳。我挺高兴,毕竟有个伴儿。 游泳的地方是个大池塘,水深的地方较宽阔,而我和牛儿游泳的地方较小,约二十米宽,深度正好到脖子,游来游去,倒也从容。 有几天,天天下大雨,等再去游泳时,池塘的水已经涨了。可我不知道。 一下水,我就发现我可以露出头游泳了,脚下也踩不到地。我又往前游几下,真的,我真的会游泳了。不踩地,露着头呼吸!我暗暗高兴,游到中间的地方。 “我会游了!”我一边喊,一边试图像往常那样站立起来。但这句话也许仅仅说出了半句,我扑通掉进了水里,也就是将将没过我的鼻子。 “啊!”我喊出来,一步用力蹬地,人窜了出去,呼了一口气,接着又掉了进去。又窜了出去,“救命!” 我的喊声引起了牛儿的注意,开始他以为我是闹着玩,后来发现我真的不行,赶紧下河。他的个子只比我高一点,不过,在水里够用了。他仰着脖子,双手托着我,我的心急剧地跳着。按着他的肩膀。就这样,他把我托上了岸。 我躺在岸边,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 牛儿是我的救命恩人。 有了这次历险,得到的收益是,我从此会游泳了。 我到深水游泳,沿着岸边游,“马猴”、小宁等人陪着我,鼓励我,居然能游十几米。 印象深的是第二天,下着小雨,大家把衣服放在凉鞋上,草帽扣在衣服上。大家在池塘里转圈,不知转了多少圈,上岸时,他们告诉我,游了500米。 加入了大家的行列,有意思多了。“马猴”像非洲人,全身古铜色,小宁像浪里白条,怎么也晒不黑。两人在水上的一个平台上跳芭蕾,跳的是《白毛女》。一黑一白,在阳光下翩翩起舞,趣味横生。 在我不会游泳时,我就天天看他们跳水。冰棍儿,就是脚朝下,直直地跳下去;镰刀,就是跑着跳,在空中有个拍腿再展开,再收腹的动作;燕式,是跳起来,展开双臂,昂首。还有跑跳过竿,就是在你面前横着一个竿或毛巾,你必须窜过去,再往下跳。 跳水的高度也是慢慢升高的。大家都在玩高台跑跳,高度大约有两米。我在旁边看着,心里痒痒,便说:“我来跳。”我一说跳,他们都让开了。 我不但低台没有跳过,站在原地也没跳过,一下子就要高台跑跳。大家都不信。 “马猴”认真地告诉我:“注意要直,收腹,双手前伸。”说完,他给我做了个示范动作。很标准、漂亮。 不就是水吗?怕什么!我运了运气,跑上前……完了,大家教我的所有技术动作都不知如何处理了,我明明看见我呈一个“大”字,扑向水面。 结果不用说了,连胸脯、大腿都被拍得红红的。 这是我第一次跳水,不过,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再没有这样的惨剧了。
(12)干校中的文化 谈起文化,作为文化部“五七干校”,似乎最有发言权。谁没有文化,文化部的“五七干校”也应当有文化。我当时所在的连队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版本图书馆三家单位组成,文化人可谓人才济济。像大画家邵宇、邹雅、刘继卣、许麟庐、卢光照、秦岭云等,都在干校的连队里。 但说到文化,似乎很是可怜,当初大家下干校的时候,都已经决定要彻底洗心革面,除了《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过去熟悉的图书全部放在家里或作为四旧销毁,不带到干校。 画家不画画了,尤其是老画家,看上去就像从未动过画笔似的。他们也不敢画画,谁知道会不会因此挨批。一些体弱的或者问题较多的人被放在偏远的牛棚或鸭舍。比较活跃的是当时年轻的刚刚从美院毕业的画家,像徐希、张广、张立辰等。我印象中,他们开始画,是在宿舍外的两面白墙上画,印象中线条挺粗,画的是拖拉机等劳动内容。能画画,就可以不去田里干活,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意外收获和快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崇尚的是力量,是肌肉,不是文化,我们连里有个翻译家叫平野,他是个文弱的文人,有趣的是他的夫人身体健壮,他的夫人能够挑着几十斤的担子连走三十里地不下肩。这个记录在连里被传为美谈,包括所有的男同志都做不到,还有的人为此嘲笑平野。无所事事的人们在猜想平野在家里的位置肯定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实在最艰苦的时候,仍然有一批人在默默地坚持读书。像连里的平野,他的本行是翻译,但那时是不允许有外文资料的,我经常在田间看见他,有一点空,就抱着一本俄文书,嘴里不断地读出来,那是一本俄文版的小的《毛主席语录》。读俄文的《毛主席语录》,谁也不敢说什么,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读外语。四人帮倒台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外国美术理论译著,这其中,有相当多的图书是他翻译的。 后来好像形势宽松了一些,徐希、张广抱着速写本到处画,是公开地画,徐希最多画的是狗,而张广画得最多的是水牛,若干年后,张广以画水牛出名,是继李可染之后的画牛的大师,这多少与当年在干校画牛的经历有关。 记得林彪事件之后,连里的气氛比往常好些,一天,大家拿起画笔,纷纷上阵。我印象中,画家邹雅画了一幅带有梯田的山水画,颇受好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老革命,在文革期间也受到迫害。还有一幅印象深刻,是许麟庐画的几条鳜鱼。在湖北干校,鳜鱼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肉质好,价钱也并不贵,一斤仅仅三毛五。鳜鱼很凶,是专门吃鱼的鱼。许麟庐是齐白石的弟子,不知他以前是否画过鳜鱼,但他把这鳜鱼的凶悍画得淋漓尽致。后来,许麟庐的鳜鱼也是无人能比的题材。 转过年来,各大军区开始借调连里的画家,用来培养部队的绘画骨干,1972年春节,我的父亲林锴和画家娄世棠奉命借调一段时间去武汉军区,我也一同去了一个星期。文化的力量渐渐显露出来。 13岁的我,那时真正是在疯玩,每天从宿舍到学校,然后从学校到宿舍,再就是爬山、游泳、玩狗。不知什么事触动了我父亲的神经。一天,他提出让我学唐诗。今天的读者绝对想象不到,那时13岁的我对唐诗的了解是一无所知。 每天晚上,父亲拿出一个自制的小本,没有书,就默写出一首诗,然后给我讲解,并让我回去背诵。第一首是孟浩然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后,几乎是每天一首,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就是这在今天幼儿园的孩子都比我会背诵的唐诗,在当时绝对是凤毛麟角。直到1978年我上了大学,狂背唐诗、宋词,心理优势明显,可惜直到今天,记住得不多,还是当年的几十首诗歌。 不知是否有意识,父亲带我去胡家湾他的老朋友曹辛之家。曹辛之是活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之一,主持过刊物,是个很有名的诗人,后来可能因为写诗有风险,或不能发表,他居然成为极符盛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他极其好客,文革后,他的家一度成为新诗的沙龙,像北岛等著名新诗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他当时还是右派,不知在干校时是否摘了帽,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他的头发永远都是梳得一丝不苟,油亮油亮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听说我在学诗,用浓重的家乡口音狠狠地夸奖我,好像只要有人读诗,就能满足他的心愿似的。 胡家湾是远离干校集体宿舍的农民家里,他的那间住所黑呼呼、潮呼呼的,灯很暗,现在想起来,估计只有一个十五度的灯泡。但屋里有一排书架,印象中的书架是两边都可以放书的那种,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我,问我喜欢读什么书。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我小学二年级,开始读文字书,读了不少,都是父亲从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馆里借来的,读得快时,一星期一摞,像《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繁体字版的《铁道游击队》都是那时看的。大概在1968年,父亲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我的看书的来源从此断了。到了干校,竟然找不到书看。记得不知从哪里借来一本少儿版的《诸葛亮》,字很大,薄薄的一本,看得如醉如痴。三气周谕,舌战群儒,我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干校的两年中,看过的书可能只有区区几本。曹幸之从书架上抽出诗词格律之类的书给我看,可惜我那时兴趣不大,只是表面上装作看看“平平仄仄”之类,其实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三十多年过去,我开始学写近体诗,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学些,学古诗需要童子功啊。 对诗词的启蒙,是从那时开始的,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我一直以为,诗词就是毛主席诗词,最多是唐诗,都是那种很文邹邹的词汇。直到干校的画家王里写了打油诗,才思索诗原来可以那样写。那年连队里为插秧做宣传,王里写的贴在席棚上的一首诗让我吃了一惊,他的诗太有创意了。他的诗的第一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后面大概是“五七战士插秧齐”之类的,想不到七个数字可以做诗歌的第一句。这个事,对于缺少文化的我,想了很久,当然也从未和别人谈起,怕人家笑话。 干校的文化生活,如此贫乏,从我的经历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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