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九岁

侯若菲（六连）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越南华侨。父亲早年在广东参加韩江抗日纵队，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4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越南华侨战时筹赈总会筹赈部长，越南中央华侨运动委员会委员、特派员。1949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至1955年调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工作。父亲在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工作时，身经六大战役，先后立一等功、二等功，并荣获越南政府颁发的英模勋章。1955年8月，父亲调回国内工作，历任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图书出版社的翻译、组长、副总编、社长，后又调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二局任职，并兼任北京市越南、老挝、柬埔寨归国华侨联谊会会长。

我的母亲在1948年正式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在越南海防一家私人医院做护士，同时利用护士的合法身份购买药品，供给国内解放区。1949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母亲回国参加广西防城江平区镇反、钦州土改以及华南工作团翻译等工作。在那艰难的岁月，母亲患上了终生的顽疾—支气管扩张病。1956年，母亲调至北京图书馆东方语文编目组，担任越南文图书的采访、分类、编目工作。

然而，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家也同千万个家庭一样，被卷入了那场浩劫！

1969年的秋天，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的阶段，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已有两三年了，一直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学习改造，搓煤球、扫厕所，三天两头被揪上台批斗。那年10月，又被发落到河南下放改造。我和二姐随母亲在同年11月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那年我9岁。大姐一人留在北京等待分配。我们家一下子分成几处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可在那短暂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

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一天我放学回家，见家里地上堆满草垫、草席、草绳。妈妈和姐姐谁也顾不上我，她们正在忙着打捆，整理箱子。家里空空的，没剩下什么家具了，那两个漂亮的大衣柜都被搬到隔壁的人家。那家的主人，已经在几个月前被三个戴着红袖章的人带走了。他家屋子一直空着，现在放满了我们家和不知是谁家的家具。而我们将要腾空的屋子，听说要住进那些造反派。我不知道什么是“造反派”，但我知道爸爸就是被造反派带走的。我发愣地看着正在捆着木箱的妈妈和二姐。二姐那年才13岁，但我觉得她很了不起，什么都会干，都能干，我没有哥哥，妈妈似乎把她当男孩子。妈妈对二姐说：“再紧点，再紧点，这是要托运走的行李，捆不紧路上散了可就麻烦了。”只见二姐使出吃奶的力气，使劲地拽着正捆的绳子，我也情不自禁地帮二姐拽起来。捆好了木箱，妈妈对站在那儿傻呆着的我说：“去把你自己的课本、作业收拾好，准备带走；把不玩的玩具、不看的书送给院里的小朋友吧！”我照着妈妈的吩咐做了。我跑到小米家，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门，我在门口对小米喊道：“小米，我把我的小人书都送给你，有《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神秘岛》《我的同桌》，快开门啊！”

我却分明听见里面小米妈妈说：“不许出去，在家给我呆着！以后少跟那个特务崽子混在一起！”我悻悻地下楼，站在院里，希望能找到平时一起玩的小朋友。

然而，意外发生了！平时玩的朋友不见了，却跑过来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一些的男孩女孩，他们高喊着冲过来。“打啊，打这个叛徒的狗崽子，打啊，打死这个特务的女儿！”叫声中，一些碎石块、砖头就飞过来了。我吃了一惊，抱着我的书和玩具，躲闪着，奔跑着，几个女生已经逼近我，她们的唾沫吐了我一身一头。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刚想告诉妈妈，却看见妈妈站在窗前流眼泪。我一转身，躲进了厨房。二姐正在那里收拾要带走的锅碗，见我过来，问：“怎么了？”

我说：“姐，没人要我的书和玩具，还有人追着要打我，咱们快把东西藏起来吧。”二姐说：“那你就放阳台吧，千万别让妈妈知道，省得她心烦。”我把书捆好，玩具包好，塞在阳台放杂物的角落里。我回屋时，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打着哪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我撒谎说：“他们不是追我，是别人，我怕打着我，藏起来了，后来我去小米家，把东西都给她了。”妈妈显然松了口气。

那天，大姐很晚才回来，她说因为毕业班留下来填志愿才晚的。妈妈问大姐：“是按我说的填的吗？”大姐说：“是。留京服从分配。”我好像不知道大姐将要一人留在北京……我在独自兴奋着，因为马上我就要坐上火车，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难以忘记的一幕是在北京火车站和大姐分别的那一刻。妈妈和大姐哭成一团，尤其是大姐，她那么瘦小单薄，哭得泣不成声。她就要一人留在北京了。大姐那年刚上初三，根据有关指示，不用跟随父母下放，可以留在北京待毕业分配。北京一个亲戚都没有，大姐被安顿在爸爸单位的单身宿舍。大姐后来回忆说，就在火车启动的那一时刻，她才明白自己真的要留在北京了，妈妈和妹妹们真的要与她分别，离她远去。她有点不相信，希望哭能让妈妈改变主意。但火车慢慢地、有节奏地前进了，而且越开越快，火车带起的风吹乱了大姐的头发，扬起的沙迷住了她的泪眼，大姐在车下奔跑着，挥舞着双手。妈妈从车厢里探出头向外张望着，一遍遍擦着涌出的泪水。我和二姐被这个场面惊呆了，二姐也在流泪，这时我才似乎悟出了什么，我“哇”地一声哭了！大喊着：“大姐，大姐！”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提到那一刻，我们仍然感慨万千。

二

就在我提笔去追忆那往事的时刻，我的心在激动，脑海在翻腾。刚踏上湖北咸宁的土地，我的眼前就盛满了那美丽的景色：红色绵延的山峦、金黄色的稻田、翠绿的湖泊，以及那又细又长弯弯曲曲的田埂，田埂两侧长满了红彤彤野草莓的绿色草本植物。我第一次看见了水牛，第一次看见了猪，南方特有的潮润芳香的空气令我心醉神迷……一到咸宁，我们就被安顿到咸宁县城的中转站—咸高（咸宁县高中）。在这里，一方面等火车托运的行李，一方面妈妈打算把我留在咸高的共产主义小学。妈妈极耐心地劝我留在学校上学，以免落课太多。可也许因为我刚到一个新地方不适应，也许是大姐和妈妈分别的那一幕太刺激我，我怎么也不肯独自留下来上学。妈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妈妈，就答应我和他们一起先回连队。我们提着随手的行李，穿过咸高学校的宿舍楼道，听着许多因为不愿意离开家长又必须住校的孩子们的哭声，我觉得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我们来到连队安顿下来。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有一批先头部队在这里开垦种菜了，干校已经初具规模了。妈妈身体不好，是属于老弱病残那一批的，妈妈就被分配在食堂。后来连里搞了个小小的代销点，就让妈妈在做饭之余帮助经营小卖部，不用下田。我也可以天天跟着妈妈，自由自在地玩，可真开心啊！妈妈在食堂的工作很忙，要给下地的连队叔叔、阿姨们做饭，一天有切不完的菜，晚上还要在小卖部卖烟和日用杂品，根本没工夫理我。我像一个“跟屁虫”似的在厨房转悠完就上小卖部，要不我就在我们住的那排红色砖房后面的土坡上闲逛。我们连队新结婚的叔叔、阿姨挺多，后坡上扔满了他们结婚的喜糖纸，我就在那里捡糖纸。有一种叫“69”的奶糖纸，一共有12种颜色，我已经攒到8种了，我兴奋无比。二姐比我大4岁，连里已经让她下地干活了。听连里的叔叔、阿姨们回来跟妈妈开玩笑说：“小霞没有腰，干活不会累，哪个小队都抢她。”一整个白天我自己玩得很无聊，两周没去上学，令我心里有点不安了。这时，我自己主动向妈妈提出要上学。妈妈高兴极了。有了这么一个过渡，是我自己想明白的。去住校读书妈妈也就放心了。

但是，连队离学校三十多里的路，妈妈多年的支气管扩张病令她不能负重，不能颠簸，否则，就会大咳血，会危及生命。还是二姐替妈妈解了难，自告奋勇地说她能送我上学。妈妈将信将疑，最后，妈妈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于是，从我决定上学那一刻，送我上学的任务就自然落到年龄只有13岁的二姐身上。是二姐把我送进学校，安顿好我的吃住。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每个我无法回连队的礼拜天，都是二姐来学校为我拆洗衣被，姐姐成了我的家长，承担着本不该她这个年龄承担的任务。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共产主义小学的生涯。

三

共产主义小学是文化部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在当地咸宁县高中办的一所临时小学，因为离各连队都较远，所以是一所住宿学校。老师是干校的职工，学生是干校职工的子女，总共也就三四个班，有三、四、五3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一座灰色的主楼就是教学楼，它的对面隔着一个不大的操场，在操场这边的红色砖楼就是我们的宿舍楼。操场的左边是一个不大的鱼塘，鱼塘里游动着一群一群的鱼，不时也游过几只野鸭。鱼塘周围种了一圈树，几头水牛鼻子套上绳子拴在树上，它们“哞哞”地叫着，有的甩着尾巴轰赶蚊蝇，有的低着头吃树底下的青草，有的卧在地上享受着校园的宁静。夕阳照在这不大的鱼塘，水牛错落有致的剪影所勾勒出的画面，是我在北京从未见过的，它那么和谐、那么生动，简直让我看呆了。我一下子喜欢上学校了。

我们宿舍的模样至今我还有印象。一间不大的屋子，四周摆满了双层木制床，因为床又多又高，屋里的光线被床遮住了，所以整个宿舍黑乎乎的。屋子中间光线较好的地方摆了一排桌子让我们写作业用。湖北夏天的蚊子特多，每人的床上都挂了蚊帐。蚊帐的铁挂钩我们自己用彩色的玻璃丝缠上。大家简单的行李、箱子有的塞在床底，有的干脆就堆在床头，反正那时我们还都只是9、10岁的孩子，有成人身长的床放了箱子也还够我们睡的。我的床被二姐收拾、布置得干干净净。

我的床铺贴着的那堵墙，隔壁是一个咸高教职员工的家。晚上熄灯后，我在安静的宿舍里可以清楚地听见他家人的说话声。就像每一个正常的家庭那样的对话，有一句没一句的。但每一句都深深打动我的心。因为它令我想起自己曾拥有过这样温暖的家，爸爸、妈妈和姐姐们在一起说笑的家。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非常的时期，我的家五个人分成了四处。我必须和以前的小学同学告别，必须离开父母，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和这些陌生的同学住在这里。我真想远在北京的大姐，在河南的爸爸，还有在连队的妈妈、二姐。当隔壁家收音机播放《红色娘子军》舞曲时，我就整首整首地跟着哼唱，而泪水也沾湿了我的枕头……无情的岁月，造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我，9岁的我就天天写日记，给远方的爸爸、姐姐写信了。后来多少年以后，爸爸让我看了他保留着我写给他的信，其中有的信是用红笔圈点过的。有一段画红线的句子是信的最开头：“月光像碎银子般地洒在我的床头……”爸说，他看了一个9岁孩子写成这样的信，夜里久久不能入睡。

提到《红色娘子军》，让我回忆起在那年月我们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八个样板戏、演八个样板戏。学校也组织排练样板戏《沙家浜》的几个片段。学校排戏是有很好的演员基础的。因为是文化部系统的干校，文艺界人才济济，学校请了当时的红旗越剧团的老演员为我们排练，而学校的小演员大都是红旗越剧团的子女。他们受到艺术熏陶，戏演得很到位，沙奶奶、阿庆嫂、刁德一、胡传魁，个个就是小一号的演员。唱、念、做、打，模仿极像。还有那个风度翩翩的郭建光，他的唱腔做派令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也被召去演一个小角色。是《沙家浜》里饰卫生员小玲的候补演员。也就是说，如果一号演小玲的没能上场，我就去替她演。小玲的台词在那场戏里只有一句：“指导员，奎宁没有了！”我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非常认真，因为我觉得，即使让我当个替补演员，也说明老师很重视我，同学很信任我，我觉得很光荣。我场场排练都不落。

在我们排演的最后一幕“十八棵青松”唱完，有一个亮相，郭建光的手要求搭在小玲的肩上，可因为当时男女生分界限，男女生从不说一句话，更何况搭肩？就这一个动作，排练了不下10次，每次饰郭建光的演员都用手虚搭在小玲肩上，离开小玲肩有一寸高的距离，导演在大家最后亮相时，便快步冲过来，将他的手重重地按在小玲肩上，然而，就在导演转过头的一刹那，郭建光的手又悄悄抬起来……如今这一切还历历在目。

我们排的《沙家浜》在县城、在连队都上演过，反响强烈。饰小玲的一号演员场场不落，我永远是候补演员，从没上过真正的戏台。但在幕后的我仍很兴奋、很激动地为我们的演员鼓掌叫好。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很轻松，数学和语文是主要课程。但因为大家从北京各个学校来的，进度也不太一致，所以老师的教学进度放得很慢，再加上这些老师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老师，只不过是下放的干部被连里派出来做老师的，所以不是很正规。学校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以劳动为主。学校的右前方和后坡都是我们的菜地，再远一点还有一块白薯地。我们的学习内容就常常是在这几块地上完成的。

首先是要浇菜地，有时浇水，有时浇粪。这是一桩大家都很怵的劳动。小小年纪的我们，两人用一根又长又宽的扁担抬着一大木桶水或粪去浇菜地。那时我们个子矮小，又没有劲，抬的大桶的桶底几乎擦着地，阻力很大，很沉。有的同学抬到菜地，桶里的水洒了一半了；有的同学半路就坐在路边哭起来了。如果抬粪，洒一脚屎尿汤是常事。但那时是锻炼，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苦再累也得咬牙挺着。

圆白菜地遭了病虫害，老师就带我们去菜地捉虫，一片菜叶一片菜叶地翻找。一条条淡绿色肉乎乎的菜青虫被我们捉出来，我们把肉虫攥在手心里，另一只手继续捉虫，攥在手心里的肉虫从手指缝往外爬……有个女生怕虫不敢捉，见到虫就尖叫，老师就当场批评她，要她好好反省做检查。晚上开“斗私批修”会时，她先站起来念了自己刚写的检查，大意是说自己怕苦怕累。之后就是大家发言，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她“娇骄二气”、“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等等，一大堆“帽子”扣在她头上，她很不好受地哭了。第二天她就“变得”不怕虫子，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捉虫了。

我们的劳动课程安排得很满，每天除了要浇菜地、刨白薯，还要在中午排班轮流看菜地，那时，我们就有了些许的自由。我们不会老实地蹲在那里看菜地，我们要去我们认为最好玩的地方去玩个痛快！

学校红色宿舍楼的后面，是一处最令我们神往的地方。那里是一座开满野花的山坡，坡顶上是一条通往北京的铁轨，铁轨东西望不到尽头，但有一段架在出入学校必经之路的桥墩上。桥墩是大块大块石头堆砌而成的，桥下挺宽，可以行车走人。一到雨季，桥下积满雨水，出入学校我们就要膛着没过小腿的水，担心会一脚踩上一摊牛粪，深一脚浅一脚地过桥洞。赶上火车经过时，整个桥似乎都在颤抖，我真怕火车会把桥压塌了。我常和同学们背着老师，偷偷跑到那桥上趴在铁轨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那即将开来的火车声。火车每一趟的间隔时间并不短，我们三五成群地就那么趴着，耐心地等待着。忽然，耳朵贴着的铁轨颤抖起来，而且越来越强烈，我们彼此转告着：“来了！来了！”于是，我们灵巧地翻身下桥，重新趴在离铁轨不远的石坡上等待着。火车真的开过来了，整个桥身都颤抖起来，我们的耳里灌进无法容忍的轰鸣声。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盼着火车开过。我们仰着头，歪着脖子，吃力地数着车厢，猜测着它来去的方向。忽然，我的鼻子一酸，哭了。我想念爸爸，想念大姐，想念北京。我们离开北京之前，爸爸也去干校了，爸爸去的干校在河南，我已经有多久没见过爸爸了，我也记不清了。听妈妈说，去河南也要过黄河，没准，爸爸就坐过这趟车吧？还有大姐，她一个人在北京，离爸爸妈妈都那么远，她想家吗？她会不会坐这趟车来湖北看我们呢？呜呜的火车长鸣声，把我带进无尽的思念与遐想之中。望着远去火车的车尾，我情不自禁地挥起手，喃喃地说：“火车，再见！”当老师发现我们没看菜地而溜到这里看火车，刚想批评我们时，可能被我满脸的泪水打动了，老师拍拍我的肩，只说了声：“回去吧！”

在学校，师生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情。随着下放干部的一批又一批来到干校，班里时时转来新同学。每个新生都要展示自己的才能。有一天，晚上转来一个女生，一进宿舍，放下行李就给我们表演《红色娘子军》片断。哇！她跳得太棒了，脚尖可以像真的芭蕾舞演员那样踮起来，横劈竖劈，还可以站着把一条腿竖起来与身体平行。我们都看呆了，老师和班干部立即任命她担任我们班的文体委员。从此，她就一直是文体的骨干，很受老师同学们喜欢。

学校规定两周回一次连队，把回连队的周末定成大礼拜，留校的一周为小礼拜。一个大礼拜的周末，因为下大雨，道路实在太泥泞，卡车的轱辘安上大铁链子也难以控制车子打滑，于是，学校让同学们在宿舍待命，等天晴再回连。大家都很守纪律地等待，唯有一个女生哭哭啼啼地闹。下午学校来通知，说雨停不了，这周末回连计划取消，顺延到下周。晚自习时，发现这个女生不在宿舍了，老师赶紧去寻找，终于在回连队的半路上找到了她。原来，这个女生实在按捺不住对父母的思念，自己穿上雨衣，偷偷上路了！她要自己步行走回连队。那可是三十多里的山路啊！找到她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又把她安全地送到她父母身边，已经是后半夜了，老师连急带气病倒了。我们都很紧张，在学校天天和老师同吃同住，老师就是半个家长，老师病倒我们能不紧张吗？后来学校规定，学生不许擅自离校，如果擅自离校，后果自负。

在共产主义学校，我们除了有时想家，有时吃点苦，也有非常开心的时刻。

记得最美的一次郊游，是班主任带我们去爬山，那是一座长满栗子树的野山。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栗子皮也挺好剥的，露出白生生的栗子肉，咬一口又脆又甜，我们连吃带拿的，有的同学把栗子装进衣兜裤袋里，有的装进帽子里。山上除了栗子，还有旱芦苇，我们叫它是“笤帚苗”，我们用它绑成一捆，做扫床用的笤帚，手巧的同学还在捆绑处垫一张糖纸，然后用透明的玻璃丝一圈一圈地缠绕，做成一个十分漂亮的炕笤帚。大家摘了一把又一把的笤帚苗，捡了一兜一兜的栗子。累了，老师把大家招呼到山坡背阴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缠绕在山下。大家围成一圈，老师一改在学校里的严厉，动情地为我们大家唱起：“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大家会唱的都随着老师唱起来。那美景，那歌声，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在后来的岁月里，尽管我又走过那么多的山山水水，可就那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

过小礼拜时，我们常去县城玩。在学校关了一周，又不能回连队，周日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去逛县城。咸宁当时的小县城，街道很窄，房子破旧，坑坑洼洼的路连泥带水。小卖铺的摊点一个接一个，街上有不少背着木箱卖冰棍的孩子，他们叫卖着：“哦，冰棒哎！”我们手里的钱很有限，逛到中午饿了就在街上买个大发面饼，饼又香又甜，这对于整天在学校吃糙米的我们无疑是种改善，我们满足极了。但那饼吃到最后，浓浓的糖精味已经有点发苦了。剩下的几分钱，也就够买几颗半透明的黄色粽子形状的硬糖了。有时换换样，买点姜片糖，总之，这足可以解馋了。

说起解馋，我们四处想办法。从北京带的奶糖，妈妈每次给我带够住校两周吃的，说让我一天吃一块，吃到最后一块就可以回连队了。可我总做不到一天只吃一块，而是几天就吃完了。然后我们就随着班里转来的唯一的一个当地女生，去学校后山坡上，挖一种紫红色的草根，放进嘴里酸酸的，味道好极了。后来我们给那种草起名叫“酸根”。在以后多次的郊游中，我都下意识地去找那种酸根，却始终没找到。

四

接下来，我想讲两个令我难忘的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朋友。班里一个女生叫田青，是我在湖北咸宁一落脚就认识的朋友，当时是她妈妈带她来的，她个子不高。因为看着我俩年龄差不多，在等行李的时候，妈妈就和她妈妈聊了起来。一打听，她也要上这所共产主义小学，但当时也是不肯住校，她妈妈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呢。后来她妈妈说要把她先带回连队，以后再说上学的事。他们的连队离我们连十几里也还算挺近的。就这样，大人们相约让我们一起入学，我们也就彼此认识了。

在我入学的第二天，我和田青又见面了。因为有上次在等行李时的最初接触，我们算是认识的。老师把我们的床铺也安排在最近的邻铺，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在收拾床铺时，她妈妈一边忙，一边跟我聊天。她的行李包不大，似乎没什么东西，但她妈妈又从门外提进了一只小木箱，放在了她的床头，占了她三分之一的床位。一问才知道，那是她从北京带了一小箱子的书。那可是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东西了。那个小书箱，在我们当时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宝贝箱，许多神奇美丽的故事就藏在那里面。也许是她看的书多，她非常会讲故事，而且讲得特别好，特别吸引人。每天晚上，大家总要聚集在她的床边，听她讲故事，要不就围在她的小书箱边挑选图书。我们在一起学习、劳动、趴铁轨、进县城，每大周末盼望着回连队。日子过的平常而飞快，一学期又一学期，这个学期很快又结束了，转眼，暑假到了！

然而，就在那年暑假里，那个小书箱的小主人，那个给我们带来过许多美好故事的女孩，在假期中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了。当时我正在做回北京的准备，再开学我就已经在北京了。在最后一次经过咸高时，在收拾我自己住校的行李时，我在她的床边坐了许久。想起我们最初相识，想起我们在一起做作业，一起劳动，一起兴奋地跳上卡车，在卡车穿过桥洞时一起的欢呼，我一下子哭出了声。我又惊又怕，不敢相信田青的死是真的。在我床铺枕头底下，还压着我最后向她借的那本高尔基的《童年》，我哭着把书放在她上了锁的小书箱上。我没能看到后来学校怎样处理这件事，带着对她的思念，带着许多的不解，我随母亲回北京了。

二十几年过去，我们干校的同学第一次聚会时，在彼此认出的惊喜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听她不幸之后的事。原本热闹的聚会被我的问话卡住了似的，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同学们向我叙述了后来的情形：田青的母亲来学校收拾女儿的遗物，同学们都哭出了声。当她母亲去搬小书箱时，那本高尔基的《童年》滑落到地下，她母亲哭着捡起来，并打开了小书箱的小锁，同学们纷纷拿出从那小书箱里借的书，还给她母亲。她母亲一边哭一边把书整齐地码放进小书箱……这时同学们和她母亲的哭声在整个宿舍、整个楼道、整个校园里回荡。这个场景听起来都让人心酸，更何况当时身临其境呢？我想，这位母亲下放劳动的代价也太大了，她又怎能想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从北京带到湖北，就再也没能带回去了呢？

第二件令我难忘的事是我10岁的生日。我的10岁生日是在咸高的共产主义小学度过的。那是一个星期四，虽临近周末，却是一个不能回连队的小礼拜，我掰着手指算着，还要八九天才能见到妈妈。晚上，我钻到蚊帐里写日记，又给爸爸写了一封信。但因为没人知道今天是我的10岁生日，我十分失落。周日，一早就有一个我十分熟悉的阿姨从连队来看我，她说，是妈妈托她来给我补过生日的。我激动极了：妈妈自己身体不好，走不了山路，但仍想着我，惦记着我的生日，还不让二姐来，因为她也还是个孩子，就托了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阿姨来给我补过生日。妈妈想得真是太周到了，妈妈太关心我了。阿姨带我坐上公共汽车，这回可不是逛县城了。我懂事地问阿姨：“我妈给您钱了吗？”阿姨笑了，摸着我的头说：“你妈让我带你过生日，还能不给我钱？放心玩吧，想要什么尽管跟我说吧，好吗？”我这才放心，踏踏实实地享受这一天。阿姨先带我去温泉洗了个热水澡，泡在温暖的水池里我舒服极了，可我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太想妈妈了。阿姨总是阿姨，不能代替妈妈，要是妈妈能和我在这里泡泡温泉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啊？阿姨看见我哭了，紧紧地抱住我，说：“小菲，别哭，一切会好起来的，你只要好好学习，不要让你妈妈再担心你就很好了。你妈妈挺好的，她会照顾好自己，我们也可以帮助她的。”阿姨越哄我，我却越哭得厉害，弄得阿姨很狼狈，我记得她说了一句：“你这小鬼，心真重！”

中午阿姨带我去饭店吃鳜鱼，又买了一个半球形透明的转笔刀，那个转笔刀我珍藏了很多年。下午，阿姨把我送回学校，在学校的小鱼塘边，给我照了一张相，相片至今保存完好无损，那是我在干校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阿姨要回连队了，我托她捎给妈妈一封短信。大意是告诉妈妈我的10岁生日过得很开心，我会好好学习，妈妈要多注意身体。后来，妈妈把我的信又转寄给在河南的爸爸，而且在信里夸我如何懂事。这些是在后来我们都回北京以后我才看到的。

我的10岁生日过得很特殊，虽然不是妈妈亲自为我过的，却包含了妈妈对我深深的爱，这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的生日！

五

连队，在当时就意味着是我们的家，尽管这个家的概念有别于来干校之前北京的那个家，但这里有母亲，有母亲就有温暖，就有爱，就可以包容我所有的委屈和困惑，就可以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所以我们每个大礼拜都盼着回家。

湖北的雨季，雨水特多，泥泞的山路行车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车轱辘上装了铁链子车还是打滑。每次赶上这种天，回连队的计划就要泡汤，大家那个扫兴啊。赶上一个大好天，早早地，连队的敞篷大卡车就来接我们了。大家争先恐后地爬上卡车，甭提多乐了。三四辆卡车浩浩荡荡地，带着我们的欢笑，带着我们的歌声，驶出校门。就在卡车钻过那架铁路桥下时，我们就一起欢呼：“哦！”桥下空洞的回声格外响亮。

一拐出桥洞不久，几辆卡车就分道扬镳了。有的开往汀泗，有的开往向阳湖，我们的车直奔“四五二”（据说“四五二”叫“四五二高地”，是昔日的战场，“汀泗”也是一个战场）。同学们挥手呼喊着：“再见，再见。”

每到我们放假回连队，连队也就放假了，五七战士这一天不出工，妈妈仍要下厨房，二姐就陪我四处闲逛。我们去甘棠买馒头___________，在湖北一天到晚吃糙米，很难得吃一回面食，能去甘棠买馒头，真的就像过节似的。甘棠是个小镇，离我们连队也有几里路呢，我们一路捡着废牙膏皮、废电池什么的，到了甘棠卖了以后，买点糖豆、姜片糖什么的，还真是解馋。

我们住在连队最后一排平房，后面是山坡，坡下就是稻田了。在稻田与稻田之间，有个不大的水坑，用做灌溉水田的蓄水坑，一下雨，水坑里的水就满了。那天我和二姐在那个水坑里洗雨鞋，洗着洗着，一条一尺多长的大鲇鱼游进水坑里，我们欢叫着捉住它。晚上，我们家的煤油灯拨得格外亮，家里飘着好久都没有闻过的香味了。妈妈用煤油炉烧鱼给我们吃，一边吃着从甘棠买来的馒头，一边吃着妈妈烧的鱼，可真香啊！

妈妈最兴奋的事是爸爸来信了。妈妈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就开始写回信，信写得很长，但没让我们看过。妈妈写完信，又缝包裹，这是要给爸爸寄的包裹，有劳动手套、劳动服、妈妈织的围巾，还有我们的作业、二姐的手工。妈妈缝得很晚，我使劲睁着眼睛不使自己睡着，我想象着爸爸接到包裹时的情形，想着爸爸看我的信和我的作文时的表情，我的眼睛又湿润了。

和妈妈一批来的都是老弱病残。也有一些当时定为“牛鬼蛇神”的人。我印象中的他们，整天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我记得有一个被打成“地主婆”的高个老太太，好像挺喜欢看我给大家跳舞，而且是偷偷地看。有一次，她悄悄地把一大块巧克力塞进我手，并示意我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很馋，赶快吃了，但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只是告诉我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却并没有说因为她是地主婆。

连队最热闹的是过年，包饺子，摇元宵，会餐，演节目，看电影。我们小孩子兴奋地穿梭在大人之间，看他们笑，看他们唱啊跳啊，看他们醉酒，看他们乐极生悲地哭。在连队我们还经常看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地道战》《地雷战》，反反复复。我们为了新奇，有时特意到银幕的背面看反电影。我们可以大段大段背电影里的对白，电影里刚说上句，我们就马上接了下句。

连队参加了全干校的首届什么代表大会，记不清了，却清楚地记得演出时敲锣打鼓唱的歌：“二月里庆公报，庆公报呀庆公报，向阳湖畔歌声高，歌声高啊歌声高，我校的首届两代会，召开了！五七战士心欢笑，心欢笑心欢笑……凯歌阵阵高，锣鼓声声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送喜报呀么嘿……”

六

我们是1971年夏回北京的。结束了一年半多的干校生活，回北京后上学的几年作文课上，我都在写干校的老师、同学，干校的山山水水。老师都给我判“优”，而且经常让我在班里念我的作文。有的同学说：“真能编，还给优呢！”我却决不申辩。因为，这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一段难忘的回忆。每每想到在那岁月里发生的一切，我就十分地感动。没有经历过那样岁月的人当然不会理解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干校的几个同学发起，非常费力地一一找到了我们干校的这批在北京的同学，于是，就有了一次次令人兴奋的聚会。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为人妻，为人母，但对往事的回忆依然那么动情，我们都把自己这段经历告诉自己的先生、孩子，当我把我写的这段回忆给孩子看时，他仿佛在看童话……

三十多年前那一年半的锻炼，一年半特殊环境的寄宿生活，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如果有机会，我真想重新踏上那块土地，重新去找我那难忘的童年。