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爸爸臧克家

 

郑苏伊(13连)


1969年11月底,一列隆隆的列车将刚刚过完13岁生日的我载到了湖北咸宁的一个小镇上,开始了我“五七路上向阳花”的艰苦生涯。 
   离京的前几天,爸爸带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也许他心里明白,虽然他和我相继要到咸宁干校,但不在同一连队,相隔很远,平日要想见上一面,恐怕也是很难的。所以,他要和心爱的小女儿一起留个影,以做纪念。照片上,饱经沧桑的爸爸慈爱地微笑着,而我却一脸的稚气,活脱是个傻丫头。 
   爸爸的猜测是很准确的。我在咸宁干校生活了将近三年,而在这三年中,我与爸爸仅仅见了三次面。应该说,我们并不是只有三次见面的机会,而许多次机会都被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主动放弃了。个中原因,在下文中自有交待。 
   初到干校,我住在汀泗桥妈妈所在连队——十三连,而爸爸,住在向阳湖畔的五连,两个连队相距三十多里路。不久,我又被分配到咸宁城里干校办的“共产主义学校”读书,学校离汀泗和向阳湖都有三十多里,每两周才能回汀泗一次。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共产主义学校”占用的是咸宁高中的校舍,居住条件还好,但初期伙食很差。我们这些小学生,远离父母,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每日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军训出早操,晚上还时常搞紧急集合,背着背包行军、爬山。至于开荒种菜,挑水挑粪,更是家常便饭。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从没干过农活的孩子来说,这些都是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磨起了血泡,肩膀肿得像座小山,一碰钻心地疼,有许多女同学晚上躺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我对这些艰苦的劳动生活倒是很快就适应了,但最让我适应不了的是精神上的打击。
   记得第一次见到爸爸是到干校第二年的春节,当时各连队都放了几天假,妈妈带我到向阳湖畔去看爸爸。那时爸爸还住在老乡家里,好像和冯牧叔叔住在一块儿。爸爸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我发现爸爸好像比在北京时憔悴了一些,也许是生活艰苦,又要干体力劳动的缘故。吃午饭时,听说五连要聚餐,我很高兴,小孩子,谁不愿热热闹闹地过节呢?正当我提着马扎高高兴兴地准备去食堂时,突然有人来通知我们,因为爸爸是“黑帮”,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道聚餐,只能把饭打回来自己吃。听了这话,我就像迎头吃了一记闷棍,半天没回过味来。后来,爸爸妈妈打来了一些鸭肉、猪肉和别的菜,我们就独自吃了起来。虽然我已许久没吃到肉了,但这些喷香的菜吃在嘴里却味同嚼蜡。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打入另册的滋味。想到我的那些“共产主义学校”的同班同学一起欢聚热闹的场面,我的心真像针扎一样。我暗暗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来五连过春节!后来,我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过完春节回到学校不久,我们重新分了班,我被分到了六(二)班,老师也换了。我很喜欢原来的班主任许士坤老师,她上课对我们要求很严,但课下对我们却十分关心爱护。而新老师是一位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说话嗓音洪亮,却有些盛气凌人,不像许老师待人那样亲切。刚上任不久,她就把我单独教训了一顿。那天正值春寒料峭,我身上穿着姐姐穿小了的用爸爸旧呢子上装改成的破上衣。她指着我的衣服高声说:“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你是什么人?你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你到这儿来,是来改造思想的!可你看看,你居然还穿着呢子衣服,你像是来改造的吗?我看你倒像个资产阶级的阔小姐!”听了这番训斥,我心中一百个不服,因为我清楚地看到,这位老师身上穿的,是比我的破呢子大衣高级不知多少倍的天蓝色细呢裤子。但作为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在这位老革命面前,除了接受“教育”,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咽下这口气。 
   我爸爸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对于这种话,我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从爸爸平日的言谈话语中,即使是年幼的我也能深深地了解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一片深情。他时常告诉我,在旧社会他的生活如何穷困,国民党如何迫害他,而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使我们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爸爸被打成“黑帮”,整天挨斗。我曾天真地问过他:“爸爸,你真的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吗”?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说:“请你相信爸爸,我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因此,我从心里给爸爸打了保票,他绝对是个好人! 
   然而,这些心里话当时我能向谁说呢?憋在心里实在是不好受。于是,我想到了把它写在日记本里的主意。在那小小的日记本中,我尽情地宣泄着心头的郁闷。我曾在“我的爸爸最好”这句话中,一口气写了十几个"最”,而同样在“×××最坏”中也写了十几个“最”。仿佛唯有这样才能吐出心中的恶气,感觉也舒服多了。
   过了不久,我还破天荒地写了一首长诗。写诗是受到一位同学的启发。她的哥哥姐姐都是知青,有时来信会给她抄一些知青中流行的诗歌。记得她曾给我看过一首诗,诗中写道:“亲爱的天安门前,/每一棵树,每一只鸟儿,/都勾起我童年的回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诗句,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给了我很深的触动(以至于直到今日我还能背得出来)。也许是爸爸的遗传因子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吧,从没写过诗的我一下子来了灵感,一首长诗奇迹般地在我手下诞生了,并且更奇迹般地流传了出去。这首诗,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甚至连题目也全忘记了,只知道是写怀念故乡和天安门的。后来,当我回到北京之后,见到当时五连的一位熟识的叔叔,他还一再向我提到这首诗,可见当时诗已传到三十多里以外的五连。当然,这首诗能流传并不是写得有多好,一定是它写出了大家怀念北京的心声。 
   然而,没过多久,我写日记的事便东窗事发了。 
   那是在干校度过的第一个酷热的夏天,四十多度的高温和繁重的劳动使我发起了高烧,且久久不退,我在宿舍不知昏睡了多久,睁开眼睛时却意外地发现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到我病成这样,妈妈泪流满面,而我却没有哭(直到现在,妈妈每一提及此事都要夸我“坚强”)。 
   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在她准备回汀泗的那天,我出完早操回来,看到妈妈一脸的严肃,很吃惊。但当我看到自己锁着的箱子已被打开后,心里明白了。 
   妈妈首先指着我的诗问:“这是你写的吗?”我点点头。妈妈夸了我几句,说我写得不错,感情真挚。但她马上又拿出了我的日记本:“这也是你写的吧?”我又点点头。妈妈生气地说:“你居然敢写这样的东西,胆子也太大了,被人看见怎么办?”她又指着“我的爸爸最……好!”这句话说:“你爸爸现在还是被审查的对象,你怎么能这么写呢?”我小声反驳说:“爸爸说,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反毛主席。”妈妈见我顶嘴,脸色更加难看:“你爸爸确实不反毛主席和共产党,但他历史上有问题,而且十七年他做官当老爷。他要没有严重错误,党和人民会审查他吗?你应该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能够理解妈妈当时的一片苦心,她确实是怕我因为日记的事闯下大祸,才会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出这番话的。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番话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任何人的话我都可以不相信,但妈妈的话怎么能不信呢?然而,这些话对我的打击之大,实在是难以言说!因为,从今以后,我就必须与疼我爱我的爸爸“划清界限”了。不论我多么坚强(高烧、血泡都不曾让我流泪),在这沉重的一击面前,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哭了! 
   那天妈妈走后,我把记录着自己心声的日记一张一张地撕碎,销毁了。 
1970年10月31日,是我14岁的生日。但在那非常岁月,有几个人还能奢望为自己过生日呢?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爸爸同屋居住的吴泰昌叔叔为我带来了爸爸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一个黑色的手提包,一些吃的东西和几元钱。爸爸在信上祝贺了我的生日,并希望我能健康成长。看到这意外的生日礼物,我心里非常高兴。吴叔叔告诉我,他要到城里办事,有什么要给爸爸带的信,他一会儿来拿。在他走了以后,我头脑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照常理,我应当给爸爸写一封信感谢他,但前不久发生的日记事件却总萦绕在我脑海中。我愚蠢地认为,和爸爸“划清界限”就是少和他来往,甚至接受爸爸的礼物也是“不革命”的表现。但在那物资匮乏的时期,爸爸的礼物还是颇有诱惑力的。于是,我最终决定,爸爸的礼物我照单全收,但回信就免了。这样,可以表明自己站在了“革命”的一边。 
   当吴叔叔听说我什么也不给爸爸捎回去时,从表情上看他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再三劝我:“多少写一点也好”,最后几乎是在恳求我。但我却丝毫不为所动,冷冷地说:“没什么可写的,告诉他东西收到了就行了。”最后吴叔叔失望地走了。我想,这一路上他一定在心里痛骂我是个没心肝的不孝女儿,也许还要编一些善意的谎话来安慰我那可怜的爸爸。 
   许多年以后,在北京我的家中,吴叔叔见到我,旧事重提。他说:“你当时真该给你爸爸写封回信,哪怕几句话也好,你不知道当我告诉你爸爸你没带回信时他那种表情……” 
   将近三十年了,我始终不敢沿着吴叔叔的思路去想象爸爸当年的表情,那对于我来讲是太残酷了。人说时间能够冲淡一切,但二十多年的时间却丝毫没有冲淡我对这件往事的记忆,它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明白,我这个不孝女儿欠爸爸的这笔感情债,是一辈子也还不完了。我能做到的,只有把当年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只饱含爸爸对我疼爱之情的一面印着“最高指示”,一面印着武汉长江大桥的黑色手提包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自从我销毁了日记之后,再没有发泄情绪的地方了,于是,我就把精力放在了与老师作对上,并从中找到了“乐趣”。我们几个女生,曾把老师的蚊帐从顶上捅了一个大洞,半夜里听着老师不停地拍打着蚊子,而偷偷地乐。我们也曾半夜从宿舍中集体“大逃亡”,听老师惊慌失措地高叫:“孩子们怎么都丢了?”我们还结伙旷课到池塘游泳,偷摸老乡的白莲藕……老师被我们搞得没办法,就告到军宣队那里,于是,我们六位女生被请进了“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不断地写检查,但总是通不过,原因是我比别人多一条“罪名”:写诗煽动人心,让大家不安心走“五七道路”。终于熬到“学习班”毕了业,我又被分到了许老师的六(一)班。在许老师的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下,我又变成了一个好孩子。 
1971年初,我小学毕业,回到汀泗镇上了中学。我们上的是当地的中学,每日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因学校离十三连驻地有五里路左右,我们每天上学来回两趟,要走二十多里路,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锻炼。 
1971年夏天,我们几个中学生和一些大人们一起,被派到十四连帮助他们割稻子,于是,我第二次见到了爸爸。 
   十四连与五连是近邻,但为了表示“划清界限”,我住了好几天也没去看爸爸。眼看任务快完成了,领队的叶叔叔问我:“你怎么不去看看你爸爸?他不就住在旁边吗?”我回答:“不想去。”善解人意的叶叔叔对我说:“我命令你去!”说完便强行拉着我一起到了五连的驻地,直到把我送到爸爸值班的工棚前,他才回去。
   看到长得又高又胖的小女儿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爸爸真是喜出望外。他拉着我坐到床边,一边急切地问这问那,一边从兜里掏出了几块水果糖硬让我吃。我看到爸爸的精神比上次见面好多了,人似乎也胖了一些。他告诉我,为了照顾他们这些老弱病残,不让他们干重活了,只让他们轮流看菜地,有时白班,有时夜班。他和张光年叔叔轮流值班。从话语中可以看出,爸爸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但看到爸爸的状况不错,我心里也很高兴。 
   回到汀泗后,我就常常给爸爸写信,而爸爸也常来信。有时信封上写我的名字(这样妈妈一般不拆),我一看,就知道爸爸又给我寄钱来了。爸爸深知妈妈对我要求严格,不轻易给我零花钱,所以常偷偷寄些钱来。 
1972年春节,妈妈计划带我去看爸爸,但十三连的一些同志想趁放假去庐山旅游。在爸爸和庐山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样,妈妈只好一个人到向阳湖畔与爸爸团聚,而我却在冰天雪地中去登“天生一个仙人洞”的庐山了。 
   过了几个月,姐姐要从东北到咸宁探亲。自从1969年8月她到黑龙江兵团以后,我们已有两年多没见面了。打听好她乘的车次,我就步行三十多里到咸宁城里的车站去接她。 
   到咸宁时间还早,我就一头扎进了平时最爱光顾的新华书店。一进门,就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仔细一看,原来是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回头看见我,又惊又喜,他也是来接姐姐的。我们父女能在新华书店见面,想来也是再巧不过了。 
   可那次偏偏姐姐没在咸宁下车,让我和爸爸担心极了。从车站出来,爸爸不放心我一人回汀泗,就让我和他一道回五连去。我们一路走,一路聊,爸爸给我讲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比如老舍伯伯,我只知道他几年前就去世了,但这个在我心目中慈祥可亲的老伯(我一直珍藏着他访日归来后送给我的一支小钢笔)到底怎么死的,我却不知道,爸爸这次告诉了我。另外,还有著名作家杨朔叔叔的死讯也是爸爸这次告诉我的。听到这消息,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杨叔叔的女儿是我小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我们每天手拉手一起上学,在她家我多次见到过杨叔叔。但没想到,杨叔叔也这么快就走了。 
   我们聊着聊着,三十多里路很快就走完了。到了五连,我发现那里的环境比我上次来又好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宽松多了,一些过去认识的叔叔阿姨还过来看我,还有分开一年的“共产主义学校”的同学也见面了,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在干校我和爸爸的第三次见面,是最轻松愉快的。 
1972年7月,我的干校生活结束了,早爸爸三个月回到了北京。 
   将近三年的干校生活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尽管它曾给我带来过痛苦和磨难,但它也给了我健壮的体魄、很强的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并且也锻炼了我的心理承受力。在干校,我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辛和淳朴(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在五连被“革命群众”拒之门外时,是农民大娘偷偷往我兜里塞的炸薯块和米花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了解了祖国大地秀美的自然风光,也了解了社会上的世态炎凉。  

也许应该用我爸爸的诗句来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吧: 

别来常思念, 
永生不能忘。 

1999年 10月1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