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爸爸臧克家
郑苏伊（13连）
1969年11月底，一列隆隆的列车将刚刚过完13岁生日的我载到了湖北咸宁的一个小镇上，开始了我“五七路上向阳花”的艰苦生涯。
离京的前几天，爸爸带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也许他心里明白，虽然他和我相继要到咸宁干校，但不在同一连队，相隔很远，平日要想见上一面，恐怕也是很难的。所以，他要和心爱的小女儿一起留个影，以做纪念。照片上，饱经沧桑的爸爸慈爱地微笑着，而我却一脸的稚气，活脱是个傻丫头。
爸爸的猜测是很准确的。我在咸宁干校生活了将近三年，而在这三年中，我与爸爸仅仅见了三次面。应该说，我们并不是只有三次见面的机会，而许多次机会都被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主动放弃了。个中原因，在下文中自有交待。
初到干校，我住在汀泗桥妈妈所在连队——十三连，而爸爸，住在向阳湖畔的五连，两个连队相距三十多里路。不久，我又被分配到咸宁城里干校办的“共产主义学校”读书，学校离汀泗和向阳湖都有三十多里，每两周才能回汀泗一次。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共产主义学校”占用的是咸宁高中的校舍，居住条件还好，但初期伙食很差。我们这些小学生，远离父母，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每日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军训出早操，晚上还时常搞紧急集合，背着背包行军、爬山。至于开荒种菜，挑水挑粪，更是家常便饭。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从没干过农活的孩子来说，这些都是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磨起了血泡，肩膀肿得像座小山，一碰钻心地疼，有许多女同学晚上躺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我对这些艰苦的劳动生活倒是很快就适应了，但最让我适应不了的是精神上的打击。
记得第一次见到爸爸是到干校第二年的春节，当时各连队都放了几天假，妈妈带我到向阳湖畔去看爸爸。那时爸爸还住在老乡家里，好像和冯牧叔叔住在一块儿。爸爸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我发现爸爸好像比在北京时憔悴了一些，也许是生活艰苦，又要干体力劳动的缘故。吃午饭时，听说五连要聚餐，我很高兴，小孩子，谁不愿热热闹闹地过节呢?正当我提着马扎高高兴兴地准备去食堂时，突然有人来通知我们，因为爸爸是“黑帮”，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道聚餐，只能把饭打回来自己吃。听了这话，我就像迎头吃了一记闷棍，半天没回过味来。后来，爸爸妈妈打来了一些鸭肉、猪肉和别的菜，我们就独自吃了起来。虽然我已许久没吃到肉了，但这些喷香的菜吃在嘴里却味同嚼蜡。我第一次尝到了被打入另册的滋味。想到我的那些“共产主义学校”的同班同学一起欢聚热闹的场面，我的心真像针扎一样。我暗暗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来五连过春节！后来，我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过完春节回到学校不久，我们重新分了班，我被分到了六(二)班，老师也换了。我很喜欢原来的班主任许士坤老师，她上课对我们要求很严，但课下对我们却十分关心爱护。而新老师是一位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说话嗓音洪亮，却有些盛气凌人，不像许老师待人那样亲切。刚上任不久，她就把我单独教训了一顿。那天正值春寒料峭，我身上穿着姐姐穿小了的用爸爸旧呢子上装改成的破上衣。她指着我的衣服高声说：“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你是什么人？你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你到这儿来，是来改造思想的！可你看看，你居然还穿着呢子衣服，你像是来改造的吗?我看你倒像个资产阶级的阔小姐！”听了这番训斥，我心中一百个不服，因为我清楚地看到，这位老师身上穿的，是比我的破呢子大衣高级不知多少倍的天蓝色细呢裤子。但作为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在这位老革命面前，除了接受“教育”，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咽下这口气。
我爸爸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对于这种话，我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从爸爸平日的言谈话语中，即使是年幼的我也能深深地了解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一片深情。他时常告诉我，在旧社会他的生活如何穷困，国民党如何迫害他，而正是共产党毛主席使我们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记得“文革”刚开始不久，爸爸被打成“黑帮”，整天挨斗。我曾天真地问过他：“爸爸，你真的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吗”?爸爸语气坚定地对我说：“请你相信爸爸，我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因此，我从心里给爸爸打了保票，他绝对是个好人！
然而，这些心里话当时我能向谁说呢？憋在心里实在是不好受。于是，我想到了把它写在日记本里的主意。在那小小的日记本中，我尽情地宣泄着心头的郁闷。我曾在“我的爸爸最好”这句话中，一口气写了十几个"最”，而同样在“×××最坏”中也写了十几个“最”。仿佛唯有这样才能吐出心中的恶气，感觉也舒服多了。
过了不久，我还破天荒地写了一首长诗。写诗是受到一位同学的启发。她的哥哥姐姐都是知青，有时来信会给她抄一些知青中流行的诗歌。记得她曾给我看过一首诗，诗中写道：“亲爱的天安门前，／每一棵树，每一只鸟儿，／都勾起我童年的回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诗句，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给了我很深的触动(以至于直到今日我还能背得出来)。也许是爸爸的遗传因子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吧，从没写过诗的我一下子来了灵感，一首长诗奇迹般地在我手下诞生了，并且更奇迹般地流传了出去。这首诗，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甚至连题目也全忘记了，只知道是写怀念故乡和天安门的。后来，当我回到北京之后，见到当时五连的一位熟识的叔叔，他还一再向我提到这首诗，可见当时诗已传到三十多里以外的五连。当然，这首诗能流传并不是写得有多好，一定是它写出了大家怀念北京的心声。
然而，没过多久，我写日记的事便东窗事发了。
那是在干校度过的第一个酷热的夏天，四十多度的高温和繁重的劳动使我发起了高烧，且久久不退，我在宿舍不知昏睡了多久，睁开眼睛时却意外地发现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到我病成这样，妈妈泪流满面，而我却没有哭(直到现在，妈妈每一提及此事都要夸我“坚强”)。
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在她准备回汀泗的那天，我出完早操回来，看到妈妈一脸的严肃，很吃惊。但当我看到自己锁着的箱子已被打开后，心里明白了。
妈妈首先指着我的诗问：“这是你写的吗？”我点点头。妈妈夸了我几句，说我写得不错，感情真挚。但她马上又拿出了我的日记本：“这也是你写的吧？”我又点点头。妈妈生气地说：“你居然敢写这样的东西，胆子也太大了，被人看见怎么办？”她又指着“我的爸爸最……好！”这句话说：“你爸爸现在还是被审查的对象，你怎么能这么写呢?”我小声反驳说：“爸爸说，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反毛主席。”妈妈见我顶嘴，脸色更加难看：“你爸爸确实不反毛主席和共产党，但他历史上有问题，而且十七年他做官当老爷。他要没有严重错误，党和人民会审查他吗?你应该在思想上和他划清界限！”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能够理解妈妈当时的一片苦心，她确实是怕我因为日记的事闯下大祸，才会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出这番话的。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番话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任何人的话我都可以不相信，但妈妈的话怎么能不信呢?然而，这些话对我的打击之大，实在是难以言说！因为，从今以后，我就必须与疼我爱我的爸爸“划清界限”了。不论我多么坚强(高烧、血泡都不曾让我流泪)，在这沉重的一击面前，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哭了！
那天妈妈走后，我把记录着自己心声的日记一张一张地撕碎，销毁了。
1970年10月31日，是我14岁的生日。但在那非常岁月，有几个人还能奢望为自己过生日呢？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爸爸同屋居住的吴泰昌叔叔为我带来了爸爸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一个黑色的手提包，一些吃的东西和几元钱。爸爸在信上祝贺了我的生日，并希望我能健康成长。看到这意外的生日礼物，我心里非常高兴。吴叔叔告诉我，他要到城里办事，有什么要给爸爸带的信，他一会儿来拿。在他走了以后，我头脑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照常理，我应当给爸爸写一封信感谢他，但前不久发生的日记事件却总萦绕在我脑海中。我愚蠢地认为，和爸爸“划清界限”就是少和他来往，甚至接受爸爸的礼物也是“不革命”的表现。但在那物资匮乏的时期，爸爸的礼物还是颇有诱惑力的。于是，我最终决定，爸爸的礼物我照单全收，但回信就免了。这样，可以表明自己站在了“革命”的一边。
当吴叔叔听说我什么也不给爸爸捎回去时，从表情上看他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再三劝我：“多少写一点也好”，最后几乎是在恳求我。但我却丝毫不为所动，冷冷地说：“没什么可写的，告诉他东西收到了就行了。”最后吴叔叔失望地走了。我想，这一路上他一定在心里痛骂我是个没心肝的不孝女儿，也许还要编一些善意的谎话来安慰我那可怜的爸爸。
许多年以后，在北京我的家中，吴叔叔见到我，旧事重提。他说：“你当时真该给你爸爸写封回信，哪怕几句话也好，你不知道当我告诉你爸爸你没带回信时他那种表情……”
将近三十年了，我始终不敢沿着吴叔叔的思路去想象爸爸当年的表情，那对于我来讲是太残酷了。人说时间能够冲淡一切，但二十多年的时间却丝毫没有冲淡我对这件往事的记忆，它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明白，我这个不孝女儿欠爸爸的这笔感情债，是一辈子也还不完了。我能做到的，只有把当年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只饱含爸爸对我疼爱之情的一面印着“最高指示”，一面印着武汉长江大桥的黑色手提包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自从我销毁了日记之后，再没有发泄情绪的地方了，于是，我就把精力放在了与老师作对上，并从中找到了“乐趣”。我们几个女生，曾把老师的蚊帐从顶上捅了一个大洞，半夜里听着老师不停地拍打着蚊子，而偷偷地乐。我们也曾半夜从宿舍中集体“大逃亡”，听老师惊慌失措地高叫：“孩子们怎么都丢了？”我们还结伙旷课到池塘游泳，偷摸老乡的白莲藕……老师被我们搞得没办法，就告到军宣队那里，于是，我们六位女生被请进了“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不断地写检查，但总是通不过，原因是我比别人多一条“罪名”：写诗煽动人心，让大家不安心走“五七道路”。终于熬到“学习班”毕了业，我又被分到了许老师的六(一)班。在许老师的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下，我又变成了一个好孩子。
1971年初，我小学毕业，回到汀泗镇上了中学。我们上的是当地的中学，每日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因学校离十三连驻地有五里路左右，我们每天上学来回两趟，要走二十多里路，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锻炼。
1971年夏天，我们几个中学生和一些大人们一起，被派到十四连帮助他们割稻子，于是，我第二次见到了爸爸。
十四连与五连是近邻，但为了表示“划清界限”，我住了好几天也没去看爸爸。眼看任务快完成了，领队的叶叔叔问我：“你怎么不去看看你爸爸？他不就住在旁边吗?”我回答：“不想去。”善解人意的叶叔叔对我说：“我命令你去！”说完便强行拉着我一起到了五连的驻地，直到把我送到爸爸值班的工棚前，他才回去。
看到长得又高又胖的小女儿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爸爸真是喜出望外。他拉着我坐到床边，一边急切地问这问那，一边从兜里掏出了几块水果糖硬让我吃。我看到爸爸的精神比上次见面好多了，人似乎也胖了一些。他告诉我，为了照顾他们这些老弱病残，不让他们干重活了，只让他们轮流看菜地，有时白班，有时夜班。他和张光年叔叔轮流值班。从话语中可以看出，爸爸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这次见面的时间不长，但看到爸爸的状况不错，我心里也很高兴。
回到汀泗后，我就常常给爸爸写信，而爸爸也常来信。有时信封上写我的名字(这样妈妈一般不拆)，我一看，就知道爸爸又给我寄钱来了。爸爸深知妈妈对我要求严格，不轻易给我零花钱，所以常偷偷寄些钱来。
1972年春节，妈妈计划带我去看爸爸，但十三连的一些同志想趁放假去庐山旅游。在爸爸和庐山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样，妈妈只好一个人到向阳湖畔与爸爸团聚，而我却在冰天雪地中去登“天生一个仙人洞”的庐山了。
过了几个月，姐姐要从东北到咸宁探亲。自从1969年8月她到黑龙江兵团以后，我们已有两年多没见面了。打听好她乘的车次，我就步行三十多里到咸宁城里的车站去接她。
到咸宁时间还早，我就一头扎进了平时最爱光顾的新华书店。一进门，就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仔细一看，原来是爸爸。我叫了一声，爸爸回头看见我，又惊又喜，他也是来接姐姐的。我们父女能在新华书店见面，想来也是再巧不过了。
可那次偏偏姐姐没在咸宁下车，让我和爸爸担心极了。从车站出来，爸爸不放心我一人回汀泗，就让我和他一道回五连去。我们一路走，一路聊，爸爸给我讲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比如老舍伯伯，我只知道他几年前就去世了，但这个在我心目中慈祥可亲的老伯(我一直珍藏着他访日归来后送给我的一支小钢笔)到底怎么死的，我却不知道，爸爸这次告诉了我。另外，还有著名作家杨朔叔叔的死讯也是爸爸这次告诉我的。听到这消息，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杨叔叔的女儿是我小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我们每天手拉手一起上学，在她家我多次见到过杨叔叔。但没想到，杨叔叔也这么快就走了。
我们聊着聊着，三十多里路很快就走完了。到了五连，我发现那里的环境比我上次来又好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宽松多了，一些过去认识的叔叔阿姨还过来看我，还有分开一年的“共产主义学校”的同学也见面了，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在干校我和爸爸的第三次见面，是最轻松愉快的。
1972年7月，我的干校生活结束了，早爸爸三个月回到了北京。
将近三年的干校生活在我的一生中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尽管它曾给我带来过痛苦和磨难，但它也给了我健壮的体魄、很强的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并且也锻炼了我的心理承受力。在干校，我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辛和淳朴(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在五连被“革命群众”拒之门外时，是农民大娘偷偷往我兜里塞的炸薯块和米花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了解了祖国大地秀美的自然风光，也了解了社会上的世态炎凉。
也许应该用我爸爸的诗句来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吧：
别来常思念，
永生不能忘。
1999年 10月1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